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为了专题需要，我们特别选用了您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的几幅作品，当时像您这样的职业摄影师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A：这次选用的几幅照片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大概1963、1964那些年，那时讲摄影是为政治宣传、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党服务，但同时也提倡要深入生活、拍摄普通生活。当时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大家称摄影为“创作”，于是我就到幼儿园和学校去拍了一些孩子的画面，比如教育孩子爱劳动、讲卫生的画面，比如学雷锋、学王杰做好事、谈理想的画面，那时专门到幼儿园拍孩子的还真不多。从画面上、从摄影语言的角度来说，那时就已经开始走向“摆拍”模式，主张用灯光、反光板来营造好的光效。后来这种摆拍之风到“文革”期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说实在的，那个时代我确实拍了很多假大空、极左的一些东西。
　　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在完成了拍摄任务之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独立的拍摄想法？
　　A：完全没有，如果说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深入生活来拍，那就是假话。那个时代你不会存在自我意识、自己的观点，不存在另外一种拍法，也不可能有多种多样自由活跃的拍摄思想。
　　那个时代，不摆拍反而不真实、不正常了。
　　那些画面虽然是摆拍的，但却是“不真实的真实”，“不真实”是说那个画面确实是摄影师为了追求完美的效果而对现场进行摆布、摆拍。“真实”，是说画面上反映的内容确实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那时虽然摆拍，但也反对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您后来拍摄的黄河系列以及北京系列里也有很多关于孩子的画面，这时的拍摄会有什么不同？
　　A：和六七十年代相比肯定不一样了，那时为政治服务完全是歌颂性质的拍摄，而后来则是时代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记录。
　　我人生的两大转折—— 第一次是1964年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第二次是1978年到北京来工作，那时看了大量国外摄影师的作品，还曾陪同法国来的摄影师一同拍摄。从他们的拍摄中我看到摄影要记录真实生活，并且不能干涉拍摄对象。但是要是说思想彻底解放，是到了80年代末，开始以黄河作为我拍摄主题的时候。
　　孩子是摄影人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人群，是一个社会组成部分。纪实摄影不可能抛开这个人群。中国需要坚持记录社会的摄影者，应该在生活中抓取孩子的活泼天真的状态，而不是那种简单的看镜头、举剪刀手、喊茄子。
　　这种摆拍除了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外，是否也和当时胶卷等物资匮乏有关系？能否客观地评价下那个年代的摄影对后来的影响？
　　A：那时都用禄莱双反相机拍摄，会自觉地不去浪费胶片，一个画面最多拍两三张，一般只拍一张。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必须要带着闪光灯、反光板等附件。那时的闪光灯国内还没有制造，都是德国进口的带着电瓶的那种。
　　那时就叫艺术创作，追求的就是达到最美，当时我这几幅照片还差点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刊登，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没有刊登。通过那时的杂志可以看到，那阶段的照片基本也都是这个模式。
　　那时对画面形式感的追求其实也对后来纪实摄影的拍摄有很大益处。当时拍摄时对背景的处理、光线的处理都很完整，会把自己头脑中的构图加注于画面，今天的纪实摄影不仅仅是要拍下来，也应该要讲究摄影的语言，你的作品要有“悬挂性”（能不能挂到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