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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尽管蜷缩在车里十分疲倦，我们两人还努力突出政治，坚持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直到把“大红旗”押送到南宁。
在外交部地区司和驻外使馆工作，不乏出差的机会，一般出差都同接待外宾有关，但也不尽如此。我个人就曾有过几次别样的出差。
担任汽车押运员
大约在1968年初，外交部决定为我国驻苏联、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国大使配备国产红旗牌轿车。那年冬天我从驻越使馆回国休假，部里总务司供应处便让我和同在国内休假的驻越使馆工勤班的小孙同志一起，把车护送到使馆，所谓护送就是押运。供应处的同志交代说，他们负责把车送到北京广安门货车站，用吊车把轿车固定在敞蓬货车车厢上，我们两人就坐在轿车里，到广西南宁后把车卸下。届时使馆会派司机来接我们，他们再从南宁把车开到河内。供应处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面包、炼乳和香肠，供沿途食用。同时强调说，由于货车是与客车编成一列，各车站停车的时间长短不一，让我们利用停车的空隙，尽量争取到饭馆去吃些热饭，部里给实报实销。此外还借给我们一个暖水瓶和每人一件棉大衣。
动身那天，我们先到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库房去取车。小孙刚刚结婚，新娘也要到车站送行。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我让新婚夫妇一起坐在后排首长的座位上，我则坐在前排司机旁边，就是通常首长警卫或秘书的坐位上。那时北京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乘坐这种红旗牌轿车，行驶在路上十分显眼和威风，各路口一律为红旗牌轿车开绿灯。当我们经过西单十字路口时，警察一个劲地往车窗里看，想知道里面坐的是哪位首长，尽管没看清楚，但还是挺直了腰板给我们行了个大礼。
部里给的是大型轿车，有两排座。列车开动后，我和小孙每人各坐一排。累的时候还可以躺下，只是长度不够，不能把腿完全伸开。由于货车车厢距离客车很远，每当停车时，既听不见广播，也看不见什么地名标志，根本不知道是哪个车站和停车多长时间，自然也不敢下车，更不可能到饭馆去吃饭。否则列车开动后，把我们甩下，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我们就靠供应处发给的面包、炼乳和香肠走完了三天两夜的行程。每当停车时，我们最急于完成的两件事就是找地方打开水和“方便”一下。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尽管蜷缩在车里十分疲倦，我们两人还努力突出政治，坚持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直到把“大红旗”押送到南宁。
内宾享受外宾接待
1974年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阮友寿在出访亚非国家后，经北京回国。为体现我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坚决支持，部领导经请示中央，决定对阮友寿一行给予高规格接待。按照接待计划，亚洲司一位副司长带领我和礼宾司一名干部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迎接。总的说来，任务完成的很顺利，新疆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同志出面宴请了客人，气氛热情友好。在乌鲁木齐，我们还争取中午的时间到百货公司看了看，想買点什么新疆特产。谁知那里的供应比北京更困难，买东西都要凭票证不说，即使有票证也不一定有货。只见货柜上用红绿彩纸贴着告示，上面写着“白糖红糖都没有”，“香皂肥皂都没有”，意在告诉人们不要白花时间排队。
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虽然部里派了三叉戟专机去接客人，但临去时我们三人则须乘坐班机，中途还要在兰州和哈密降落两次，而且要在兰州过夜。甘肃省外办对来自外交部的人极为热情。亚洲司副司长问他们都接待过哪些国家的外宾，外办负责人坦率地说还没有接待过外宾。于是他们便把我们三人当作“外宾”来接待。
除了安排参观、宴请外，还请我们到体育场观看了一场杂技表演。一般说来，请客人在体育场主席台就坐，规格便已经很高了。但外办的同志感到那样还不够高，于是在圆形的体育场里特意为我们摆放了一张长桌，上面铺有白桌布，放有茶杯。演员们便在我们身旁表演，让四周看台上的观众一边看表演，一边看我们，弄的我们三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既尴尬又难受，就这样一分一秒地一直熬到了演出结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甘肃省外办的同志，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次难忘的出差感受。
越南南方解放区之行
1974年6月，我作为部里亚洲司翻译，随同我国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大使王若杰，前往越南南方解放区，参加该政府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于1969年6月。它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
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越南抗美斗争更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它并没有固定的驻地和办公处所，其主要官员也都是越南共产党的干部，一切活动均接受越南北方的领导。王若杰大使是从部队调来的老同志，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前曾担任过驻也门大使。现在虽身为特命全权大使，却无法赴任，又不能兼任其它职务，平时只好呆在家里，只是偶尔到亚洲司看看文件，或参加一些与越南有关的外事活动。
