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亚莉军医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平和可亲，丝毫没有高干子女的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矜持和孤傲。李军医的父亲李克义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贵州省总队的首任总队长。生前为维护云贵地区的社会安定做出过重大贡献。
我是一名普通的军医，我的这段参战经历反映了我军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生在祖国西南边疆那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自卫反击战争中的一点缩影，但对我本人来讲那是终生难忘的。
我生在军人家庭，长在部队大院，从小就从父母和同院的伯伯叔叔那里受到了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学好本领长大从军报国，像父辈那样工作和生活是我最高的理想，所以尽管那时我的家庭生活比较优裕，但由于家教较严，我也没有多少娇小姐的作风。谁料想，正当我豆蔻年华时，那场殃及全国的“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造反有理”成了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但父母严令我们不许出去胡闹，所以我只好呆在家中。1969年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以不满参军年龄的15周岁报名参了军，来到一所援越抗美部队的野战医院当了名“小女兵”。在医院里我从话务员、炊事员、卫生员一步步干起，后来被调到当时的昆明军区总医院。不久，我又主动要求调到远离昆明的第11军31师师医院工作。我知道，要想有发展就要努力学习，我自学了所有中学课程，在恢复高考那年，报考了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分数是足够了，但女生名额太少，在昆明地区只招3个人，所以就落选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1980年考入昆明军医学校，在那里，我受到严格的全科医学教育，为我终生从事救死扶伤这样崇高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是1975年和我爱人张学宁相识的，当时他在11军军务处当参谋，他父亲张景华老将军当时是陆军第11军第一副军长。我父亲时任11军31师副师长。1978年，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学宁的父亲被调任第14军军长，后来率部参加西线自卫作战。大战在即，我们草率地举行了婚礼，连个喜字也没贴。婚后没几天，他就随部队参战了。半年多以后，他凯旋归来，我们短暂团聚几个月，又先后各自到军校学习深造。后来我们回到云南大理（11军军部所在地），平静幸福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利用这段相对充裕的时间努力学习刻苦实践，使自己的医疗技术尤其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第60医院接到命会准备参加后来被称之为“骑线”拔点作战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我院成立了一支野战医疗所，配属第11军第31师，师长就是因此战成名的后来升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上将。
者阴山位于我国云南省麻粟坡县杨万地区边缘，距县城79千米，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由于该地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很多，地形复杂，加之雨量充沛，植被繁茂。1979年3月，越军非法侵入者阴山地区之后，以安明县独立三营、县队6连、105公安屯、特工营及侦察队和冲锋队固守。他们以1052.4、1142和1250高地为主要防御支撑点。筑有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工事和土木结构地堡、掩蔽部百余座。轻重火力可互相交叉封锁，工事间有交通壕相连。在要害地区均布有雷场、铁丝网、陷阱等防御工事，构成了多层立体防御体系。
我第11军31师在军属强大的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于1984年4月30日凌晨，发起对者阴山之敌的攻击。激战至5月6日7时30分，我军攻占了者阴山地区，并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在阵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者阴山之战胜利结束，我31师以亡百余人的代价毙敌大尉以下官兵550名字，俘敌18名，缴获6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9门，各种枪械151支及军用物资一部。
