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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追缴中国被日军劫掠的图书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为了索回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在香港寄存而被掠走的图书,中国的图书馆界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线索、证据,何多源在1946年5月14日致袁同礼的信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透过该信札的内容,我们得以将日军掠夺我国图书的卑劣行径揭露出来,同时也为中国索还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