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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辑的《我的中国心：共和国高层往事》（重庆出版社）一书，以学者、家人、秘书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回忆，勾勒出刘少奇不同寻常的人生。摘登如下。
委员长的称呼让他不悦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这让所有人都倍感欢欣鼓舞。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而这个名头却让他感到很不习惯。
黄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他身边有一个秘书杨俊，开会回来进刘少奇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在门口喊：“委员长。”刘少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装作没听见，头也没抬。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声音说“委员长”，刘少奇还是不理。杨俊又叫了一声后，刘少奇的头抬起来了，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你不感到别扭吗？”弄得杨俊很不好意思。
后来刘少奇还专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党内，只有3个人（以职务相称），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因为多年来大家都那么称呼，已经习惯了，可以不必改。但对其他人都应该称‘同志’。我们党内有一个好习惯，互相不称职务，一律称‘同志’，在我们这里还是照旧。”所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包括他的部下都直呼他“少奇同志。”
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我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曾任刘少奇秘书）：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一对等待厄运的“新人”
1967年4月]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这样的诬蔑让刘少奇格外愤怒。很快他就写出了应对这些质问的答辩，但这份材料却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撕得粉碎。
就在此时，一个更恐怖的消息向他袭来。
刘亭（刘少奇之女）：4月9日，平平从中南海外面回来，说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怕见群众吗？要批要斗应该批我”。
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这是他头一次这么点名地说了。“但是我在党内是讲原则的，从来没有搞过阴谋诡计”。然后一转他又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和恩格斯一样。我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们要逼着我当反革命我也不会当，我一生也不会反对党、国家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当时我们完全被惊住了。
爸爸妈妈要分开的时候，爸爸第一次帮妈妈收拾行李，然后他俩就面对面地坐着。爸爸忽然说了一句：“咱们怎么跟等着要上花轿一样？”说着他们俩就笑了。后来通知要批斗他们俩的时候，妈妈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这次我们俩就真要分别了。”爸爸就最后给她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委员长的称呼让他不悦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这让所有人都倍感欢欣鼓舞。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而这个名头却让他感到很不习惯。
黄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他身边有一个秘书杨俊，开会回来进刘少奇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在门口喊：“委员长。”刘少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装作没听见，头也没抬。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声音说“委员长”，刘少奇还是不理。杨俊又叫了一声后，刘少奇的头抬起来了，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你不感到别扭吗？”弄得杨俊很不好意思。
后来刘少奇还专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党内，只有3个人（以职务相称），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因为多年来大家都那么称呼，已经习惯了，可以不必改。但对其他人都应该称‘同志’。我们党内有一个好习惯，互相不称职务，一律称‘同志’，在我们这里还是照旧。”所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包括他的部下都直呼他“少奇同志。”
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我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曾任刘少奇秘书）：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一对等待厄运的“新人”
1967年4月]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这样的诬蔑让刘少奇格外愤怒。很快他就写出了应对这些质问的答辩，但这份材料却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撕得粉碎。
就在此时，一个更恐怖的消息向他袭来。
刘亭（刘少奇之女）：4月9日，平平从中南海外面回来，说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怕见群众吗？要批要斗应该批我”。
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这是他头一次这么点名地说了。“但是我在党内是讲原则的，从来没有搞过阴谋诡计”。然后一转他又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和恩格斯一样。我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们要逼着我当反革命我也不会当，我一生也不会反对党、国家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当时我们完全被惊住了。
爸爸妈妈要分开的时候，爸爸第一次帮妈妈收拾行李，然后他俩就面对面地坐着。爸爸忽然说了一句：“咱们怎么跟等着要上花轿一样？”说着他们俩就笑了。后来通知要批斗他们俩的时候，妈妈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这次我们俩就真要分别了。”爸爸就最后给她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