参战命令一下来，同志们都争着报名上前线，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经过组织上多方面考察后，同意我参加野战医疗所，并且成为外科创伤组也就是手术组里唯一的女医生。一切准备就绪，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带好行装，趁着夜幕登上军用大卡车。在以后的四天里，我们都是采用昼伏夜出的摩托化行军方式，到达指定位置——西畴县戈木乡，开始进行战前准备。开战前又转移至樟木地区，接收了小部分伤员。为了防敌特工及冷炮的伤害，我们又转移到八布。几次转移所有的医疗器材和伤病员都是由我们医疗所的医务人员自己装卸护送。战区的路况非常差，再加上雨水多，泥泞不堪。不下雨时就是烈日当头闷热异常，挥汗如雨。但又要经常行军，根本就没有可以洗澡换衣服的可能，所以非常难受。但是军令如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医疗所先后动用车辆250台次，行程1400千米。开战前我们来到一个Dq亳林的山凹里，这里离前沿阵地只有千余米，三面环山，长着野芭蕉和次生林，杂草有一人多高。本来我们医疗所是应配置在二线的，结果我们却被配置在师医院的前面，但这一“失误”却使我们能有机会抢救回更多战士的生命。战后总结的时候，这也算一条经验呢。我们一到驻地就紧急清除场地搭建帐篷，还修建了一条500多米长运送伤员的简易小路。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共搭建50余座帐篷，开设病床150张，手术台7台，完全具备了野战救治需要。但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配置隐蔽了，但用水困难的问题，热带病防治问题，热带气候多雨大风对帐篷和医疗设备的威胁等问题摆在面前。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深夜睡觉时，突然狂风大雨来临，帐篷被突如其来的风刮了起来，所有男女同志们就得立即出去拉紧帐篷固定好。许多人外衣都来不及穿，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干活，否则，帐篷会随时倒塌。跟我同一个帐篷的护士长苏大姐每次都是第一个冲出去，我挺受感动的，也能积极参加她们的行列。
从1984年4月初开始，我军炮兵就开始对者阴山之敌实施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炮击，为全面进攻做准备。由于我们医疗所驻在离前沿很近的地方，所以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军的隆隆炮声。到了晚上，更可以看到我军的炮弹，成群地掠过医务所的上空，砸向敌人阵地，尤其是火箭炮弹拖着耀眼的尾焰，像流星一样掠过我们的头顶，还真挺壮观的。
每天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手术、查房，神经绷得紧紧的。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楚，现在只是激战前夜，大仗还没开始，更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4月30日天还没有大亮，我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什么叫震耳欲聋地动山摇。我军的大炮把半边天都打红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嘹亮的军号声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知道战士们正在奋勇争先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听得出越军的抵抗也是很顽强，不时有迫击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的山坡上……
战斗发起不久第一批伤员就下来了。战时抢救的程序是这样的：前沿负伤的战士由卫生员简单包扎，主要是止血后，由担架队员或其它战士送到伤员集中点，再由我们医疗所的护士们组成的专门人员，根据伤情分别送到创伤组各帐篷手术室进行抢救。外面的担架队是不能进入我们医疗所的。而我们的护士都是女同志，虽然路程不远，但伤员量很大，所以那些身材瘦小的护士们抬着担架一路小跑是很辛苦的。伤员在我们这里主要进行初期治疗：包括清洗创伤，取出弹片，截去因伤失去作用的部位，固定夹板和打石膏等工作。伤员一般只在我们医疗所停留3-5天就由后送组送往后方医院。更精细的后期治疗康复及配假肢等，则需要转送至后方中心医院、军区总医院甚至到上海、北京等大医院去完成。我们手术组的工作还包括治疗，如腹部、胸部和头部等创伤，其中气胸伤员很多。所谓气胸就是因为人体胸腔原来是一个稳定的压力环境，一中弹后，外面的空气进入，造成压力失衡，导致压迫肺叶造成肺部异常，从而使伤员呼吸困难甚至死亡。我们医疗所的应急抢救措施就是在某一部位插入一根管子，导出胸腔内的空气，使之压力平衡，减小对肺的压迫。
