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日本社会“厌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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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日本仍是女性地位较低的亚洲国家。理解“厌女症”,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从传统到现代、家庭到集体的多重困境。
  “厌女症”是个外来词,意为厌恶、藐视女性,对女性有偏见,它还包括歪曲、贬低女性的形象,对女性化、女性倾向及与女性相关事物的厌恶。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撰写过一本关于“厌女症”的著作—《厌女》,对中文世界的影响也很大。
  不仅男人有“厌女症”,女人也会有“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表现在对自我的厌恶,以及对除自己外其他女性的厌恶。
  “厌女症”深入到日常生活,关系到每一个人,时代已经开始改变,否则《厌女》这本书不可能出版。好莱坞电影过去只有男性英雄,现在则越来越多加入女性英雄的形象。
  今日日本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渐渐觉醒,表现得“过于男性”甚至会成为社会舆论普遍声讨的对象,这些新的变化都在不断地颠覆人们的传统认知。

性别不平等的日本


  日本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性地位不高,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大和抚子” 式女性形象广受推崇,这种影响直至今日。不少人信奉着老祖宗的观念,认为“男人才是顶梁柱”,男人才能继承香火,男人应该保护女性,这样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传统的日本人认为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做家庭主妇,丈夫上班前送丈夫出门,而且一定要到门口鞠躬说一声“再见”;丈夫回家之前要做好饭、放好洗澡水并站在门口迎接丈夫,道一声“您辛苦了”,送上拖鞋,接过外衣及公文包,然后伺候丈夫吃饭,饭不合口味,挨骂是一定的。
  大部分日本女性在外出时都要化妆,就连在家中面对丈夫也是,很多日本男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妻子素面朝天的模样。日语也会区分出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男性用语更简单直接,女性用语则更周到委婉、更注重使用敬语。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厌女症”无处不在。
  上野千鹤子出生的年代,日本刚刚经历了战败,开始反思传统和革新。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父母是基督徒,家庭环境较为开明。虽然上野千鹤子一直备受父亲的宠爱,但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宠物女孩,因为父亲仍然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一个性别歧视者,从小她便觉得母亲过得并不开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也爆发了左翼学生运动。1967年,上野千鹤子进入京都大学哲学系读书,正好遇到了日本学生运动的高涨时期。上野千鹤子毫不犹豫地参与进去,结果十分失望:女性在这场运动中被忽略了。
  毕业后,她发现在同样的学术背景下,女性找不到工作,而男性却可以轻松就业。上野千鹤子开始用研究来解决自己的困惑,很快,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思考社会,笔锋直指日本当下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赢得日本“第一”女性的头衔。
  《厌女》是作者在一本读书季刊中的连载专栏,三年半的时间,她的讨论已从文学艺术扩展到社会事件,从普通家庭扩展到日本天皇,从职业女性扩展到娼妓问题,深度剖析了日本社会中“厌女症”的方方面面。作者指出“厌女症”,不仅是想解决女人的问题,更要解决男性的问题:人们应该怎样随之调整自己的认知,去适应新的家庭关系、工作环境,了解不同代际的人们的性别观念?

“厌女症”是社会问题


  要理解“厌女癥”,首先要理解“女”是什么。当代社会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特征外不应该有差异。性别不平等或者性别歧视的出现,是因为历史的构建、权力的支配等诸多因素。性别不平等的典型特征就是“厌女症”。
上野千鹤子认为,男人从吉行淳之介那里读到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

