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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十年。从“真理标准”到“市场经济”，从“民主法制”到“人权宪政”，从“民族国家”到“儒家传统”，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牢牢引领了这三十年来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议题。可以说，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塑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
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影响日益增长，我们需要追问，又是谁在塑造中国学界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构成我们阅读和研究语境的是哪些作品？是政治文献，还是学术文献？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源自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这些作品和作者主要源自哪些领域和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文史哲还是政经法？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又经过了如何演进？不论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回顾和反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程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十年前，以《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在检讨美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将“美国心智”和盘托出，进而反思批判。如今，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追问，三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心智”，塑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关切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学术的原因，并非只是要纪念一段已经逝去的黄金岁月，而是为了自省过去和面向将来，那就必然要托出这个“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记录了五百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最近十年间引证的两百余万篇文献。这些文献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形成整个学界研究语境和心智结构的主流作品。抚今追昔，选取其中一九七八到二○○七年三十年间发表、重刊和译介的主要文献，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十年管窥三十年”的可能门径。
总的来说，不论以单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为时间单位，学术文献始终在当代学界影响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随着发表时间的临近而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大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如果以平均每年被引十次以上作为“影响学界”的最低标准，那么三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各类文献共计七百八十五篇，其中学术文献七百二十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92%。
有关中国学界心智结构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从被引文献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尚未出现显著的“古今之争”，有的只是“中西之别”。若以作品最初发表的国别而论，中国学界对国外文献的引证在数量和比例上始终高于本国文献。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中国文献三百四十六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48%；国外文献三百七十四篇，约占被引篇数的52%。并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从趋势来看，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在近年发表的学术作品中，本国文献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间，已经与外国文献大体持平。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单位，三个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本国文献分别为五十七篇、五十四篇和二百二十四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38%、27%和49%
相比之下，无论是中国古代文献还是西方古代文献，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影响都颇为有限。其中西方古代文献最少，实际上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作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重印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再版的改革开放前的发表文献也寥寥无几（整个三十年间只有二十七篇，不到被引文献总数的4%）。学界引用最多的是国外资本主义发展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并且绝对数量始终占全部古今中西被引文献的一半以上（三百七十一篇，约占学术文献的51%）。其次是中国当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三百一十九篇，约占学术文献的44%）。虽然仍不到一半，但是随着发表年代的临近，被引文献的数量和比例大体呈上升趋势。这多少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确在日益变得“中国”，尽管我们还并不知道，这究竟是由于最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术因而越来越少需要加以援引，还是我们的确开始日益形成了本国的学术脉络。
另一个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是“人文社科之争”。仅从学术影响（而不是学术水准）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日渐衰落萎缩的三十年。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看都是如此：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一百七十三篇，平均每年不到六篇，在整个中国学界所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特别是最近十年发表的作品已然不及六分之一。其中原创的人文作品只有三十九篇，平均每年一篇多，不到同期社科作品的六分之一。如果逐年细看三十年间发表并在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这些作品，会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点。一个是一九八七年。之前的十年间发表的学术作品，人文学科占主导地位；此后二十年，社会科学则一变而为主流，至今不渝。一个是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之后发表的人文作品在当代学界尚无一篇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科学独霸天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给社会科学带来的是机遇，而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更多是挑战，甚至是严酷的挑战。