伴随着前方战斗的愈加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医疗所的7个手术台同时启动，内外科医生一刻不停地抢救伤员做手术。当时伤员所负的伤以被地雷炸伤和炮伤居多，尤其是被地雷炸伤的最多。有些伤员的下肢基本被地雷炸烂了，有的伤员因感染严重，只能采用截肢的方法。在为伤员打上麻药，采取了止血等措施之后，我们便用手术锯把已经坏死的部位锯掉。望着那些几个小时前还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友失去肢体的景象，我们的心里异常难过，但为了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又不得不这样做。在接下来的三天两夜里，我没有睡过一次觉，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双手的乳胶手套，手术服上也总是沾满着鲜血。脚下的污物桶里放着来不及清走的残肢和大量的沾满鲜血的绷带。吃饭时，我们只是随便洗洗，用酒精擦几下手，胡乱吃几口饭喝点水。有时刚开始吃，伤员又抬了进来，放下饭碗立刻投入手术。当时我们吃的大部分都是压缩干粮、罐头及软包装的咸菜等野战食品，营养还够，但说真话味道并不理想，乍吃几顿还可以，但老吃确实挺难以下咽的。吃上一顿热饭算是奢侈的了。
长时间站着还必须精神高度集中地做手术，是非常累的，我们的腿都站肿了。想坐下来休息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台手术还没完，另一名伤员已经在等了。那时我们真恨不得自己再长出一双手来，免除战友的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因此只要一看见浑身是血痛苦呻吟或昏迷的战士们，我们极度的劳累和困意马上就会飞到九霄云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手术之中。
我们的战士真是好样的。他们面对自己的伤残，还是那样阳光开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才十八岁的小战士，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刚入伍几个月就上了战场，而且还致残了。但当我们去查房时，他忍着术后的疼痛（对于伤员来讲，手术的第～过后，是最疼痛的，因为此时麻醉药的效力已经消失）十分兴奋地给我们讲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说没真打时，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但真上了战场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上级一声令下，就向山头冲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消灭敌人替自己的战友报仇！看着他那张稚气未脱但显得特别阳光的脸庞，听着他讲自己的故事，当着他的面，我们夸奖鼓励着他。但走出他的帐篷，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他才十八岁啊！就失去了下肢。未来的生活道路还是那么的漫长，他该怎么面对这一切呢……
讲到这里，李亚莉军医的眼里含着泪，他爱人轻轻地把纸巾盒推到她的手边……
我儿子现在驻滇第14集团军某部任连长，我有时到部队去看他时，也会看到许多像我治疗过的那个小战士一样年轻朝气蓬勃的战士。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二十多年前在野战医疗所的那一幕。我从心里由衷地祝福他们不要再遇上残酷无情的战争，能够服役期满后平平安安地回到父母亲人身边。但我也是军人，深知作为共和国军人的使命，一旦祖国需要，我相信那些小战士们也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反侵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
当时我们医疗所不仅医治我军伤员，也医治了不少被俘的越军伤员。对他们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视同仁地尽全力挽救他们的生命。对其中的两个伤员，至今我仍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个越军伤员才16岁，人很瘦小，他很听话，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很快就好了。而另一个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患上了气胸的越军伤员，可能是个排长之类的小干部吧，由于受越方的反华宣传中毒太深，一直以为我们拿他做试验，所以态度很不好，时常发脾气，有一天，趁看护人员不注意，自己偷偷地拔去了导气的管子，结果病情恶化而抢救无效死亡了。
