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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经济学创立人之一，约翰·罗杰斯·康芒斯饱受命运捉弄，但在尝遍人生疾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制度对于经济的重要性，遂将经济研究的聚焦点，拓宽到了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
康芒斯这样一个学派创始人，却是一个学习不好、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又不安分的离经叛道之人。但值得玩味的是，他一生所追求和研究的是制度的约束。
狂热的运动分子
南北战争时期，康芒斯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印刷厂的小业主。
进入大学后，康芒斯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20岁的他是带着“社会使命”进入大学的，其父是一支基督教中支持废奴教会的教徒，早在南北战争前100年，这个教会就开始关注“废奴”运动。
源自于家庭的信仰，康芒斯从小就对诸多社会问题耳濡目染，甚至其一家就是帮助美国南方的奴隶逃亡至北方的“中转站”。
而奥柏林学院让康芒斯更加如鱼得水，该学院早在1835年就已决定录取黑人学生，1837年开始实行男女混合教育，这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早一个多世纪。在废奴运动中，奥柏林学院也是“地下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这一时期的经历，让康芒斯理所应当地投靠了“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阵营，在当时美国并行的自由与平等两大主流思想的对垒中，他选择了后者。主张平等优先的人，呼吁限制托拉斯，反对特权，消除腐败，盯紧那些强盗大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正是源于对制度约束的渴求，彼时的康芒斯形成了其“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早期雏形。不过，由于过多的社会事务，康芒斯没有顺利地结束自己的学业。
对一般人而言，随着社会的砥砺，青春岁月的坚持往往沦为教育下一代的血泪史。然而康芒斯却恰恰相反，与学生时代的锋芒毕露相比，直到不惑之年的他，仍热衷于社会运动。他一度被视为激进分子，甚至连累上司被离职，得罪学校董事。他甚至还多次因过于沉迷社会运动而失去工作，以致生活颠沛流离。
更无奈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幸。康芒斯夫妇先后失去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患上了偏执狂。而康芒斯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
但是康芒斯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与饱受折磨的命运过多纠缠，这一时期虽然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是思想的平静，让他孕育出了《财富与分配》、《比例与代表》等著作。
由于深耕底层的深厚阅历，康芒斯切身体会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聚焦点也因此更加偏向了对于法律制度的诉求。他把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量，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奠基制度经济学
1904年，威斯康辛大学给康芒斯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岗位，专门讲授劳工经济学。该校是威斯康辛州政治改革的中心。运动与学术紧密结合的威斯康辛大学使康芒斯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自此，康芒斯的工作不再变动，进入了人生中最多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在威斯康辛大学，康芒斯的工作围绕两个方面展开：运动、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由此及彼。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康芒斯的著作陆续出版，加之其持续参与社会改革事务，他已经逐渐成为威斯康辛州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负责起草了威斯康辛州《产业委员会条例》，同时为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领导的联邦产业关系委员会指导并解决美国日益突出的劳资关系问题。
1917年，康芒斯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年度主席，标志着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承认。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由于面临战争，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加强，社会保障、反托拉斯法等进步主义者的多项主张已成为现实。但战争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美国国内的多项改革不了了之，进步运动走到了尽头。
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康芒斯将这一成就与英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思考。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重新界定财产、自由、价值等基本概念，这是美国不同于英德的特色崛起之路。
1934年，康芒斯的集大成之作《制度经济学》发表，这是康芒斯一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代表了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
康芒斯的理论核心是他关于“交易”的论证。他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产权分析的最小单位，替代了此前经济学以商品为分析单位的做法。
所谓交易，不是指物品的转移，而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转移有三种类型：谈判型、管理型和配给型。所谓谈判型，就是基于市场行为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管理型，就是基于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配给型，就是基于“集体上级”（如政府）法规决定的所有权转移方式。
按照这一思路，康芒斯的“离经叛道”终于自圆其说。他所反对的经济学，是只研究市场交易而不研究公司内部交易，“制度经济学”则打通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至二战德国宣布投降时，康芒斯也结束了其“不安分”的一生。作为一名“行动派”，康芒斯身处社会剧变，林肯时代到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正是其逐步树立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期，经济腾飞为康芒斯提供了大量素材。