1973年，王大使曾去越南南方解放区参加过临时革命政府成立4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是第二次。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仍十分激烈，南方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北方经过美国飞机近10年的狂轰滥炸，道路交通已被严重破坏，沿途遍布弹坑，美国飞机还会经常进行空袭。乘车前往南方解放区无疑是一个十分艰苦和危险的行程。但这些困难对身经百战的王大使来说算不了什么。60年代在驻越使馆工作时，我也曾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不知钻过多少次防空洞，而且年轻力壮，去一趟南方自然也不成问题。比较难办的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苏联大使的关系。
当时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国家不过五六十个，因为条件艰苦，所以被邀请前往参加庆祝活动的大使没有几个。为体现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强有力支持，越方同时邀请了中国和苏联大使。但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中方既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拒绝参加任何带有“社会主义阵营”色彩的活动。然而在战争环境下，越方没有能力分别安排中、苏大使单独前往。为避免尴尬局面的发生，只能再请几位别国大使同行。为了冲淡“社会主义阵营”的色彩，越方又增请了缅甸和阿尔及利亚大使。由于中国同苏联毕竟还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增加了两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共同前往，这样中方就不好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但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始终注意体现鲜明的反修立场，王大使未同苏联大使说过一句话，未打过一个招呼。当时每位大使乘坐的都是吉普车，但中方拒绝乘坐苏式“嘎斯69”吉普车。越方只好临时找来一辆中国援助的北京吉普，供王大使乘坐。那时的北京吉普质量尚未过关，不仅弹性差，开起来颠簸厉害，而且车门关不严，每开一段路，车门便会松动，自行打开。越方随行人员只好临时找来一根橡胶带，把车门绑上，样子十分难看。四辆吉普车编成一个车队，尽管我们努力体现出不亢不卑的态度，但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都显得十分逊色，内心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
时隔40多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外国朋友的高度赞扬。中国也成为了生产汽车的大国，当年乘坐北京吉普的尴尬局面再也不会出现。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官的体面和光荣。
担任采购员
80年代初，由于中越关系空前紧张，两国间的水陆和空中交通全部中断，越南经济又极度困难，市场物资奇缺，给外交使团提供的生活必需品根本无法满足需要。我国驻越使馆的后勤供应便遇到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同意使馆到泰国曼谷采购肉类、鸡和鲜虾等宴会用物品和部分粮食，大约一个多月一次。这样的任务主要是由使馆办公室的同志承担。当时我在使馆任研究室主任。
一次，使馆领导派我去曼谷同驻泰使馆研究室做些交流，顺便为使馆采购。驻泰使馆管理员老边同志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返回河内的当天清晨5点多，他便起床，和我一起步行到附近的早市场购买鸡腿、鲜虾等物品，然后按以往的做法，用出租三轮车把购买的东西运回使馆，立即放进厨房的冰柜，几小时后便会冻成硬块，待下午我动身时再将它们装进信使用的帆布大外交邮袋，迅速赶往机场办理托运手续。曼谷至河内大约要飞一个多小时，下飞机后再快速把东西运回驻越使馆，装进我们的冰柜。不巧的是，那天驻泰使馆的冰柜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我们采购的东西只得放在冰柜上层。直到我动身时，采购的东西还没有冻硬，只好硬着头皮装进邮袋。曼谷常年是高温天气，一般都在摄氏34—37度。等我们到达机场办托运手续时，只见大邮袋里直往外流淌血水，弄得机场大厅满地皆是，场面十分狼狈。回到河内后，把邮袋打开，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变臭，只好挖坑掩埋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采购任务宣告失败。
外交官小知识：
外交官分为特命全权大使：是等级最高的外交代表，原为君主制国家中一国君主向另一国君主派出的全权代表，对外代表君主本人，享有极大的决定权。后成为国家首脑之间互派的最高外交代表。
特命全权公使：等级低于大使的外交代表。原为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向共和制国家的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后演变为大国向小国派出的外交代表。
代办：大使或公使不在任所时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原意为大使或公使不在任所時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后在维也纳会议中被规定为等级最低的外交代表。相当于一国外交部向另一国外交部派出的使节。
武官：代表本国武装部队，与驻在国武装部队进行联系的外交人员。武官的任命需要得到驻在国的同意。
公使：大使馆中的官员级别，区别于担任外交代表机构首脑的特命全权公使。