当然，引证数量降低只能说明学术“影响”下降，并不当然意味着学术“水平”下滑。而且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久而弥笃，社会科学追新求变。此外，人文学科更多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以至于一部人文学科作品越是成功，就越是不会被人们引证。或者，人文学科在最近一些年没有产生影响广泛的学术作品，可能恰恰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格外繁荣：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结果是没有一枝独秀和一马当先。还要注意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自的CSSCI选刊规模不同。CSSCI选择的社会科学期刊大约要比人文学科多一倍。这些因素都提醒我们，在做出解释时必须小心。
不过，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只是着眼于两个领域的各自趋势而非相互比较，依然会看到人文学科自身的影响下降。人文学科原创作品的影响相比于自身日渐衰退。以十年为计，三个十年间称得上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分别为九十篇、四十九篇和七十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60%、25%和15%。如果剔除重印古籍的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贡献的原创人文学术作品所占的比例将会更低，三个十年间分别为二十三篇、七篇和二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15%、4%和0.4%，明显呈迅速持续下降的趋势。逐年看来，也大抵如此。在选刊范围不变、作品发表数量大致稳定的情况下，的确存在人文作品影响随着发表时间的临近而急剧下降的情况，而且是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很多学者的呼吁的确并非杞人忧天：中国当代学术正在面临一场“人文危机”。
但这未必是学术水平的降低所致，而只能是说人文学科作品在中国当代“主流”学界的学术“影响”日渐低落。特别是，人文学科如今越来越多以书代刊、只著书不发文的明显趋势也在提醒我们，也许与社会科学日益贴近以期刊为发表媒介的主流学术体制相反，很多人文学者选择了另辟蹊径、放逐主流体制的不同学术方式。如果确系如此，那么与社会科学日益学术大众化和世俗化的趋势不同，人文学科呈现了日益精英化和团体化的倾向。对人文学科影响的考察也需要另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不论如何，以往的人文与社科之争，到这里似乎是可以做一个暂时的结论了。结论不在于胜败输赢，反而是表明了两者本无所争。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作品在主流学界的尴尬地位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崛起与挤压，而是在于自身的走势与选择。如果说真正有所竞争，也许是在于社会科学吸引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包括学者、教师和学生。这是否会进而真的影响到学术水平？很多人文学者在为此担忧和呼吁。至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经济管理、法律、政治，接下来是选择新闻、社会、信息、教育，最后才是文史哲。八十年代初的黄金十年，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任何学术体制和学术大师都没法改变这一历史洪流的大势所趋。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学术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强劲的影响，或许也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与布鲁姆对美国学术界的诊断截然相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是中国心智走向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而这种成就具体来讲基本是汉译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尤其是汉译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是西方人文学科作品的近四倍）。而且，如果我们把那些计算在“原创文献”名下的作品仔细检审，会发现相当多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介绍西方学术，很多是研究型的教科书，甚至径直以“西方××研究”为题。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开放到三十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
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究竟反映的是改革开放真正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全面学习西方，还是我们的确已在文化上脱亚入欧、洗心革面，在“改革”中悄然间皈依了西方学统。但这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一个客观状况。至少，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中国心智开放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作品都在急速上升。而且经过了最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将社会科学完全贴上“西学”标签。所谓“汉学在海外”是一个例证，最近十年社会科学在当代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获得的普遍承认是另一个。
表面上看，本文呈现的中国心智和布鲁姆揭示的美国心智走向相反，但是实际上，开放和封闭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对现代的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古典的封闭，对国外作品和作者的推崇多半潜藏着对本国作品和作者的低估，改革之初的人文经典当红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新作走俏，背景里形影相吊的是当代的人文研究和早年的社科探索。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准有所判别，那么中西方古典作品在中国心智中的尴尬位置，当代人文作品的微弱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暂生命，都意味着“古今中西之争”和“人文社科之争”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而且，尽管“心智开放”（open-minded）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语汇中无疑是个褒义词，但这充其量只能表明政治正确，而丝毫不意味着学术正确。一些作品之所以被广泛引证，也许恰恰反映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流弊。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尽人皆知而鲜有例外的状况是，由于资料和信息极度匮乏，学者们的阅读和研究水平往往取决于碰巧邂逅的是哪本著作。对翻译作品尤其如此。书架容量决定心智空间，这是三十年来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而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中国心智之盘，我们能否在未来的新三十年中产生更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从而使中国心智变得更为成熟和明智，显然都是比开放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