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康芒斯将经济学带出了自说自话的“误区”，开始通过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经济学问题，并为新制度学派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营养。
康芒斯这样一个学派创始人，却是一个学习不好、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又不安分的离经叛道之人。但值得玩味的是，他一生所追求和研究的是制度的约束。
狂热的运动分子
南北战争时期，康芒斯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印刷厂的小业主。
进入大学后，康芒斯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20岁的他是带着“社会使命”进入大学的，其父是一支基督教中支持废奴教会的教徒，早在南北战争前100年，这个教会就开始关注“废奴”运动。
源自于家庭的信仰，康芒斯从小就对诸多社会问题耳濡目染，甚至其一家就是帮助美国南方的奴隶逃亡至北方的“中转站”。
而奥柏林学院让康芒斯更加如鱼得水，该学院早在1835年就已决定录取黑人学生，1837年开始实行男女混合教育，这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早一个多世纪。在废奴运动中，奥柏林学院也是“地下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这一时期的经历，让康芒斯理所应当地投靠了“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阵营，在当时美国并行的自由与平等两大主流思想的对垒中，他选择了后者。主张平等优先的人，呼吁限制托拉斯，反对特权，消除腐败，盯紧那些强盗大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正是源于对制度约束的渴求，彼时的康芒斯形成了其“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早期雏形。不过，由于过多的社会事务，康芒斯没有顺利地结束自己的学业。
对一般人而言，随着社会的砥砺，青春岁月的坚持往往沦为教育下一代的血泪史。然而康芒斯却恰恰相反，与学生时代的锋芒毕露相比，直到不惑之年的他，仍热衷于社会运动。他一度被视为激进分子，甚至连累上司被离职，得罪学校董事。他甚至还多次因过于沉迷社会运动而失去工作，以致生活颠沛流离。
更无奈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幸。康芒斯夫妇先后失去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患上了偏执狂。而康芒斯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
但是康芒斯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与饱受折磨的命运过多纠缠，这一时期虽然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是思想的平静，让他孕育出了《财富与分配》、《比例与代表》等著作。
由于深耕底层的深厚阅历，康芒斯切身体会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聚焦点也因此更加偏向了对于法律制度的诉求。他把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量，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奠基制度经济学
1904年，威斯康辛大学给康芒斯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岗位，专门讲授劳工经济学。该校是威斯康辛州政治改革的中心。运动与学术紧密结合的威斯康辛大学使康芒斯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自此，康芒斯的工作不再变动，进入了人生中最多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在威斯康辛大学，康芒斯的工作围绕两个方面展开：运动、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由此及彼。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康芒斯的著作陆续出版，加之其持续参与社会改革事务，他已经逐渐成为威斯康辛州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负责起草了威斯康辛州《产业委员会条例》，同时为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领导的联邦产业关系委员会指导并解决美国日益突出的劳资关系问题。
1917年，康芒斯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年度主席，标志着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承认。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由于面临战争，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加强，社会保障、反托拉斯法等进步主义者的多项主张已成为现实。但战争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美国国内的多项改革不了了之，进步运动走到了尽头。
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康芒斯将这一成就与英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思考。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重新界定财产、自由、价值等基本概念，这是美国不同于英德的特色崛起之路。
1934年，康芒斯的集大成之作《制度经济学》发表，这是康芒斯一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代表了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
康芒斯的理论核心是他关于“交易”的论证。他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产权分析的最小单位，替代了此前经济学以商品为分析单位的做法。
所谓交易，不是指物品的转移，而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转移有三种类型：谈判型、管理型和配给型。所谓谈判型，就是基于市场行为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管理型，就是基于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配给型，就是基于“集体上级”（如政府）法规决定的所有权转移方式。
按照这一思路，康芒斯的“离经叛道”终于自圆其说。他所反对的经济学，是只研究市场交易而不研究公司内部交易，“制度经济学”则打通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至二战德国宣布投降时，康芒斯也结束了其“不安分”的一生。作为一名“行动派”，康芒斯身处社会剧变，林肯时代到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正是其逐步树立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期，经济腾飞为康芒斯提供了大量素材。
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康芒斯将经济学带出了自说自话的“误区”，开始通过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经济学问题，并为新制度学派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