参赞和专员：与驻在国有关部门保持联系和进行交涉的专业外交人员，如商务参赞、文化参赞、新闻专员、农业专员等。
以及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等。
在外交部地区司和驻外使馆工作，不乏出差的机会，一般出差都同接待外宾有关，但也不尽如此。我个人就曾有过几次别样的出差。
担任汽车押运员
大约在1968年初，外交部决定为我国驻苏联、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国大使配备国产红旗牌轿车。那年冬天我从驻越使馆回国休假，部里总务司供应处便让我和同在国内休假的驻越使馆工勤班的小孙同志一起，把车护送到使馆，所谓护送就是押运。供应处的同志交代说，他们负责把车送到北京广安门货车站，用吊车把轿车固定在敞蓬货车车厢上，我们两人就坐在轿车里，到广西南宁后把车卸下。届时使馆会派司机来接我们，他们再从南宁把车开到河内。供应处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面包、炼乳和香肠，供沿途食用。同时强调说，由于货车是与客车编成一列，各车站停车的时间长短不一，让我们利用停车的空隙，尽量争取到饭馆去吃些热饭，部里给实报实销。此外还借给我们一个暖水瓶和每人一件棉大衣。
动身那天，我们先到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库房去取车。小孙刚刚结婚，新娘也要到车站送行。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我让新婚夫妇一起坐在后排首长的座位上，我则坐在前排司机旁边，就是通常首长警卫或秘书的坐位上。那时北京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乘坐这种红旗牌轿车，行驶在路上十分显眼和威风，各路口一律为红旗牌轿车开绿灯。当我们经过西单十字路口时，警察一个劲地往车窗里看，想知道里面坐的是哪位首长，尽管没看清楚，但还是挺直了腰板给我们行了个大礼。
部里给的是大型轿车，有两排座。列车开动后，我和小孙每人各坐一排。累的时候还可以躺下，只是长度不够，不能把腿完全伸开。由于货车车厢距离客车很远，每当停车时，既听不见广播，也看不见什么地名标志，根本不知道是哪个车站和停车多长时间，自然也不敢下车，更不可能到饭馆去吃饭。否则列车开动后，把我们甩下，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我们就靠供应处发给的面包、炼乳和香肠走完了三天两夜的行程。每当停车时，我们最急于完成的两件事就是找地方打开水和“方便”一下。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尽管蜷缩在车里十分疲倦，我们两人还努力突出政治，坚持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直到把“大红旗”押送到南宁。
内宾享受外宾接待
1974年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阮友寿在出访亚非国家后，经北京回国。为体现我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坚决支持，部领导经请示中央，决定对阮友寿一行给予高规格接待。按照接待计划，亚洲司一位副司长带领我和礼宾司一名干部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迎接。总的说来，任务完成的很顺利，新疆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同志出面宴请了客人，气氛热情友好。在乌鲁木齐，我们还争取中午的时间到百货公司看了看，想買点什么新疆特产。谁知那里的供应比北京更困难，买东西都要凭票证不说，即使有票证也不一定有货。只见货柜上用红绿彩纸贴着告示，上面写着“白糖红糖都没有”，“香皂肥皂都没有”，意在告诉人们不要白花时间排队。
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虽然部里派了三叉戟专机去接客人，但临去时我们三人则须乘坐班机，中途还要在兰州和哈密降落两次，而且要在兰州过夜。甘肃省外办对来自外交部的人极为热情。亚洲司副司长问他们都接待过哪些国家的外宾，外办负责人坦率地说还没有接待过外宾。于是他们便把我们三人当作“外宾”来接待。
除了安排参观、宴请外，还请我们到体育场观看了一场杂技表演。一般说来，请客人在体育场主席台就坐，规格便已经很高了。但外办的同志感到那样还不够高，于是在圆形的体育场里特意为我们摆放了一张长桌，上面铺有白桌布，放有茶杯。演员们便在我们身旁表演，让四周看台上的观众一边看表演，一边看我们，弄的我们三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既尴尬又难受，就这样一分一秒地一直熬到了演出结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甘肃省外办的同志，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次难忘的出差感受。
越南南方解放区之行
1974年6月，我作为部里亚洲司翻译，随同我国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大使王若杰，前往越南南方解放区，参加该政府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于1969年6月。它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
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越南抗美斗争更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它并没有固定的驻地和办公处所，其主要官员也都是越南共产党的干部，一切活动均接受越南北方的领导。王若杰大使是从部队调来的老同志，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前曾担任过驻也门大使。现在虽身为特命全权大使，却无法赴任，又不能兼任其它职务，平时只好呆在家里，只是偶尔到亚洲司看看文件，或参加一些与越南有关的外事活动。
