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杭州任教的潘志琪住在城市东头的下沙区，2010年秋天，住处附近是正在建造的施工区，他入住的小区空荡荡，几乎只有他一人，连保安也费解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住在这里。但他第二天起床时走到阳台，竟然听到一阵熙攘的声响，往下望看到一条初现雏形的棚户区，“生活气息特别浓”。
　　“在这么有规划和现代化的地方会有这样一些东西，破破烂烂，也挺脏的。很神奇，很魔幻。”潘志琪揣了一台小摄影机去了那片棚户区，此后七年，他都不断地在拍摄这里的人。
　　那是周围工地的衍生品：用废弃木材钉起来的桌椅、用绷紧的油布作屋顶和墙壁，春节时小卖部如果长时间没人看店，店主就取點水泥把窗口糊上，然后趁水泥湿乎乎的时候写上“春节回家”。而出没在这里的都是来自施工区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
　　棚户区所在的街道以数字命名，叫24号大街。街道所在的下沙区是从90年代开始开发的，集中了大量工业和科教资源，曾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跨国公司最佳投资的开发区”。
　　“能不能把这些人的命运跟整个国家的大发展联合在一起？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这些人的权利应该如何去保障？”潘志琪的镜头跟着一对农民工在这里生活三年，然后离开24号大街、离开杭州、离开东南沿海城市，又回到24号大街，试图呈现一位一代农民工三十多年的生活方式和奇遇，并以这条街的名字为纪录片命名。
　　农民工——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大地上像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一样常见。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赶了经济发展最快速的30年，直到力气衰弱，“无法跟上发展的节奏”，有些告老回乡，有些继续打工，还有的徘徊在去与留之间。

一只澡盆

　　潘志琪起初想拍群像，因为这里就像“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的新区”。于是在棚户区转悠时，他选择了四组人物：那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叫国强，他“错过了90年代的深圳，错过了新世纪的上海”，如今来到杭州，在24号大街开餐馆;有一户生养着三个女孩的家庭，她们的父亲是工地的电焊工，噪音伤损了他的听力，所以讲话特别大声，有一次他大声告诉潘志琪，家里如果没有男孩的话，死了是不能进祖坟的;有一个中年男人，拿一杆烟枪，塞烟叶进去抽，他要赚足够的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改变他想法的是苏永禾和陈琴妹。
　　潘志琪注意到他们时，苏永禾正光着膀子在街上搭棚，叼着一支快烧到屁股上的烟，打算开一家快餐店。他方脸，背微驼，常戴一顶藏蓝色的鸭舌帽，皱纹、胡须和耷拉的嘴角让他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陈琴妹总是沉默地跟着苏永禾，看着他或者看着门口的路。
　　在外打工三十多年，来自贵州的苏永禾几乎去过中国的所有省份，去云南做包工头、往新疆挖金矿、跑海南找机遇、到三峡承包大桥，“他不是那种安分守己打工的人。”潘志琪曾形容苏永禾是一个“幽默豁达而又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人”，
　　越往后又越发现不仅如此，他身上的故事足够拍完一整部纪录片，“因为他很复杂，有多面性，才能折射出社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苏永禾有一只一米来长的红色澡盆，红色塑料已经开始泛白，天气热的时候他就去拧开路边的消防栓，接满盆水，然后躺在里面泡澡，点一支烟，眯起眼睛惬意地说：“这个盆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泡个澡。”
　　潘志琪把镜头往远处拉一点，会拍到穿白衬衫、西装短裙和高跟鞋的女人从躺在澡盆的苏永禾身边走过，又皱着眉头回头望几眼。