  “厌女症”的危害非常多,不仅产生女性就业难、妇女社会地位不高等日常的社会问题,它甚至会造成男人和女人错误的性观念,轻则让男性只把女性当作工具,甚至视为成功的战利品;重则会让大众以为性侵犯和性骚扰是一种正常的性行为,对女性受到的伤害视而不见。
  日本有一位获得过芥川文学奖的风流作家吉行淳之介,他擅于描写娼妓世界,将那些经验当作小说主题。他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尊重女人、最懂女人的作家,不仅男人喜欢读他的书,就连女人也津津乐道。上野千鹤子认为,男人从吉行淳之介那里读到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而那些把吉行淳之介的书奉为教科书的女人们,只不过中了配合男人的圈套罢了。
  上野千鹤子还举了一个娱乐圈男艺人的例子,那个艺人在陷入自卑低潮的时候,就翻出女人们的电话号码,一个挨一个打电话说,“我是艺人某某,限你多少多少分钟之内赶到我这儿来”,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没过气。
  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边界也需要明晰。“开玩笑”和“性骚扰”、“夫妻吵架”和“家庭暴力”之间有没有清晰的界限呢?上野千鹤子的答案是“有”—没有对方的同意,即使夫妻之间也算强奸;让对方不愉快的性接近,就可视为性骚扰。
  也许有的人会说,在许多案例中,那些受伤的女人存在着某种自愿,不值得同情。那么女性真的会同意侵犯吗?有可能。将男人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女人,会主动去适应男人的规则,期待通过男性得到财富或者利益的分配。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不仅男人有“厌女症”,女人也会自我厌恶,并且厌恶其他女性,有时候比男性还厉害。“为什么我是女人?”—女性的自我厌恶是通过自认“我是女人”开始的。
  在女性的自我厌恶中,有一种明显的现象时常发生。女性为了取悦喜爱的男性,或者为了得到异性的赞美,故意扮出与自己本身存在反差的女性形象;当她们回归自我时,通常又会厌恶那样的形象。对一部分女性而言,得到异性的赞美才是“成功”。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

  “这件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打扮得漂亮吗?”她们为了要赴一场约而穿衣打扮,为了赢得异性的审美而整容,与此同时,她们又会嘲讽其他女性,说出“何必呢?给谁看呢?为什么要这样装呢?”之类的话。这些都根源于女性的“厌女症”。
  女人在厌恶其他女人时,也往往把自己当作例外,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这里有两种典型的办法,一种是变成女人中的男性角色、女性精英、女强人,这是一种进取的策略;另一种是退缩的策略,就是所谓的“丑女”策略,自认自己得不到男人的喜欢,觉得女人的问题与她无关。很多女人在聊天中经常说:“我不是一般女人呐。”虽然将自己撇清了,但其实也是在对“一般女人”的蔑视。正如美国白人将受教育的精英黑人当成白人来看待时,并不是将歧视减弱,反而增强了对立。
  女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比男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更强,特别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所有的女人都可能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一个极端案例是母女关系问题,前几年有一部叫作《神秘巨星》的印度电影在国内上映,这是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虽然电影成功反映了现实,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本质原因。片中的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的人生带给女儿,所以母亲只能寄望于女儿能嫁一个好人家,而女儿也知道想要摆脱母亲的束缚,必须摆脱这种委身男人的人生,也就是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对女性来说,要比男性难多了。
男人也有自我厌恶,一种是对“身为男人”的厌恶,一种是对“不够男人”的厌恶。男人的一言一行,都得时刻避免“不像男人”。

  网上有句流行语:“好姐妹的感情就像塑料花,特别假,但是却永不凋谢。”女人之间的友情存在吗?上野千鹤子还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答案,她相信世上会有纯粹的“友情”,女人不必为难女人,甚至男女之间也可以成为朋友。

男人的“自救”


  男人怎樣调整自己与新时代的女性相处,可能更为棘手。
  我们经常会听到“女性学”,那么有没有“男性学”来解决男人的问题呢?其实解决了“厌女症”,也就解决了很多男人的困扰。“厌女症”其实对于男人来说,也十分痛苦,一个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总被不断地教育说男人要坚强、不能哭,甚至在受伤后也必须自欺欺人。
  同样地,男人也深受性别的困扰,男人也有自我厌恶,一种是对“身为男人”的厌恶,一种是对“不够男人”的厌恶。男人的一言一行,都得时刻避免“不像男人”。换个角度来说,“厌女症”是长久以来社会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而导致的,而男人摆脱“厌女症”实则是与自己和解。
  克服“厌女症”,首先就是要认清“何为男人”的问题,将以同等高度与女性交往。这就要求男人们要刨除“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旧观念,正是这些旧思想让男人将女人当作礼物或交易来结成同盟,从而使得“父权”或“男权”更为巩固。
  追求性别平等仍是一段漫长旅途。如果“厌女症”能够被轻易克服,那么也就不会有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的热销。人们被“厌女症”包围了许久,这个根深到根本不知道它从何处生长。
  《厌女》虽然讲的是“厌女症”,事实上是对日本社会林林总总问题的一种新的解释。上野千鹤子研究了一系列日本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现象,找出病因再对症下药。理解“厌女症”的目的,不仅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也将帮助两性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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