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曾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70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这种历史的遥相呼应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适应变化的必然规律。
　　所谓恐慌,是对显现或潜在威胁的一种心理应答。本领恐慌,是对现有能力可能难以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预警或担心。也许,有人会鄙夷,为何要本领恐慌?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并非是谁刻意要“恐慌”,而是环境变化所逼迫的一种无奈,也是敏锐觉察和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使然。
　　很显然,本领恐慌的根源在于时代的各种“急剧变化”,在于因变化而改变的各种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格局”,比如,我们各种清香的“奶酪”是否会失落?而最无可奈何的是,变化又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
　　如今,揣着“本领恐慌”已为一种生活状态,面对变化的时代,我们已很难有“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难有“落花无意、流水无声”的闲适。“一劳永逸”和“半部论语治天下”已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没有现实的演绎版,一切的问题和答案均在应变的过程中。“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再是一种神神叨叨,更像是一种时代的生活颤音。
　　恐慌,是对变化态势的警觉,直白一点说就是危机感,“惶惶不可终日”。纵观今天全球的行业领袖,无一不是惶惶者,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一个个“惶惶者生存”的故事,因为稍不留意就会落伍或被淘汰出局。
　　恐慌,是永远未解决的问题。历史上杰出的文化创造者,无一不是求变创新和问题驱动者。
　　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剑桥大学著名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著名哲学家罗素问穆尔:“你最好的学生是谁?“穆尔毫不犹豫地说:“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学生中,只有他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罗素为什么会落伍?”维特根斯坦说:“因为他没有问题了。”其实,不论是对人,还是企业或者任何组织机构,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恐慌,是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生命哲学,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却未必能真正触动我们的生命之弦。由于陶醉于温暖的水温,青蛙最后是“舒服死了”。
　　面对变化,面对新问题,我们很容易依赖经验和习惯,以致深陷“路径依赖”和经验主义而难以自拔。那个因提出“路径依赖”理论而成功阐释经济制度演进的D. North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然而,路径依赖和经验主义却往往铸就思维定势。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说,经验是错误的别称。这对经验自居者可能难以接受,但我们要看到,问题和方法通常是情境化的,而情境又往往因时代、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所以会出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困顿。如果用老经验去解决新问题,无疑等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今天,“经验为王”的背影正在远去,社会学家M.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用“后喻文化”理论解释道,如果说过去的长者,可以凭着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
　　然而,多少人总是被路径所左右,被经验所困扰,被习惯所羁绊,因而难得本领恐慌。J.Galbrainth曾说,当处在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与证明没有改得必要两者之间要做一抉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忙着去证明。这就是人的惰性!
　　一根小木柱,一条细铁链,竟然能把一头千斤重的大象拴住,这不荒谬吗?可这场景在印度和泰国却随处可见。原来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被那些驯象人用一条铁链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无论小象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即使可以轻易地挣脱链子时,也不挣扎。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
　　联想到人类,N.Austin不禁长叹一声,问题不在如何把新思维灌进你的大脑,而是如何除旧。所以,我们必须警惕,习惯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大到我们习以为常,大到我们不知不觉,最终怅然地望着时代的尾灯渐行渐远。黑格尔曾说,人死于习惯!正是智者的警觉。
　　应对本领恐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终身学习!数十年来,从专家学者到各类研究机构,从国家的名义到联合国的倡议,发出了许多预警,产生了许多与“学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相关的名言、宣言和行动。如果我们明白为何恐慌,就自然知晓为何学习,就自然会思考和行动:谁学?学什么?怎样学?
　　当远程网络教育日渐完善地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平台时,也许,长期袭扰我们的本领恐慌情绪,将得到释放和安顿。
　　本领恐慌,是一种时代气候,于我们来说,本领恐慌是一种负责的生活态度——对自身、对所属机构、国家、社会乃至对人类。
　　如果你要说我“玩笑”开大了,那我就不再多说。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反正我们都得在本领恐慌中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