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墓园，从小就不陌生。因为打我记事起，就生活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一个名叫万金山的小镇上。那儿离苏联边境不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六十八位烈士，就安葬在我家前面的一片广袤松林里，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珍宝岛烈士陵园”。我们在小学课本或连环画册上读过的战斗英雄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烈士，皆安息于此陵园。每逢清明节，老师都会带领我们这些小学生去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并在那里进行新队员的入队宣誓。那一天，烈士们的家属也会从全国各地赶来扫墓和凭吊，冷清的墓地一下子变成花圈的海洋。幽暗的森林，起伏的松涛，童稚的誓言，庄严的墓地和铺天盖地的花圈，几乎就是我少年时代最初接受的关于死亡的美学教育。
　　那时的我， 对于墓园虽然有一种超出日常的神秘感受，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既好奇又害怕，既接近又逃避，平时一个人是不敢来这种地方的。人就是这样，越是感到好奇和恐惧，越想跃跃欲试。当我青涩的生命还无力承受真实的死亡带来的冰冷和肃穆时， 想象便展开了翅膀，飞过墓地，飞出园林，落在每一朵花，每一片云，每一种充满活力的事物上， 仿佛那些死去的人只是隐身在那些事物上面，永远不会腐烂和消失。想到这么残酷的死亡都能蕴含生机，就不再令人感到绝望，这也许是丰富的想象力带给一个少年的现实安慰吧。
　　坎贝尔说：“假如生命被肯定，死亡便无法被否定。”生命的成长，就是不断地走近死亡，最后将生与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少时的恐惧和逃避，是由于心智还没有成熟，不能领悟生的真谛，自然也无法审视死的结局。而自由奔驰的想象力，缓解了生与死的对立，在两个处于极端的壁垒间洒下光线，使其相互照见，相互依存，让人看到神的美意，看到生命形式的诗性转换闪烁在人世间的永恒之爱。
　　2014年我已是人到中年， 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10月决定去欧洲旅行， 并试图在异国他乡的游走中换一种心境，或者说，换一种活法。在罗马期间，我以充裕的时间参观了那些著名的大教堂、博物馆、斗兽场、废墟、广场、喷
　　泉等，感觉整个人被充实，被打开。特别是在西班牙广场旁参观了“济慈雪莱拜伦纪念馆”后，大获裨益。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楼里，不但观赏到英国英年早逝的诗人济慈、雪莱和拜伦的手迹及一些遗物， 还饱览了英国代表性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罗伯特·勃朗宁、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纪念品、书信、手稿和绘画，极其珍贵。之后得知，济慈和雪莱的墓地，就在罗马城中的新教徒公墓，便临时起意，第二天去清静的墓园走一走。
　　记得那天天色阴郁，我一个人乘坐地铁，按照罗马城中著名的银色金字塔标志，找到了墓园的入口。这个金字塔是古罗马保民官卡约·切斯蒂乌于公元前十八年为自己修建的坟墓，现在成为这座公墓的“地标性建筑”。
　　墓园里人迹稀少，几只猫在墓地蹿来蹿去，仿佛忠诚的守灵者。不远处有个30多岁的女人在擦洗一座墓碑，大约是墓园管理人员。因为整个墓园只有我们两个大活人，安静得有些过分，所以当我看向她时，发现她也抬起头看着我。远远对视了几秒钟后，我心里有些发毛，因为她的眼圈涂得太重了，在偌大的墓园中，黑漆漆地望着我，使我感到有种莫名的诡异气氛。稍后一想，还是在心理上对这座埋有4000多人的墓园有些紧张吧。好在此时又进来两位外国游客，我赶紧收回目光，随他们一起向墓园深处走去。
　　实际上，罗马新教徒公墓非但不使人恐惧，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十大公墓之一。这个以埋葬流亡当地的新教徒闻名且至今仍在使用的古老墓地，鲜花簇拥，塑像林立，碑文隽永，荟萃了雕塑艺术、园艺景观、铭文碑刻、宗教信仰、人生故事于一园，是一座最有人情味、最具包容性的公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信仰天主教的罗马城，非天主教徒死亡后按规定不能葬在罗马公墓，这使得十八世纪以后，或公干或旅游或热爱文学艺术而客居意大利的外国异教徒，死后无处埋葬，又不便将遗体运回国内，于是，这些人就被临时掩埋于古墓的金字塔脚下。随着埋葬的人数越来越多，罗马当局索性在墓地周围划出一片空地，成为一个正式的墓园，被称为“新教徒公墓”。后来，除新教徒外，东正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甚至是不信教的人，只要在罗马逝世都安葬在这里。这些主要来自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希腊等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生前大多是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演员、学者、科学家、外交官、旅行家等知识界、文艺界精英。可以说，罗马新教徒墓园，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体的长眠之地”。“人们会因此爱上死亡，为了可以被埋葬在这个甜蜜的地方。”诗人雪莱在爱琴海溺亡之前曾这样写道，随后，他如愿被葬在了这里。