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学术发展，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对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改革”逐步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代之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而对政策科学产生了广泛需求，也为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且对改革本身以及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论辩与反思，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运用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这些领域中具体问题和实践效果的兴趣。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就是对这一社会需求、历史使命和世道人心的积极回应。这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而不是理论创新。我们记住的名字是王选、袁隆平和柳传志。“开放”激发了中国学术界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轮引进西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从欧美日到亚非拉的翻译和留学，使得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在材料和方法上，而且在眼界和观念上，重新塑造着中国学人的文风、方法和论证前提。几乎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今的主流学者都有留学和访问西方国家的经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开放中国的学术心智，尽可能广泛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思想文化，从而解放思想，鼓励创新。这正如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得益于在资金、技术和人力各个方面的“引进外资”。
改革开放进而重塑了中国学界乃至日常实践的论说方式。冯象先生对此讲得透彻：政治的表现方式从前是文学，现在是法学。以前政治家要谈《红楼梦》、《水浒传》和《海瑞罢官》，现在知识分子要讨论法治、宪政和金融改革。以前“老三篇”是宪法，现在的宪法也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按照冯先生的看法，也许三十年来人文学科在主流学界的影响降低未必是精神上的衰落，而社会科学影响的蒸蒸日上也并非智识上的飞跃：一切都只是修辞技巧和表达策略的变化。同时，尽管言说的方式不同，也许每一代人关切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那些人类永恒面对而亘古长存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中国熔铸于经史，在古希腊表现为哲学，在现代社会则是“大隐隐于朝”，化身于成本收益和统计数字之中。这样看来，如今严重分裂的古今中西和人文社科，也许会随着中国在全球多极一体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重归一炉。也许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学界，竟会是中华与泰西齐飞，人文共社科一色。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巨变，也带来了中国学术和学人的兴衰浮沉。一方面，学术的流变与跃迁是残酷的。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正是如此。同时，学术的流变与发展又是漫长的。正如哲人尼采所说，“有的人死后方生”。那些当代被忽略的作品和作者，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未必不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许多在最近十年尚未显赫的人文社科著作，也许将俘获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心智。
而那些在当代学术影响排序中高居榜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真有学术品质，也还没有盖棺定论。引证只能测度影响，不能说明水平。因为学术造诣的深浅高低与自由民主的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中国心智的成熟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开放程度。用引证“投票”选出这些作品的中国学界自身究竟水平如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就值得评价。也许再过三十年，人们会由衷惊叹这一代学人的卓绝努力和天才创造，会感佩和追念他们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学术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与不朽，会将这三十年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段“纪念的历史”。也有可能，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在未来三十年看来，恰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尚未成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中国学术的任重道远。
（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影响日益增长，我们需要追问，又是谁在塑造中国学界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构成我们阅读和研究语境的是哪些作品？是政治文献，还是学术文献？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源自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这些作品和作者主要源自哪些领域和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文史哲还是政经法？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又经过了如何演进？不论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回顾和反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程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十年前，以《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在检讨美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将“美国心智”和盘托出，进而反思批判。如今，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追问，三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心智”，塑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关切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学术的原因，并非只是要纪念一段已经逝去的黄金岁月，而是为了自省过去和面向将来，那就必然要托出这个“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记录了五百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最近十年间引证的两百余万篇文献。这些文献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形成整个学界研究语境和心智结构的主流作品。抚今追昔，选取其中一九七八到二○○七年三十年间发表、重刊和译介的主要文献，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十年管窥三十年”的可能门径。
总的来说，不论以单年、十年还是三十年为时间单位，学术文献始终在当代学界影响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随着发表时间的临近而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大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如果以平均每年被引十次以上作为“影响学界”的最低标准，那么三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各类文献共计七百八十五篇，其中学术文献七百二十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92%。
有关中国学界心智结构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从被引文献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尚未出现显著的“古今之争”，有的只是“中西之别”。若以作品最初发表的国别而论，中国学界对国外文献的引证在数量和比例上始终高于本国文献。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中国文献三百四十六篇，约占被引文献篇数的48%；国外文献三百七十四篇，约占被引篇数的52%。并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从趋势来看，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在近年发表的学术作品中，本国文献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间，已经与外国文献大体持平。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单位，三个十年间影响中国学界的本国文献分别为五十七篇、五十四篇和二百二十四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38%、27%和49%