随着我军者阴山拔点作战的彻底胜利，前线的伤员也少了许多，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能够比较踏实地睡个安稳觉了，但做手术、查房、巡诊仍是每天必须的任务。由于伤员少了，所以我们改为轮流值班制。我们的周主任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军医，他医术精湛为人忠厚，经常替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医值班。那时我们医疗所的帐篷都是相隔不远的，从病房帐篷走到生活帐篷相隔有几十米。有一次，周主任主动要替我值班，我推辞了半天，他还是执意让我去休息，还说年轻人觉多。我实在推辞不过就答应了。交结完工作后，我走出帐篷透透气，深夜的凉风一吹，我的思绪从炮火连天的战场飞到了在后方部队的爱人身边（爱人所在部队是第二批老山轮战部队），不由得思念万千。那一刻的心情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燕歌行”里的两句诗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我虽然不是封建年代的怨妇，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正当此时，突然听到不远山头上传来一声“口令？”同时伴随着有拉抢栓的声音。这一下子把我从幻梦中惊醒，这里是战场 由于我回答口令正确，又穿着白大褂，所以战士就没再追问。当时31师的部队对我们医疗所保护是很严的，可以说达到了警卫首长的水平。客观地讲，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听说在1979年初自卫反击作战中，东线某部的医疗队的几名女医务人员不幸落入越军之手，受到了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摧残。所以后来医院受到了作战部队严密的警卫。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警卫医疗所的战士们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原本无错，但我们这些年轻女医务工作者在炮火硝烟战场上的存在，不仅从事着挽救生命的神圣职责，也在那些年轻的士兵心中平添了一种对生活和未来的渴望与憧憬。记者同志，您说对吗？
李军医突兀地一问，顿使自诩为久经“战阵”的记者陷入了迷茫之中。顷刻之间，竟无语可答，便冒出电视剧“刘老根”中刘大脑袋的那句经典台词：“那是必须的！”惹得李军医和张学宁先生也笑出了声，刚才沉闷的局面缓解过来，采访得以正常进行下去。
战场形势越来越平稳了，我们开始走出医疗所，到我军驻守的各个高地的工事和猫耳洞去巡诊和慰问，我们真切地看到战士们坚守在闷热潮湿而又孤寂的猫耳洞里是多么艰苦啊。他们平常都赤裸着身子，我们去了他们才急忙穿上长裤和被泥土染黄的背心，并且不好意思面对着我们。但在我们眼里他们的形象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更美！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悄悄话和我们讲，把后方慰问的自己不舍得吃的食品和用弹壳等制成的“工艺品”送给我们，其情真之举胜过兄弟姐妹。可惜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相机，不能把我们和这些最可爱的战友的短暂接触永久留存下来…
当战场形势彻底稳定之后，我们60医院野战医疗所又后撤到了铁厂地区。到了这里总算不住那些透风透雨不隔热不防寒的帐篷了，但房子只是地方单位的一些破旧平房。住的床都是用木板架着凳子支撑起来的，人坐上左摇右晃吱吱乱响。但这里有一条小河，解决了我们女兵的洗澡问题。在亳林时，因为附近没有天然水源，吃喝洗漱用水都用水车从后方运过来的，差不多水贵如油了，谈何洗澡。所以，一个多月里我们几乎根本没有洗过澡，脏得不行。现在有了这样一条小河，总算“解决”了女兵们沐浴的问题。我们用不透明的厚塑料膜，围成一个“浴室”，外面由女兵们站岗，大家轮流进去洗，虽然水很凉，冻得我们直打哆嗦，但终究可以痛快地洗一下了。
将近半年的战地野战医疗所任务完成了，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在上级和所领导，及我们外科创伤组周主任、徐副主任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斗、努力拼博，做出了我军白衣天使真正应该付出的一切。根据战后统计，我们医疗所共救治伤员316名，其中重伤员157名、中度伤员113名、轻伤员46名。在三天两夜最激烈的战斗期间，我们就救治伤员199名。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和平时期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我们野战医疗所荣立集体三等功。外科创伤组荣立一等功，我本人获11军嘉奖一次。
战争锻炼了我们这些白衣战士，它既提高了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医疗技术，又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心灵，短短半年的野战救护生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和您讲述的都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其实我已经和我的孩子、朋友和亲人讲过许多次了。这次我之所以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让广大读者知道两点：第一，战争是残酷的，人民解放军的天职就是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和平，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但如果战争真的发生，军人还会勇敢向前冲的！第二，一个人经过挫折和艰苦的磨练，绝不是坏事，它会使你受益终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记者采访过多名参加了那场自卫反击作战的将军、士兵及后勤人员，这次能采访到战场的白衣天使，补足了我的缺憾。听了李亚莉军医这真实的战地救护和精辟的人生哲理归结论述。不知读者朋友有何感悟？
