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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哪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
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
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关于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在小说的开头考证阿Q的“姓名”，文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无意做考据文章，有人言之确凿考证出“阿Q有两个极原始的模型。一个叫谢阿桂，他住在绍兴新台门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还有一个是谢阿桂的弟弟叫阿有。这两个人都是流浪汉，常常住在土谷祠内”。我看不出这样的考据结果与领会小说主题有什么必然的帮助。相反，一个无法考证出来的阿Q，才最符合鲁迅先生之写作初衷，也才最符合作品体现主题之需要。
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取名，向来都不是信手拈来之举。文学史上有着许多经典：马克·吐温（水手语，水深三浔）、奥楚蔑洛夫（变色龙）、甄士隐（事情的真相被隐藏了）、赫拉克勒斯（被赫拉诅咒的人），这些人名都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然而如果从取名的合理性、系统性、深刻性这三个层次上，去讨论这一话题，那么鲁迅显然是个很值得被提起的大师。有感于此，拙文打算从鲁迅对其小说人物的三种主要命名方式的角度，推敲一下这些“人名”所能、也应该能透析出来的深层意蕴。
一、辈分式命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二合一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标准，即封建的“忠”和“孝”。忠，是个政治的概念。它意味着，在这个政治等级森严的集团里面，每个臣民都要自觉自愿的无条件服从君主，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孝，看上去是一个伦理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晚辈要自觉自愿的无条件服从长辈，它同样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同宗的，它们目标也是一致的，二者共同架构起一个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平台。在君权、族权观念猖獗的那个社会，辈分被赋予“统治”的政治内涵。
鲁迅作品中有一类人物是依据其辈分来起名的，如鲁四老爷、赵太爷、钱太爷、夏三爷、赵七爷、赵贵翁、康大叔等等。这些“长辈”个性各异：
鲁四老爷——封建礼教思想的化身。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赵七爷——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风波》）
赵太爷——未庄的封建君主。
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阿Q正传》）
赵贵翁——封建的食人者。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狂人日记》）
在鲁镇、在未庄，这些“长辈”处在家族关系的顶端，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得听他们的，稍见世面的七斤、略通文墨的大哥、安分守业的老栓夫妇、甚至是维持一方平安的地保，无一不是唯“长辈”之令是听，唯“长辈”之命是从。这些“长辈”既处在家族关系的顶端，又处在权力关系的顶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一些既无血缘又无姻亲关系的人们，象征性地运用亲属关系称谓建立社会关系，以表示与亲属关系相应的心理态度。”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第士(Fortes，M.)在他的《亲属制度与社会组织》一文中指出：“通常被视为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同时属于社会结构中两个互补领域，即亲属领域(familial domain)和权、法领域(politiico-jural domain)。”鲁迅先生通过对这群“长辈”形象的塑造，勾划出的是一个存在于鲁镇、未庄的“具体而微”的封建王朝，撕破的是一群封建统治者的嘴脸，而预言的则是其必然被时代风暴席卷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作者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是从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的标高上，塑造这群“长辈”、认识这群“长辈”并揭示其本质的。
二、无名式命名
鲁迅对其小说中的许多“小人物”，采取的是无名式的命名。这些人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生活境遇凄惨，精神麻木，思想愚昧，观念落后，他们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又是这一制度的自觉、不自觉的维护者。这类小人物是鲁迅先生主要关注的群体，也是鲁迅小说着力表现的群体，更是被鲁迅先生寄予期望的群体。因而他对这类人物及其命运的认识也是最准确、最深刻、最经典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
阿Q，这是一位将喜剧和悲剧缠于一身的典型小人物。他是个破产农民，生活在由“赵太爷”们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生活在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的矛盾冲突中，他一生受尽凌辱、剥削；有着强烈的“造反”愿望，同时更拥有着典型的“沉默的国民灵魂和国民弱点”；他被革命党人排斥，最终却莫名其妙的被复辟势力以“造反”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
孔乙己，这是一位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在科考场上，可到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他取笑别人，别人也取笑他，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匍行于地，并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可他最后是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死的，死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未必就想知道。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年轻人，这是一个小人物群体，他们欣赏牢头红眼睛阿义给狱中革命党人夏瑜的那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他们羡慕夏三爷因为告密自家的侄儿而获取的赏金：