　　墓地安静美丽， 耸入云霄的松柏上传出云雀和乌鸦的交互鸣唱，打破空寂。地面声息全无，鲜花遍布。没多久，我就在两个不同的角落里找到英国诗人济慈、雪莱的墓碑。济慈是和他的小儿子及好友赛文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他生前为自己撰写的铭文： 这里安息着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雪莱的墓碑上刻着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三行诗句：他的一切并没有消失，只是经历过海的变异，已变得丰富而神奇。
　　济慈、雪莱、拜伦生前因为诗歌的缘故，精神上相互敬慕珍惜，形伴迹随。1814年，19岁的济慈就给当时已名满欧洲的拜伦写了一首诗《致拜伦》，“拜伦———你的歌声那么甜蜜，叫人心里生出温情。”1816年，拜伦离开英国，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结识流亡诗人雪莱， 两人一见如故，结伴而游，后旅居意大利。济慈听闻后，拖着病躯也来到意大利，不幸却于1821年客死罗马。同年6月，雪莱为济慈写下深情的悼诗《阿多尼》。次年7月，雪莱溺海而亡，他的口袋里装着的是济慈的小诗集。拜伦在海边火葬了挚友雪萊， 并按照雪莱的遗愿， 将骨灰安葬在罗马新教徒墓园。1824年4月9日， 拜伦在致力于希腊独立运动时遇雨受寒，19日去世。希腊独立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全国哀悼三天。6月29日拜伦灵柩运抵伦敦，葬于纽斯台德附近的赫克诺尔。
　　三位浪漫主义诗人皆是英年早逝， 济慈活了25岁，雪莱活了29岁，拜伦活了36岁。三人死时都远离英伦，生前都曾遭受英国评论界的排斥，被称为撒旦派。特别是济慈，由于生前备受排挤打击，加之疾病缠身，精神抑郁，几度想自杀，甚至在墓碑上都不愿刻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死后却都声誉大振，诗名流芳百世，成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生前颠沛流离，辗转追随，死后鬼使神差被安置在同一个纪念馆里供后人瞻仰， 永远不再分开。而雪莱死后也如愿与济慈葬在同一座墓园里，更是永伴长眠。难怪雪莱说，人们会因此爱上死亡。
　　离开济慈与雪莱的墓碑后，仍然舍不得走，于是，一个人在墓园中流连徜徉起来。整个上午，我都在与逝者交谈，挨个看每块墓碑， 居然还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颇感意外。偶尔有人捧着鲜花，安放在某个墓碑前，然后静静地站上一会儿，悄然离去。还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坐在台阶上看看书、聊聊天就走了，仿佛这里是一个公园。说来也奇怪，一个人在墓园里待了一上午，竟然一点没害怕，这表明我与这些逝者建立了一个愉快的磁场，一种爱在传递，一场交流超越了话语。想到《圣经》上那句“爱是恒久忍耐”，突然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去，而是全体进入无尽的沉默与忍耐之中，为生者留出了空间。罗马新教徒墓园，给我的感受与以往所有见过的墓园迥然不同。因为在这里，死与生同样美好，同样安详，灵魂的交汇从未停止。少年时凭借想象去解释的问题，在这座墓园中找到了真实的答案。
　　回国后，心中时常萦绕着那座墓园。那些趣味横生的碑文，著名的悲伤天使雕像，高耸的团扇形松树，遍地盛开的鲜花，造型各异的墓冢，以及幽灵般出没的野猫……身体回来了，心灵仍在旅行。三个月后，即2015年1月7日，我拿起笔不到半小时， 写下了这首《无尽的长眠有如忍耐》，心中才有了些许宽慰。
　　附：
　　无尽的长眠有如忍耐
　　整个上午，罗马新教徒墓园中的三只猫
　　和我一样踯躅、伫立、蹑手蹑脚。
　　它们比我更轻、更轻地踩向
　　这片虚无之地，仿佛为我探路。
　　男人在睡觉。女人在睡觉。小孩在睡觉。
　　被雕的天使也垂敛了羽翼，引颈入梦。
　　这无尽的长眠呵，有如忍耐
　　清晨翻然醒来的万物。
　　云雀清亮，乌鸦喑哑，
　　新的一天它们各有表述。
　　鲜花开得哀而不伤，松树
　　覆于其上，高展静穆之姿。
　　我前来拜谒的诗人———济慈和雪莱
　　已化身为崭新的蕨类植物，随风摆动。
　　雪女，本名胥永珍。诗人、作家、摄影师。1960年代生于山东，现居合肥。诗歌、散文、评论等作品散见各报刊及网络平台，被选入多种选本。出版散文集《云窗纪事》，诗集《无尽的长眠有如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