相比之下，无论是中国古代文献还是西方古代文献，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影响都颇为有限。其中西方古代文献最少，实际上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作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重印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再版的改革开放前的发表文献也寥寥无几（整个三十年间只有二十七篇，不到被引文献总数的4%）。学界引用最多的是国外资本主义发展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并且绝对数量始终占全部古今中西被引文献的一半以上（三百七十一篇，约占学术文献的51%）。其次是中国当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三百一十九篇，约占学术文献的44%）。虽然仍不到一半，但是随着发表年代的临近，被引文献的数量和比例大体呈上升趋势。这多少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确在日益变得“中国”，尽管我们还并不知道，这究竟是由于最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术因而越来越少需要加以援引，还是我们的确开始日益形成了本国的学术脉络。
另一个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是“人文社科之争”。仅从学术影响（而不是学术水准）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日渐衰落萎缩的三十年。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看都是如此：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一百七十三篇，平均每年不到六篇，在整个中国学界所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特别是最近十年发表的作品已然不及六分之一。其中原创的人文作品只有三十九篇，平均每年一篇多，不到同期社科作品的六分之一。如果逐年细看三十年间发表并在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这些作品，会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点。一个是一九八七年。之前的十年间发表的学术作品，人文学科占主导地位；此后二十年，社会科学则一变而为主流，至今不渝。一个是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之后发表的人文作品在当代学界尚无一篇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科学独霸天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给社会科学带来的是机遇，而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更多是挑战，甚至是严酷的挑战。
当然，引证数量降低只能说明学术“影响”下降，并不当然意味着学术“水平”下滑。而且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久而弥笃，社会科学追新求变。此外，人文学科更多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以至于一部人文学科作品越是成功，就越是不会被人们引证。或者，人文学科在最近一些年没有产生影响广泛的学术作品，可能恰恰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格外繁荣：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结果是没有一枝独秀和一马当先。还要注意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自的CSSCI选刊规模不同。CSSCI选择的社会科学期刊大约要比人文学科多一倍。这些因素都提醒我们，在做出解释时必须小心。
不过，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只是着眼于两个领域的各自趋势而非相互比较，依然会看到人文学科自身的影响下降。人文学科原创作品的影响相比于自身日渐衰退。以十年为计，三个十年间称得上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分别为九十篇、四十九篇和七十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60%、25%和15%。如果剔除重印古籍的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贡献的原创人文学术作品所占的比例将会更低，三个十年间分别为二十三篇、七篇和二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15%、4%和0.4%，明显呈迅速持续下降的趋势。逐年看来，也大抵如此。在选刊范围不变、作品发表数量大致稳定的情况下，的确存在人文作品影响随着发表时间的临近而急剧下降的情况，而且是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很多学者的呼吁的确并非杞人忧天：中国当代学术正在面临一场“人文危机”。
但这未必是学术水平的降低所致，而只能是说人文学科作品在中国当代“主流”学界的学术“影响”日渐低落。特别是，人文学科如今越来越多以书代刊、只著书不发文的明显趋势也在提醒我们，也许与社会科学日益贴近以期刊为发表媒介的主流学术体制相反，很多人文学者选择了另辟蹊径、放逐主流体制的不同学术方式。如果确系如此，那么与社会科学日益学术大众化和世俗化的趋势不同，人文学科呈现了日益精英化和团体化的倾向。对人文学科影响的考察也需要另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不论如何，以往的人文与社科之争，到这里似乎是可以做一个暂时的结论了。结论不在于胜败输赢，反而是表明了两者本无所争。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作品在主流学界的尴尬地位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崛起与挤压，而是在于自身的走势与选择。如果说真正有所竞争，也许是在于社会科学吸引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包括学者、教师和学生。这是否会进而真的影响到学术水平？很多人文学者在为此担忧和呼吁。至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经济管理、法律、政治，接下来是选择新闻、社会、信息、教育，最后才是文史哲。八十年代初的黄金十年，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任何学术体制和学术大师都没法改变这一历史洪流的大势所趋。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学术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强劲的影响，或许也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与布鲁姆对美国学术界的诊断截然相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是中国心智走向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而这种成就具体来讲基本是汉译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尤其是汉译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是西方人文学科作品的近四倍）。而且，如果我们把那些计算在“原创文献”名下的作品仔细检审，会发现相当多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介绍西方学术，很多是研究型的教科书，甚至径直以“西方××研究”为题。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开放到三十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
