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民企的“原罪”，一些内地富豪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监管及司法机构关注。不久前，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撰文指出，认为民企“原罪”说是一些理论家不负责任、轻率地扣给民营企业(家)的一顶大帽子。王德禄还举了希望集团刘永好、联想集团柳传志的例子，认为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是靠企业家的辛苦劳动和聪明才智，靠中国市场的成长带动发展壮大起来的。事实上，在第一波关于民企原罪讨论中，刘永好就曾承认赚过昧心钱，而柳传志也自曝赖过账、走过私，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更是坦言，自己对工作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有过这样的论述，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民企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原罪”，绝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假命题”，正如吉林大学教授潘石所言，回避和否认原罪的存在，只会加剧社会分裂和民众的仇富心理，丝毫不利于私营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主张不再纠缠“历史旧账”，但是，这种宽容不是民企“不赎罪”的理由。对于民企的原罪，是应该要寻求一种明智的妥协，可这种妥协不是“不追诉”，否则，民企原罪未除，新罪恐怕又在酝酿之中。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民企原罪，法律自然没有可追诉的依据，可之于未过诉讼时效之原罪，政府切不可轻易出臺豁免政策，毫无原则地“宽容”和“既往不咎”。如果这样，将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也是一种法律权威的沦丧。事实上，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民企原罪，道义上的赎罪也不该被遗忘和轻易地豁免。
　　刘永好、柳传志、尹明善之所以没有因为早年的原罪而受损，除了法律上已过诉讼时效以外，更在于他们在以实际行动赎罪。对于民企的“赎罪之道”，我很赞成《商务周刊》主编高昱的观点。他说，民营经济领军的“二次工业化”，就在于它不仅具有产业经济上的作用，更在于它为社会各阶层实现和谐和谅解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民营企业家将累积的财富转化为实业投资，像他们几百年前的欧洲同行那样，为洗清原罪，一方面厉行节俭，投身于生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购“赎罪券”方式，进行各种救济穷人的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