[李亚莉军医的爱人张学宁先生为此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是一名普通的军医，我的这段参战经历反映了我军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生在祖国西南边疆那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自卫反击战争中的一点缩影，但对我本人来讲那是终生难忘的。
我生在军人家庭，长在部队大院，从小就从父母和同院的伯伯叔叔那里受到了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学好本领长大从军报国，像父辈那样工作和生活是我最高的理想，所以尽管那时我的家庭生活比较优裕，但由于家教较严，我也没有多少娇小姐的作风。谁料想，正当我豆蔻年华时，那场殃及全国的“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造反有理”成了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但父母严令我们不许出去胡闹，所以我只好呆在家中。1969年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以不满参军年龄的15周岁报名参了军，来到一所援越抗美部队的野战医院当了名“小女兵”。在医院里我从话务员、炊事员、卫生员一步步干起，后来被调到当时的昆明军区总医院。不久，我又主动要求调到远离昆明的第11军31师师医院工作。我知道，要想有发展就要努力学习，我自学了所有中学课程，在恢复高考那年，报考了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分数是足够了，但女生名额太少，在昆明地区只招3个人，所以就落选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1980年考入昆明军医学校，在那里，我受到严格的全科医学教育，为我终生从事救死扶伤这样崇高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是1975年和我爱人张学宁相识的，当时他在11军军务处当参谋，他父亲张景华老将军当时是陆军第11军第一副军长。我父亲时任11军31师副师长。1978年，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学宁的父亲被调任第14军军长，后来率部参加西线自卫作战。大战在即，我们草率地举行了婚礼，连个喜字也没贴。婚后没几天，他就随部队参战了。半年多以后，他凯旋归来，我们短暂团聚几个月，又先后各自到军校学习深造。后来我们回到云南大理（11军军部所在地），平静幸福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利用这段相对充裕的时间努力学习刻苦实践，使自己的医疗技术尤其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第60医院接到命会准备参加后来被称之为“骑线”拔点作战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我院成立了一支野战医疗所，配属第11军第31师，师长就是因此战成名的后来升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上将。
者阴山位于我国云南省麻粟坡县杨万地区边缘，距县城79千米，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由于该地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很多，地形复杂，加之雨量充沛，植被繁茂。1979年3月，越军非法侵入者阴山地区之后，以安明县独立三营、县队6连、105公安屯、特工营及侦察队和冲锋队固守。他们以1052.4、1142和1250高地为主要防御支撑点。筑有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工事和土木结构地堡、掩蔽部百余座。轻重火力可互相交叉封锁，工事间有交通壕相连。在要害地区均布有雷场、铁丝网、陷阱等防御工事，构成了多层立体防御体系。
我第11军31师在军属强大的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于1984年4月30日凌晨，发起对者阴山之敌的攻击。激战至5月6日7时30分，我军攻占了者阴山地区，并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在阵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者阴山之战胜利结束，我31师以亡百余人的代价毙敌大尉以下官兵550名字，俘敌18名，缴获6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9门，各种枪械151支及军用物资一部。