“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他们事实上也是华老栓夫妇花钱买烈士鲜血馒头，为小栓治病的信仰者和怂恿者。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
这类小人物还有：小D、王胡、七斤、麻子阿四、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小伙计、短衣帮等等，他们一生一世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连个正而八经的姓名都未曾拥有过。其极度卑微的社会地位，已经使他们是否拥有一个正而八经的姓名，早已变得无所谓了。关于对这类人物的认识，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有过如下的讨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先生深深明白，尽管这些小人物百“病”缠身，但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这些小人物的觉醒，而对这些深受传统思想毒害的小人物而言，觉醒决非是一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易事，他们要么从觉醒中获得新生，要么在昏睡中走向死亡。这就是鲁迅对这类小人物的认识。
三、依附式命名
所谓依附式命名，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依附于一定对象的取名方式。阿Q、小D、王胡这类人虽然没能拥有一个正而八经的姓名，但他们好歹还拥有一个未必正经的绰号，而祥林嫂、柳妈、吴妈、小栓他妈、单四嫂子、邹七嫂、杨二嫂、小尼姑等等之类的这些女人，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歪号、绰号也没有，她们能拥有的只能是一个依附于自己父亲，或者丈夫，或者儿子的“顺口呼”。在君权、族权、父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妇女理所当然的被垫在了封建社会权力、道德、经济、人权金字塔的最底层。鲁四老爷固然可以在祥林嫂死后，追加一句：“可恶，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蓝皮阿五可以借帮着抱孩子的机会，将手在单四嫂子的乳房上用心的擦一把；甚至连阿Q也居然能够在小尼姑头上摸摸。可见在这个社会中，女人是一个生来就只能接受别人统治、剥削、欺凌，而无权利去统治、剥削、欺凌别人的群体，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对她们来说，永远是不能奢望、也未必就愿意去奢望的梦。
在小说《祝福》中有一处读者未必经意可事实上却耐人寻味的描述：（面对第二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可见，祥林嫂这一生只能永远的属于祥林，尽管她改嫁给贺老六后，还生了个儿子阿毛，但鲁镇的人们永远也不会认可这桩有违于“从一而终”之道德观的不光彩的婚姻。“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鲁迅《我之贞烈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从改嫁之日起，祥林嫂就已经被这个社会遗弃，她沦为乞丐，并最终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当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至于说是否就一定死在别人的爆竹声中，那倒无所谓了。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个绝对符合那个时代道德标准的女人。丈夫死后她恪守了一个女人的节律，没有改嫁，而是守着三岁宝儿过生活。但这样的社会对她们娘儿俩来说，有如一叶扁舟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谁也说不准还能挣扎多远：覆没是在明天，还是在明天的明天？
果然病重的宝儿很快就夭折了，蓝皮阿五之类人，总在觊觎着她，一有机会便揩她的油。
“单四嫂子，我替你抱勃罗！”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朦胧的跟着他走。
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阿五有点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終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
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红鼻子老拱也在打这“冤家”的主意：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跄跄踉踉出了咸亨，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
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单四嫂这只风浪里的小船，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危难，可是更可怕的还在于单四嫂对自己这种处境的麻木，她从没有试图人为的去改变这种环境，而是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睡梦中。正因为如此，鲁迅决意“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不让她通过做梦去实现所想，就是为了逼她清醒地面对严峻的现实。
夏四奶奶，在鲁迅小说中是个更具典型意义的女性。她是革命党人夏瑜烈士的母亲，可除此之外她与祥林嫂、七斤嫂、小栓他妈这些普通女性比，并无二致。甚至比她们还麻木、落后：她羞于作烈士的母亲，羞于亲自祭奠自己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更不理解儿子牺牲的意义；“瑜儿，你死的好冤”是她作为母亲，对儿子——革命党人、烈士夏瑜牺牲之认识的总和。
女人是祸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阿Q正传》）。这段反语倒也准确的表述了封建的“女人观”。
姓氏，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左传》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名字，即名与字之合称。《礼记》云：“幼名，冠字。”应当说，姓名最初仅仅是单个人的一种辨识符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姓名学渐渐成形，于是一个人的名字被赋予了连他自己也未必能搞明白的蕴意，关于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将来、财富、婚姻、生死……，也许“生死有姓，富贵在名”的说法，更能体现人们对姓名的认识。笔者虽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也不信简单的一个名字，竟然能承载如此众多的沉重的命题，不过名字多少体现了命名人的某些希望或所求，这一行为本身倒是唯物的。鲁迅对其小说中人物的取名，的确凝结着他对某类人物及其命运的认识。俏皮中透着辛酸，恭维中藏锋鞭挞，随意中露显工心。仔细揣摩这些“人名”（名字、称谓、绰号），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去品味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蕴。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哪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
