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是6 月11 日解除新冠疫情警报的，但天公不作美，6月14 日、15 日分别新增患者47、48 人。这警报解除得有些匆忙，让东京人现在开始神经兮兮，犹如惊弓之鸟。和熟悉的几个日本朋友聊起这次解除警报后确诊人数暴增时，他们无奈、无语，感觉无处藏身。
　　日本社会因这次疫情，对工作、对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那种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比如教师、医生、家政（保姆）、清洁工等等，虽然平时也被认为不可或缺，但更多的是说教师、醫生重要，而保姆、清洁工大部分人是可以做的，工资不高，社会地位好像也比较低。
　　疫情来了以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收垃圾。日本的大众消费，必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就算分门别类对垃圾做了精细的处理—比北京、广州的垃圾分类要多出十几个分类范围，即便是扔一个玻璃瓶子，也要分深色和透明两种，需要将金属或者木制的瓶盖分别放入“金属垃圾”及“可燃烧垃圾”中—但量摆在那里，而且收集工作也很难实现自动化。
　　不论是处于新冠警戒中还是解除警戒后，东京的垃圾工人每天定时定点去收集垃圾，不会有半分的延误。稍有一点延误，后续的垃圾上来后，很快就会变成山，变成需要加班加点处理的活儿。疫情最为艰难的时候，清洁工人也必须按时上班，不存在居家工作、通过视频来收集垃圾的可能性。
　　疫情一来，一些国家的医院选择了只收急诊病人的做法，将普通门诊停了下来，但日本的医院并没有停诊。接受新冠患者的医院，开始被周边的居民歧视。那些本来不看传染病的医院，一旦有人在这里确诊，也立即没有了其他就医者。而“据说”出现了新冠患者，但实际并非如此的医院更倒霉：一个“据说”足以让患者远离该医院。到了这个时候开门问诊，没有患者来，关门更会做定传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从事和人相关的职业，在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是很伟大，但又很矛盾。他们维持着社会的运转，同时承担着社会风险。
　　还有一种工作和数据、文案有关，缺少与人打交道的真情实感，也没有和疫情相关的传闻。比如从事金融工作的人，依旧每天在处理各种数据;从事文牍工作的人，为一篇只有几人看的文稿反复做各种修饰，使文图设计精益求精。最近相关的调查表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中，有37% 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实际没有什么意义，没有给社会作出贡献，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这种工作。他们中间很多人内心觉得这种工作毫无意义，但又不能停下来，在道德上、精神上有种罪恶感，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这个阶层的人在收入上，绝对比清洁工、保姆拿的薪水要高出很多。
　　疫情期间垃圾工人、养老院的护工、奔波于数个家庭的保姆、开门问诊的医生、授课的教师，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与人的交往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而处理各种金融数据、起草形形色色文案的公司职工，也忙碌地干着自己的工作。只是疫情到来后，这两个阶层的人，对各自的工作开始有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和人相关的工作，不管是否会被误解、小看，但他们内心多了几分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