参战命令一下来，同志们都争着报名上前线，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经过组织上多方面考察后，同意我参加野战医疗所，并且成为外科创伤组也就是手术组里唯一的女医生。一切准备就绪，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带好行装，趁着夜幕登上军用大卡车。在以后的四天里，我们都是采用昼伏夜出的摩托化行军方式，到达指定位置——西畴县戈木乡，开始进行战前准备。开战前又转移至樟木地区，接收了小部分伤员。为了防敌特工及冷炮的伤害，我们又转移到八布。几次转移所有的医疗器材和伤病员都是由我们医疗所的医务人员自己装卸护送。战区的路况非常差，再加上雨水多，泥泞不堪。不下雨时就是烈日当头闷热异常，挥汗如雨。但又要经常行军，根本就没有可以洗澡换衣服的可能，所以非常难受。但是军令如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医疗所先后动用车辆250台次，行程1400千米。开战前我们来到一个Dq亳林的山凹里，这里离前沿阵地只有千余米，三面环山，长着野芭蕉和次生林，杂草有一人多高。本来我们医疗所是应配置在二线的，结果我们却被配置在师医院的前面，但这一“失误”却使我们能有机会抢救回更多战士的生命。战后总结的时候，这也算一条经验呢。我们一到驻地就紧急清除场地搭建帐篷，还修建了一条500多米长运送伤员的简易小路。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共搭建50余座帐篷，开设病床150张，手术台7台，完全具备了野战救治需要。但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配置隐蔽了，但用水困难的问题，热带病防治问题，热带气候多雨大风对帐篷和医疗设备的威胁等问题摆在面前。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深夜睡觉时，突然狂风大雨来临，帐篷被突如其来的风刮了起来，所有男女同志们就得立即出去拉紧帐篷固定好。许多人外衣都来不及穿，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干活，否则，帐篷会随时倒塌。跟我同一个帐篷的护士长苏大姐每次都是第一个冲出去，我挺受感动的，也能积极参加她们的行列。
从1984年4月初开始，我军炮兵就开始对者阴山之敌实施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炮击，为全面进攻做准备。由于我们医疗所驻在离前沿很近的地方，所以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军的隆隆炮声。到了晚上，更可以看到我军的炮弹，成群地掠过医务所的上空，砸向敌人阵地，尤其是火箭炮弹拖着耀眼的尾焰，像流星一样掠过我们的头顶，还真挺壮观的。
每天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手术、查房，神经绷得紧紧的。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楚，现在只是激战前夜，大仗还没开始，更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4月30日天还没有大亮，我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什么叫震耳欲聋地动山摇。我军的大炮把半边天都打红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嘹亮的军号声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知道战士们正在奋勇争先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听得出越军的抵抗也是很顽强，不时有迫击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的山坡上……
战斗发起不久第一批伤员就下来了。战时抢救的程序是这样的：前沿负伤的战士由卫生员简单包扎，主要是止血后，由担架队员或其它战士送到伤员集中点，再由我们医疗所的护士们组成的专门人员，根据伤情分别送到创伤组各帐篷手术室进行抢救。外面的担架队是不能进入我们医疗所的。而我们的护士都是女同志，虽然路程不远，但伤员量很大，所以那些身材瘦小的护士们抬着担架一路小跑是很辛苦的。伤员在我们这里主要进行初期治疗：包括清洗创伤，取出弹片，截去因伤失去作用的部位，固定夹板和打石膏等工作。伤员一般只在我们医疗所停留3-5天就由后送组送往后方医院。更精细的后期治疗康复及配假肢等，则需要转送至后方中心医院、军区总医院甚至到上海、北京等大医院去完成。我们手术组的工作还包括治疗，如腹部、胸部和头部等创伤，其中气胸伤员很多。所谓气胸就是因为人体胸腔原来是一个稳定的压力环境，一中弹后，外面的空气进入，造成压力失衡，导致压迫肺叶造成肺部异常，从而使伤员呼吸困难甚至死亡。我们医疗所的应急抢救措施就是在某一部位插入一根管子，导出胸腔内的空气，使之压力平衡，减小对肺的压迫。