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
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关于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在小说的开头考证阿Q的“姓名”，文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无意做考据文章，有人言之确凿考证出“阿Q有两个极原始的模型。一个叫谢阿桂，他住在绍兴新台门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还有一个是谢阿桂的弟弟叫阿有。这两个人都是流浪汉，常常住在土谷祠内”。我看不出这样的考据结果与领会小说主题有什么必然的帮助。相反，一个无法考证出来的阿Q，才最符合鲁迅先生之写作初衷，也才最符合作品体现主题之需要。
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取名，向来都不是信手拈来之举。文学史上有着许多经典：马克·吐温（水手语，水深三浔）、奥楚蔑洛夫（变色龙）、甄士隐（事情的真相被隐藏了）、赫拉克勒斯（被赫拉诅咒的人），这些人名都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然而如果从取名的合理性、系统性、深刻性这三个层次上，去讨论这一话题，那么鲁迅显然是个很值得被提起的大师。有感于此，拙文打算从鲁迅对其小说人物的三种主要命名方式的角度，推敲一下这些“人名”所能、也应该能透析出来的深层意蕴。
一、辈分式命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二合一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标准，即封建的“忠”和“孝”。忠，是个政治的概念。它意味着，在这个政治等级森严的集团里面，每个臣民都要自觉自愿的无条件服从君主，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孝，看上去是一个伦理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晚辈要自觉自愿的无条件服从长辈，它同样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同宗的，它们目标也是一致的，二者共同架构起一个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平台。在君权、族权观念猖獗的那个社会，辈分被赋予“统治”的政治内涵。
鲁迅作品中有一类人物是依据其辈分来起名的，如鲁四老爷、赵太爷、钱太爷、夏三爷、赵七爷、赵贵翁、康大叔等等。这些“长辈”个性各异：
鲁四老爷——封建礼教思想的化身。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赵七爷——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风波》）
赵太爷——未庄的封建君主。
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阿Q正传》）
赵贵翁——封建的食人者。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狂人日记》）
在鲁镇、在未庄，这些“长辈”处在家族关系的顶端，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得听他们的，稍见世面的七斤、略通文墨的大哥、安分守业的老栓夫妇、甚至是维持一方平安的地保，无一不是唯“长辈”之令是听，唯“长辈”之命是从。这些“长辈”既处在家族关系的顶端，又处在权力关系的顶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一些既无血缘又无姻亲关系的人们，象征性地运用亲属关系称谓建立社会关系，以表示与亲属关系相应的心理态度。”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第士(Fortes，M.)在他的《亲属制度与社会组织》一文中指出：“通常被视为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同时属于社会结构中两个互补领域，即亲属领域(familial domain)和权、法领域(politiico-jural domain)。”鲁迅先生通过对这群“长辈”形象的塑造，勾划出的是一个存在于鲁镇、未庄的“具体而微”的封建王朝，撕破的是一群封建统治者的嘴脸，而预言的则是其必然被时代风暴席卷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作者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是从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的标高上，塑造这群“长辈”、认识这群“长辈”并揭示其本质的。
二、无名式命名
鲁迅对其小说中的许多“小人物”，采取的是无名式的命名。这些人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生活境遇凄惨，精神麻木，思想愚昧，观念落后，他们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又是这一制度的自觉、不自觉的维护者。这类小人物是鲁迅先生主要关注的群体，也是鲁迅小说着力表现的群体，更是被鲁迅先生寄予期望的群体。因而他对这类人物及其命运的认识也是最准确、最深刻、最经典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
阿Q，这是一位将喜剧和悲剧缠于一身的典型小人物。他是个破产农民，生活在由“赵太爷”们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生活在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的矛盾冲突中，他一生受尽凌辱、剥削；有着强烈的“造反”愿望，同时更拥有着典型的“沉默的国民灵魂和国民弱点”；他被革命党人排斥，最终却莫名其妙的被复辟势力以“造反”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
孔乙己，这是一位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在科考场上，可到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他取笑别人，别人也取笑他，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匍行于地，并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可他最后是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死的，死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未必就想知道。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年轻人，这是一个小人物群体，他们欣赏牢头红眼睛阿义给狱中革命党人夏瑜的那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他们羡慕夏三爷因为告密自家的侄儿而获取的赏金：