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究竟反映的是改革开放真正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全面学习西方，还是我们的确已在文化上脱亚入欧、洗心革面，在“改革”中悄然间皈依了西方学统。但这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一个客观状况。至少，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中国心智开放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作品都在急速上升。而且经过了最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将社会科学完全贴上“西学”标签。所谓“汉学在海外”是一个例证，最近十年社会科学在当代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获得的普遍承认是另一个。
表面上看，本文呈现的中国心智和布鲁姆揭示的美国心智走向相反，但是实际上，开放和封闭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对现代的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古典的封闭，对国外作品和作者的推崇多半潜藏着对本国作品和作者的低估，改革之初的人文经典当红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新作走俏，背景里形影相吊的是当代的人文研究和早年的社科探索。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准有所判别，那么中西方古典作品在中国心智中的尴尬位置，当代人文作品的微弱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暂生命，都意味着“古今中西之争”和“人文社科之争”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而且，尽管“心智开放”（open-minded）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语汇中无疑是个褒义词，但这充其量只能表明政治正确，而丝毫不意味着学术正确。一些作品之所以被广泛引证，也许恰恰反映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流弊。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尽人皆知而鲜有例外的状况是，由于资料和信息极度匮乏，学者们的阅读和研究水平往往取决于碰巧邂逅的是哪本著作。对翻译作品尤其如此。书架容量决定心智空间，这是三十年来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而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中国心智之盘，我们能否在未来的新三十年中产生更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从而使中国心智变得更为成熟和明智，显然都是比开放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
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学术发展，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对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改革”逐步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代之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而对政策科学产生了广泛需求，也为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且对改革本身以及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论辩与反思，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运用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这些领域中具体问题和实践效果的兴趣。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就是对这一社会需求、历史使命和世道人心的积极回应。这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而不是理论创新。我们记住的名字是王选、袁隆平和柳传志。“开放”激发了中国学术界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轮引进西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从欧美日到亚非拉的翻译和留学，使得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在材料和方法上，而且在眼界和观念上，重新塑造着中国学人的文风、方法和论证前提。几乎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今的主流学者都有留学和访问西方国家的经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开放中国的学术心智，尽可能广泛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思想文化，从而解放思想，鼓励创新。这正如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得益于在资金、技术和人力各个方面的“引进外资”。
改革开放进而重塑了中国学界乃至日常实践的论说方式。冯象先生对此讲得透彻：政治的表现方式从前是文学，现在是法学。以前政治家要谈《红楼梦》、《水浒传》和《海瑞罢官》，现在知识分子要讨论法治、宪政和金融改革。以前“老三篇”是宪法，现在的宪法也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按照冯先生的看法，也许三十年来人文学科在主流学界的影响降低未必是精神上的衰落，而社会科学影响的蒸蒸日上也并非智识上的飞跃：一切都只是修辞技巧和表达策略的变化。同时，尽管言说的方式不同，也许每一代人关切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那些人类永恒面对而亘古长存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中国熔铸于经史，在古希腊表现为哲学，在现代社会则是“大隐隐于朝”，化身于成本收益和统计数字之中。这样看来，如今严重分裂的古今中西和人文社科，也许会随着中国在全球多极一体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重归一炉。也许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学界，竟会是中华与泰西齐飞，人文共社科一色。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巨变，也带来了中国学术和学人的兴衰浮沉。一方面，学术的流变与跃迁是残酷的。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正是如此。同时，学术的流变与发展又是漫长的。正如哲人尼采所说，“有的人死后方生”。那些当代被忽略的作品和作者，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未必不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许多在最近十年尚未显赫的人文社科著作，也许将俘获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心智。
而那些在当代学术影响排序中高居榜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真有学术品质，也还没有盖棺定论。引证只能测度影响，不能说明水平。因为学术造诣的深浅高低与自由民主的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中国心智的成熟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开放程度。用引证“投票”选出这些作品的中国学界自身究竟水平如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就值得评价。也许再过三十年，人们会由衷惊叹这一代学人的卓绝努力和天才创造，会感佩和追念他们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学术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与不朽，会将这三十年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段“纪念的历史”。也有可能，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在未来三十年看来，恰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尚未成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中国学术的任重道远。
（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