伴随着前方战斗的愈加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医疗所的7个手术台同时启动，内外科医生一刻不停地抢救伤员做手术。当时伤员所负的伤以被地雷炸伤和炮伤居多，尤其是被地雷炸伤的最多。有些伤员的下肢基本被地雷炸烂了，有的伤员因感染严重，只能采用截肢的方法。在为伤员打上麻药，采取了止血等措施之后，我们便用手术锯把已经坏死的部位锯掉。望着那些几个小时前还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友失去肢体的景象，我们的心里异常难过，但为了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又不得不这样做。在接下来的三天两夜里，我没有睡过一次觉，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双手的乳胶手套，手术服上也总是沾满着鲜血。脚下的污物桶里放着来不及清走的残肢和大量的沾满鲜血的绷带。吃饭时，我们只是随便洗洗，用酒精擦几下手，胡乱吃几口饭喝点水。有时刚开始吃，伤员又抬了进来，放下饭碗立刻投入手术。当时我们吃的大部分都是压缩干粮、罐头及软包装的咸菜等野战食品，营养还够，但说真话味道并不理想，乍吃几顿还可以，但老吃确实挺难以下咽的。吃上一顿热饭算是奢侈的了。
长时间站着还必须精神高度集中地做手术，是非常累的，我们的腿都站肿了。想坐下来休息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台手术还没完，另一名伤员已经在等了。那时我们真恨不得自己再长出一双手来，免除战友的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因此只要一看见浑身是血痛苦呻吟或昏迷的战士们，我们极度的劳累和困意马上就会飞到九霄云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手术之中。
我们的战士真是好样的。他们面对自己的伤残，还是那样阳光开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才十八岁的小战士，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刚入伍几个月就上了战场，而且还致残了。但当我们去查房时，他忍着术后的疼痛（对于伤员来讲，手术的第～过后，是最疼痛的，因为此时麻醉药的效力已经消失）十分兴奋地给我们讲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说没真打时，心里确实有些紧张，但真上了战场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上级一声令下，就向山头冲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消灭敌人替自己的战友报仇！看着他那张稚气未脱但显得特别阳光的脸庞，听着他讲自己的故事，当着他的面，我们夸奖鼓励着他。但走出他的帐篷，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他才十八岁啊！就失去了下肢。未来的生活道路还是那么的漫长，他该怎么面对这一切呢……
讲到这里，李亚莉军医的眼里含着泪，他爱人轻轻地把纸巾盒推到她的手边……
我儿子现在驻滇第14集团军某部任连长，我有时到部队去看他时，也会看到许多像我治疗过的那个小战士一样年轻朝气蓬勃的战士。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二十多年前在野战医疗所的那一幕。我从心里由衷地祝福他们不要再遇上残酷无情的战争，能够服役期满后平平安安地回到父母亲人身边。但我也是军人，深知作为共和国军人的使命，一旦祖国需要，我相信那些小战士们也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反侵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
当时我们医疗所不仅医治我军伤员，也医治了不少被俘的越军伤员。对他们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视同仁地尽全力挽救他们的生命。对其中的两个伤员，至今我仍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个越军伤员才16岁，人很瘦小，他很听话，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很快就好了。而另一个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患上了气胸的越军伤员，可能是个排长之类的小干部吧，由于受越方的反华宣传中毒太深，一直以为我们拿他做试验，所以态度很不好，时常发脾气，有一天，趁看护人员不注意，自己偷偷地拔去了导气的管子，结果病情恶化而抢救无效死亡了。
随着我军者阴山拔点作战的彻底胜利，前线的伤员也少了许多，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能够比较踏实地睡个安稳觉了，但做手术、查房、巡诊仍是每天必须的任务。由于伤员少了，所以我们改为轮流值班制。我们的周主任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军医，他医术精湛为人忠厚，经常替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医值班。那时我们医疗所的帐篷都是相隔不远的，从病房帐篷走到生活帐篷相隔有几十米。有一次，周主任主动要替我值班，我推辞了半天，他还是执意让我去休息，还说年轻人觉多。我实在推辞不过就答应了。交结完工作后，我走出帐篷透透气，深夜的凉风一吹，我的思绪从炮火连天的战场飞到了在后方部队的爱人身边（爱人所在部队是第二批老山轮战部队），不由得思念万千。