1973年，王大使曾去越南南方解放区参加过临时革命政府成立4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是第二次。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仍十分激烈，南方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北方经过美国飞机近10年的狂轰滥炸，道路交通已被严重破坏，沿途遍布弹坑，美国飞机还会经常进行空袭。乘车前往南方解放区无疑是一个十分艰苦和危险的行程。但这些困难对身经百战的王大使来说算不了什么。60年代在驻越使馆工作时，我也曾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不知钻过多少次防空洞，而且年轻力壮，去一趟南方自然也不成问题。比较难办的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苏联大使的关系。
当时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国家不过五六十个，因为条件艰苦，所以被邀请前往参加庆祝活动的大使没有几个。为体现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强有力支持，越方同时邀请了中国和苏联大使。但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中方既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拒绝参加任何带有“社会主义阵营”色彩的活动。然而在战争环境下，越方没有能力分别安排中、苏大使单独前往。为避免尴尬局面的发生，只能再请几位别国大使同行。为了冲淡“社会主义阵营”的色彩，越方又增请了缅甸和阿尔及利亚大使。由于中国同苏联毕竟还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增加了两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共同前往，这样中方就不好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但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始终注意体现鲜明的反修立场，王大使未同苏联大使说过一句话，未打过一个招呼。当时每位大使乘坐的都是吉普车，但中方拒绝乘坐苏式“嘎斯69”吉普车。越方只好临时找来一辆中国援助的北京吉普，供王大使乘坐。那时的北京吉普质量尚未过关，不仅弹性差，开起来颠簸厉害，而且车门关不严，每开一段路，车门便会松动，自行打开。越方随行人员只好临时找来一根橡胶带，把车门绑上，样子十分难看。四辆吉普车编成一个车队，尽管我们努力体现出不亢不卑的态度，但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都显得十分逊色，内心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
时隔40多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外国朋友的高度赞扬。中国也成为了生产汽车的大国，当年乘坐北京吉普的尴尬局面再也不会出现。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官的体面和光荣。
担任采购员
80年代初，由于中越关系空前紧张，两国间的水陆和空中交通全部中断，越南经济又极度困难，市场物资奇缺，给外交使团提供的生活必需品根本无法满足需要。我国驻越使馆的后勤供应便遇到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同意使馆到泰国曼谷采购肉类、鸡和鲜虾等宴会用物品和部分粮食，大约一个多月一次。这样的任务主要是由使馆办公室的同志承担。当时我在使馆任研究室主任。
一次，使馆领导派我去曼谷同驻泰使馆研究室做些交流，顺便为使馆采购。驻泰使馆管理员老边同志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返回河内的当天清晨5点多，他便起床，和我一起步行到附近的早市场购买鸡腿、鲜虾等物品，然后按以往的做法，用出租三轮车把购买的东西运回使馆，立即放进厨房的冰柜，几小时后便会冻成硬块，待下午我动身时再将它们装进信使用的帆布大外交邮袋，迅速赶往机场办理托运手续。曼谷至河内大约要飞一个多小时，下飞机后再快速把东西运回驻越使馆，装进我们的冰柜。不巧的是，那天驻泰使馆的冰柜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我们采购的东西只得放在冰柜上层。直到我动身时，采购的东西还没有冻硬，只好硬着头皮装进邮袋。曼谷常年是高温天气，一般都在摄氏34—37度。等我们到达机场办托运手续时，只见大邮袋里直往外流淌血水，弄得机场大厅满地皆是，场面十分狼狈。回到河内后，把邮袋打开，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变臭，只好挖坑掩埋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采购任务宣告失败。
外交官小知识：
外交官分为特命全权大使：是等级最高的外交代表，原为君主制国家中一国君主向另一国君主派出的全权代表，对外代表君主本人，享有极大的决定权。后成为国家首脑之间互派的最高外交代表。
特命全权公使：等级低于大使的外交代表。原为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向共和制国家的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后演变为大国向小国派出的外交代表。
代办：大使或公使不在任所时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原意为大使或公使不在任所時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后在维也纳会议中被规定为等级最低的外交代表。相当于一国外交部向另一国外交部派出的使节。
武官：代表本国武装部队，与驻在国武装部队进行联系的外交人员。武官的任命需要得到驻在国的同意。
公使：大使馆中的官员级别，区别于担任外交代表机构首脑的特命全权公使。
参赞和专员：与驻在国有关部门保持联系和进行交涉的专业外交人员，如商务参赞、文化参赞、新闻专员、农业专员等。
以及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