“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他们事实上也是华老栓夫妇花钱买烈士鲜血馒头，为小栓治病的信仰者和怂恿者。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
这类小人物还有：小D、王胡、七斤、麻子阿四、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小伙计、短衣帮等等，他们一生一世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连个正而八经的姓名都未曾拥有过。其极度卑微的社会地位，已经使他们是否拥有一个正而八经的姓名，早已变得无所谓了。关于对这类人物的认识，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有过如下的讨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先生深深明白，尽管这些小人物百“病”缠身，但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这些小人物的觉醒，而对这些深受传统思想毒害的小人物而言，觉醒决非是一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易事，他们要么从觉醒中获得新生，要么在昏睡中走向死亡。这就是鲁迅对这类小人物的认识。
三、依附式命名
所谓依附式命名，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依附于一定对象的取名方式。阿Q、小D、王胡这类人虽然没能拥有一个正而八经的姓名，但他们好歹还拥有一个未必正经的绰号，而祥林嫂、柳妈、吴妈、小栓他妈、单四嫂子、邹七嫂、杨二嫂、小尼姑等等之类的这些女人，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歪号、绰号也没有，她们能拥有的只能是一个依附于自己父亲，或者丈夫，或者儿子的“顺口呼”。在君权、族权、父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妇女理所当然的被垫在了封建社会权力、道德、经济、人权金字塔的最底层。鲁四老爷固然可以在祥林嫂死后，追加一句：“可恶，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蓝皮阿五可以借帮着抱孩子的机会，将手在单四嫂子的乳房上用心的擦一把；甚至连阿Q也居然能够在小尼姑头上摸摸。可见在这个社会中，女人是一个生来就只能接受别人统治、剥削、欺凌，而无权利去统治、剥削、欺凌别人的群体，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对她们来说，永远是不能奢望、也未必就愿意去奢望的梦。
在小说《祝福》中有一处读者未必经意可事实上却耐人寻味的描述：（面对第二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可见，祥林嫂这一生只能永远的属于祥林，尽管她改嫁给贺老六后，还生了个儿子阿毛，但鲁镇的人们永远也不会认可这桩有违于“从一而终”之道德观的不光彩的婚姻。“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鲁迅《我之贞烈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从改嫁之日起，祥林嫂就已经被这个社会遗弃，她沦为乞丐，并最终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当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至于说是否就一定死在别人的爆竹声中，那倒无所谓了。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个绝对符合那个时代道德标准的女人。丈夫死后她恪守了一个女人的节律，没有改嫁，而是守着三岁宝儿过生活。但这样的社会对她们娘儿俩来说，有如一叶扁舟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谁也说不准还能挣扎多远：覆没是在明天，还是在明天的明天？
果然病重的宝儿很快就夭折了，蓝皮阿五之类人，总在觊觎着她，一有机会便揩她的油。
“单四嫂子，我替你抱勃罗！”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朦胧的跟着他走。
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阿五有点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終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
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红鼻子老拱也在打这“冤家”的主意：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跄跄踉踉出了咸亨，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
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单四嫂这只风浪里的小船，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危难，可是更可怕的还在于单四嫂对自己这种处境的麻木，她从没有试图人为的去改变这种环境，而是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睡梦中。正因为如此，鲁迅决意“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不让她通过做梦去实现所想，就是为了逼她清醒地面对严峻的现实。
夏四奶奶，在鲁迅小说中是个更具典型意义的女性。她是革命党人夏瑜烈士的母亲，可除此之外她与祥林嫂、七斤嫂、小栓他妈这些普通女性比，并无二致。甚至比她们还麻木、落后：她羞于作烈士的母亲，羞于亲自祭奠自己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更不理解儿子牺牲的意义；“瑜儿，你死的好冤”是她作为母亲，对儿子——革命党人、烈士夏瑜牺牲之认识的总和。
女人是祸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阿Q正传》）。这段反语倒也准确的表述了封建的“女人观”。
姓氏，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左传》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名字，即名与字之合称。《礼记》云：“幼名，冠字。”应当说，姓名最初仅仅是单个人的一种辨识符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姓名学渐渐成形，于是一个人的名字被赋予了连他自己也未必能搞明白的蕴意，关于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将来、财富、婚姻、生死……，也许“生死有姓，富贵在名”的说法，更能体现人们对姓名的认识。笔者虽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也不信简单的一个名字，竟然能承载如此众多的沉重的命题，不过名字多少体现了命名人的某些希望或所求，这一行为本身倒是唯物的。鲁迅对其小说中人物的取名，的确凝结着他对某类人物及其命运的认识。俏皮中透着辛酸，恭维中藏锋鞭挞，随意中露显工心。仔细揣摩这些“人名”（名字、称谓、绰号），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去品味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