　　2011年，潘志琪从荒凉的小区搬走了，但还是经常回到24号大街。棚户区逐渐成型，那里白天晚上都变得热闹，更多人住过来。
　　到2012年上半年，这块衍生物要被摘除。好几个夜晚棚户区的人们都茫茫然不知所往，抱着小孩的女人想要连夜把冰箱运走，小卖铺的烟已经断货好几天，苏永禾有时候躺在椅子上说，“干一天是一天。”
　　苏永禾还是把东西往三轮车上一装，从棚户区所在的地方往外开了十里路，打算在外围的一片空地上落脚。那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苏永禾辟出一块地来，支起毛竹搭棚屋，他预测这里会形成一条比24号大街还热闹的大街。
　　“大批的人来我的店里，钞票大大地涌进我的口袋，这就是我的理想。”这个曾经做过小学代课老师的农民工说。
　　餐馆开张第一天，杭州下了雪子，还没炒的菜整整齐齐码在木板上迎接客人。苏永和在屋里玩扑克，一张接一张摆下去，摆不下了，拐了个弯继续。这一天，店里的营业额是11.5元。
　　很快城管又来了，让苏永禾20天后搬走。“他妈的。”他骂骂咧咧蹦出几句脏话，爬到一个小土堆上低着头踱来踱去，像在找什么东西。他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
　　2013年，他们起身前往苏州，潘志琪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潘志琪回到棚户区拆除的废墟上，还有人在城市边缘支棱着木板做生意。这里看起来就像回到三年前，棚户区还没有成型，高楼成群的躯壳立在那里，周围是蓝色铁皮屋顶的工人宿舍，再周围是一片荒草地，人们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在荒草地摆摊做生意，或者吃饭喝酒，逛一逛街，理一理发，夜里下过雨之后地上会积满浑浊的泥水。
　　在下沙区所有以数字命名的街道中，24号大街是最南边的一条，离江岸不到千米，离市中心21千米。钱塘江从这里再拐三个弯，就入了海。

两个女人

　　苏永禾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潘志琪，因为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开辟出第二个棚户区后，苏永禾很快收到城管说要拆除的消息，实际上最后的拆除是在四五个月之后。在棚子被拆除前，苏永禾把它转手出去，获得6000块钱。他拿出那份转让合同在镜头前摊开，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
　　潘志琪质疑苏永禾的做法，苏永禾于是担心潘志琪找到他后向他要钱，直到一年后，潘才通过苏的儿子联系上他。
　　在无锡见到苏永禾的时候，他年近70，坚硬的头发和胡子已经开始发白。到了无锡后，他和陈琴妹“生活安定下来了，明显不是那种漂泊的感觉”。他们进工厂去打工，每个月能攒下1600多块钱。苏永禾说，家里的祖坟因为建造高速公路要迁移，也许老屋也要拆迁，他说他想回家。

　　如果苏永禾回去，他将面临他年轻时逃避的生活——长辈作主娶进门的妻子黄稻芬和三个孩子，“你还能回得去吗？”
　　2014年底，潘志琪决定跟着苏永禾回贵州安顺，苏老家的村子坐落在几座山之间，农田还在，开发的挖掘机已经开进来了，声音跟24号大街上的机器差不多。
　　他们先到陈琴妹家，陈琴妹的父亲和苏永禾喝酒，责问：“你们这样生活多少年了？”
　　“三十几年。”苏永禾有点喝醉的样子，坐在床沿上身体晃来晃去，像个钟摆。
　　“你看看，这么些年了还是一无所有。”
　　“对不起啊。”他又在床边晃，然后转头对沉默的陈琴妹说：“跟我走。”
　　然后他又一个人回家，妻子黄稻芬不同意苏永禾把陈琴妹带回家，她是个更“传统”的女性，发髻挽在脑后，总是在家洗衣、做饭、打扫庭院，养育了子女以及子女的下一代。苏永禾在和大女儿吃饭时争吵起来“你这是要赶你爸爸滚，这里是我的衣胞之地，是我父母生我的地方！”
　　“你的衣胞之地？是嘞你的衣胞之地，这么多年你在外面租房子住，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这么多年你在哪里，我跟你讲我的底线就是，不准任何人欺负我妈，我可以容忍一切事情，你回家我们都欢迎。”
　　“我要你欢迎？我还不想看到你！”
　　“你曉不晓得，‘子不教父之过’，都是你错。因为你没教好，我在成长学知识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帮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吗？”大女儿一股脑儿地问出来，黄稻芬拦不住，大女儿在门外哭起来，“我跟你讲你很虚伪，养不成你就明讲我又不会怪你，说什么‘我在外面只想好好供你们读书’。骗子，超大的骗子！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他们争吵频繁，频繁到潘志琪在屋子里听到他们吵起来，仍能继续写其他片子的文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这是很多农民工身上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两地分居，面临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的问题。”
　　有一回，老苏站在村子的小广场上，刚下过雨，广场湿漉漉的，墙上刷着12个大字：劳务输出一人，脱贫致富一家。对于老苏来说，好像不是这样的。
　　他的这块衣胞之地要造高速公路，城镇化加速，村子不断发展下去，这里也会变成老苏不认识的地方。

