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杜如昱　韩玲
　　我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前，向前走一步即将与历史为伍，但当我转过身来时，看到的却是亲人的眼睛，孩子的笑脸，大夫们疲倦的面容，患者期盼的眼神，和在蓝天白云下那熟悉的8个大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是我的丈夫杜如昱经常梦到的一个场景，如今他离开我已经整整两年了。
　　那天看电视，无意又看到乐团在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英雄》。如昱说过，他死后不需要哀乐陪伴，要踏着进行曲继续前行。我听了他的，选择用《英雄》伴他远行，如今又偶然听到，岁月又将我拉回到与如昱相伴的记忆中。
　　1954年，如昱进入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自此在人民医院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半个世纪。1983年至1998年间，如昱担任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他在这把椅子上坐了15年。15年的光阴不算长，但人民医院在这段时间却与国家一起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如昱个人的经历和这个时代的脉搏在一起跳动着，像心电图的显示屏，每一次跳动都会有一次波峰出现。屈指一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路，如昱与他所爱的人民医院正好走完了一半。
　　历史的机遇把他推到了院长的位置，历史也似乎特别垂青他，给了他一个乱摊子。这个当年名医扎堆、声名赫赫，一度由北洋政府总理兼任院董的医院，求医者中不乏高官、名人。而1983年的人民医院，经过“文革”的浩劫，全院职工一度锐减到区区600余人、床位三百多张。这还不够，1976年大地震使医院建筑结构遭受“粉碎性骨折”，1982年的大火又烧去医院大楼的顶层，医院被迫停业长达一年半。别人看是乱摊子，如昱却看作机遇。他天生便乐于接受挑战。
　　万事起头难，如昱努力用平常心对待，他明白，人、人材是创造事业的基础。他总说：“要让我们的医务人员摆脱贫困，不要再去排队买‘撮堆儿’卖的烂白菜，他们才会有心思去搞事业。”当普通员工遭遇困难、蒙受冤屈，甚至遭到解雇（那时叫开除，有的还戴着诸如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如昱定要施以援手。这不仅要有同情心，更需要勇气，处理这些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旧账，往往会冒犯人，会违反政策。如昱对此从没有顾虑，这就是他的天_生。
　　说到发展，有些小事，今天回想起来也会让人捧腹。当时，人民医院后楼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作职工宿舍，不少人连家带口住在里面。楼一共有4层，每层有一个公厕，这些公厕居然被如昱下令隔层改成实验室。有人若碰巧内急，那就得麻烦一些，跑上跑下找厕所，难怪一些人调侃说：院长只管吃不管拉。如昱对这些尖刻的批评一笑置之，他看到的是这些“厕所实验室”正培养着人民医院急需的栋梁之材。
　　在变革的时代，人民医院发展面临的方方面面难题中最难的恐怕还是“人”。在发展方向上、人事上、行政上，医、教、研各方面都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尖锐的对立，局外人有时也嗅得出来。如昱始终胸怀坦荡，他信奉一个原则：不求同心，但求同德。待人处事坚持宽容的态度，他不大会用计谋，也许是不耻去用，他的缺点和优点一样鲜明，毫無保留地摆在大家面前。所以，他不是卓尔不群的那种人，相反，他热爱生活，乐于和大家在一起。他爱打球，经常和职工一起自拉自唱排练京剧。早年你还可以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跨栏背心在医院后院与人下象棋，正是这种亲和力使得大家愿意与他共事。
　　做为医生，如昱并没有做死板的书呆子，他努力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抗震救灾、下乡巡回医疗、基层办学，哪样也少不了他。记得“文革”后期，医院要遣散大批医务人员去大西北下基层，搞得人人自危。那时还是外科主任的如昱倒挺达观，他甚至在会上说：“乡下挺好，风景美丽，空气新鲜，人叉淳朴，没有什么可怕”。但是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敢接这个茬儿。那时候他的处境并不大妙，虽然只是普通的外科医生，头上却戴了一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孝子贤孙的帽子。如昱就是如此，凡事总会看到光明面。有人说：“杜院长好比一员福将，总能逢凶化吉。”我想也许真有那么一点。
　　74年往事不会如烟，与如昱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我生活的全部动力。对生命，我们算的是加法，多活一天，增一天寿，我们就多享受一天我们之间的爱。与癌症拼搏的最后4年，我俩仍是巨人，没被它打倒。如昱走后，我算的是减法，走过一天，我便距如昱近一天，我仍可以微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