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个政治多样化的地区，从朝鲜的“白头山血统”到不丹的开明君主立宪都能在这里找到（不丹开明到什么程度呢？它开发了一个国民幸福总值的测量指标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但现在，关于亚洲不适合民主的论调再一次甚嚣尘上。这样的质疑正确吗？
　　在南亚和东亚，许多民主国家面临着动荡。泰国的政治僵局和大规模反民主游行充斥着世界媒体标题，孟加拉国的选举也变成了暴力冲突。斯里兰卡存在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柬埔寨遭受过残酷的政治压迫。世界最大的所谓民主国家印度的政治生活也是喧闹难驭。
　　尽管如此，民主不适论的概念不但错误，而且短视。尽管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目前都进入了“民主”，但在20世纪90年代时并非如此。而在半个世纪前，西方民主国家数量两只手都数得过来。而即使是这些国家也并不完美。
　　尽管英国身为20世纪“民主”世界的灯塔，它并没有把这一原则推广到比此前任何一个全球霸权领土更大、人口更多的整个大英帝国。它镇压印度、中东和非洲的独立运动（尽管这些运动的成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自愿为英国而战）。
　　类似地，荷兰也没有把它的民主推广到印尼。法国也没有支持印度支那或中东和非洲殖民地的自由公平的选举。比利时人在刚果暴行累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丁美洲极尽掠夺之能事。德国在西南非洲的行径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就产生和兴盛于欧洲大陆。
　　“民主”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你也可以在希腊哲学中找到民主思想的核心要素，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民主只存在于西方政治DNA中。在经历了几百年的专制统治、极端主义、战争、革命和镇压后，西方才在整体上步入了自由、民主、和平和繁荣—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例外。这一所谓的西方民主是和平与繁荣的因还是果也有待争议。
　　西方并非一直是世界上政治最发达的地区。当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十分热心地关注欧洲可以从中国的开明政治哲学—儒家思想中学到什么。启蒙运动哲学家伏尔泰和康德的成就便在于这方面。
　　“天命”等儒家概念比欧洲的“神授君权”合理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印度民主对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他还把16世纪90年代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所宣扬和实践的宗教宽容与同一时期对异教徒赶尽杀绝的欧洲宗教法庭作对比。
　　我们所假设的亚洲和西方的相对繁荣也应该重新考察。不出200年前，亚洲占据全球60%以上的GDP。但是，在西北欧工业革命、亚洲大部的殖民地化以及中国鸦片战争后，亚洲和西方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占全球GDP的比重降到了20%以下。
　　在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国穷论》（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中，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亚洲”和“穷”是同义词。但是，在过去30年中，亚洲的繁荣似乎再一次近在眼前。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现在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理由认为亚洲地区无法找到其自身的和平、繁荣和民主之路。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今天的亚洲和20世纪初的欧洲十分相似；而亚洲的民主之旅只可能比西方更短、更少暴力。
　　关键的是韩国已经采取了这条道路。尽管经历了35年的残酷日本殖民、3年内战、军事独裁并且自然资源匮乏，但韩国仍然从极端贫困中在动荡的四邻中崛起，成为稳定、繁荣、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民主不是西方的产物，也不是西方人民的专属品。亚洲有足够的历史经验证明，即使是至今仍缺乏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及时采取更公平的治理制度，获得因此带来的和平与繁荣。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风窗》独家刊发。作者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Evian集团创始人，香港大学和印度拉贾斯坦邦NIIT大学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