理想主义

　　在家待了几天后，苏永禾又走了，“她们逼我走的。”
　　他回到无锡，住到了郊区。那个屋子原来是一家洗发店，苏永禾和陈琴妹每年付两三千块钱住进去。在一次给潘志琪的电话中，苏说“工厂给他一天降了十块钱，他不愿意，可能要换”。
　　他既无法在城市生活中立足，也无法完全退回到乡村里去。
　　有一年回家的时候，苏永禾打算开养殖场，“不想在外面漂了，想回来发展点事业，孩子也大了，自己也老了。”他去镇政府咨询过畜产农户补助费，但最终因为没有满足申请条件不了了之。他想养的是乌龟，“很奇怪”。
　　但是每换一个住处，苏永禾都要在附近辟块地种菜，作为“农村生活的保留”，或许土地还是能给他带来安全感。有时候喝了酒，苏永禾会拿出几张照片来，那里头是他三十多年打工时跟人家的合影，“一生当中就剩这么点东西了。”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潘志琪说，苏永禾总觉得事情会解决，就像他的两个女人一样。去年冬天的时候潘志琪去看他们，屋子地上铺了草皮，这是绿化工程替换下来的，红色澡盆新买了一只，被苏永禾塞在房梁上，盛着自己种的豆角。
　　潘志琪把剪辑好的纪录片拿给苏永禾看，苏说，那给琴阿姨看看吧，她在医院，中风了，也许能刺激她一下。陈琴妹中风厉害，医疗费花了两万多，因为没有医保所以不能报销，“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她和苏永禾的养老保险也只有每人100块钱一个月。
　　陈琴妹看起来很累，半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看原来生活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看他们自己开的餐馆”，但是到了吵架那部分就累了，苏永禾很快地把那部分拉过去，“不看了不看了。”后来陈琴妹告诉潘志琪，他们三个曾一起在昆明生活过一段时间，黄稻芬照看三个孩子，陈琴妹帮衬着苏永禾挣钱，“然后现在小孩大了，她就要划清界限了。”
　　苏永禾打算为陈琴妹在老家买一处房子，借钱装修，等陈琴妹能够自理，自己还是在外面打工，每年能够省下三万块钱打回去。潘志琪问他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回去呢？苏反问他，你让我回去吃土吗？他也问过陈琴妹，陈琴妹依旧沉默。

没有答案

　　苏永禾再次回到24号大街的时候是2016年春天，他要来看他的小儿子。
　　在外打工的时候，苏永禾会把生活费寄回家，有一年春节还带了一只手机给儿子，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在落榜后还让他复读过一年，又落榜。于是儿子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在他停留过的24号大街做汽车修理工。
　　苏永禾下错了地铁站，在地铁站琢磨了一会儿，出去换乘公交。24号大街道路宽阔，两边高楼变得密集，工人宿舍和荒草地被沿街的店铺覆盖，路灯上还挂着成串的红灯笼。
　　苏站在十字路口仰着脖子在楼群间辨认一会儿，往西一指：“南山网吧那里，以前我的饭店就在南山网吧那个位置。一、二、三、四，第五个位置。”
　　曾经出现在潘志琪镜头下的三组拍摄对象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那对年轻的夫妇中，国强做过微商卖安化黑茶，又辗转北上追赶下一个风口，他的妻子后来得了抑郁症，崩溃失忆，留在家照顾孩子;三个女孩都长大成人，对着镜头开始变得腼腆，而父母依旧在频繁地换工作;拿烟杆的中年男人已经攒够了钱，回家盖了房。

　　关于被拍摄者最终能不能回“家”，潘志琪不知道，“我们不用给他们下结论。”
　　去年冬天下午的采访结束，我和潘志琪往中国传媒大学口述馆的路上走，晚上要展映他的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那时候有消息传来，这部片子入围了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我问他是否有所期待。他想了想说随缘吧，“我们跟老苏一样啊，都不过是在压缩成本，寻求发展。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徒手搭棚子，只是我没有卖掉我的棚子。”
　　他曾经说，“任何一部纪录作品，都是导演与拍摄对象的互相陪伴。”
　　七年前，苏永禾刚搬到24号大街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光着膀子坐在自己的饭馆门口吃饭，琴坐在他旁边。苏永禾回忆起在外打工的三十多年，讲：“回忆这个呢，躺在床上，枕头一靠，眼睛一闭，就像看录像一样。人在世界上生存要想开一点。小潘，想开一点。能吃就吃点，能喝就喝点。”
　　他面上泛着油光，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继续讲：“有机会能到全国各地周游一周，到老年的时候假如有机会，再回顾一下走过的地方，再第二次重游。完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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