那一刻的心情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燕歌行”里的两句诗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我虽然不是封建年代的怨妇，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正当此时，突然听到不远山头上传来一声“口令？”同时伴随着有拉抢栓的声音。这一下子把我从幻梦中惊醒，这里是战场 由于我回答口令正确，又穿着白大褂，所以战士就没再追问。当时31师的部队对我们医疗所保护是很严的，可以说达到了警卫首长的水平。客观地讲，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听说在1979年初自卫反击作战中，东线某部的医疗队的几名女医务人员不幸落入越军之手，受到了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摧残。所以后来医院受到了作战部队严密的警卫。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警卫医疗所的战士们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原本无错，但我们这些年轻女医务工作者在炮火硝烟战场上的存在，不仅从事着挽救生命的神圣职责，也在那些年轻的士兵心中平添了一种对生活和未来的渴望与憧憬。记者同志，您说对吗？
李军医突兀地一问，顿使自诩为久经“战阵”的记者陷入了迷茫之中。顷刻之间，竟无语可答，便冒出电视剧“刘老根”中刘大脑袋的那句经典台词：“那是必须的！”惹得李军医和张学宁先生也笑出了声，刚才沉闷的局面缓解过来，采访得以正常进行下去。
战场形势越来越平稳了，我们开始走出医疗所，到我军驻守的各个高地的工事和猫耳洞去巡诊和慰问，我们真切地看到战士们坚守在闷热潮湿而又孤寂的猫耳洞里是多么艰苦啊。他们平常都赤裸着身子，我们去了他们才急忙穿上长裤和被泥土染黄的背心，并且不好意思面对着我们。但在我们眼里他们的形象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更美！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悄悄话和我们讲，把后方慰问的自己不舍得吃的食品和用弹壳等制成的“工艺品”送给我们，其情真之举胜过兄弟姐妹。可惜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相机，不能把我们和这些最可爱的战友的短暂接触永久留存下来…
当战场形势彻底稳定之后，我们60医院野战医疗所又后撤到了铁厂地区。到了这里总算不住那些透风透雨不隔热不防寒的帐篷了，但房子只是地方单位的一些破旧平房。住的床都是用木板架着凳子支撑起来的，人坐上左摇右晃吱吱乱响。但这里有一条小河，解决了我们女兵的洗澡问题。在亳林时，因为附近没有天然水源，吃喝洗漱用水都用水车从后方运过来的，差不多水贵如油了，谈何洗澡。所以，一个多月里我们几乎根本没有洗过澡，脏得不行。现在有了这样一条小河，总算“解决”了女兵们沐浴的问题。我们用不透明的厚塑料膜，围成一个“浴室”，外面由女兵们站岗，大家轮流进去洗，虽然水很凉，冻得我们直打哆嗦，但终究可以痛快地洗一下了。
将近半年的战地野战医疗所任务完成了，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在上级和所领导，及我们外科创伤组周主任、徐副主任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斗、努力拼博，做出了我军白衣天使真正应该付出的一切。根据战后统计，我们医疗所共救治伤员316名，其中重伤员157名、中度伤员113名、轻伤员46名。在三天两夜最激烈的战斗期间，我们就救治伤员199名。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和平时期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我们野战医疗所荣立集体三等功。外科创伤组荣立一等功，我本人获11军嘉奖一次。
战争锻炼了我们这些白衣战士，它既提高了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医疗技术，又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心灵，短短半年的野战救护生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和您讲述的都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其实我已经和我的孩子、朋友和亲人讲过许多次了。这次我之所以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让广大读者知道两点：第一，战争是残酷的，人民解放军的天职就是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和平，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但如果战争真的发生，军人还会勇敢向前冲的！第二，一个人经过挫折和艰苦的磨练，绝不是坏事，它会使你受益终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记者采访过多名参加了那场自卫反击作战的将军、士兵及后勤人员，这次能采访到战场的白衣天使，补足了我的缺憾。听了李亚莉军医这真实的战地救护和精辟的人生哲理归结论述。不知读者朋友有何感悟？
[李亚莉军医的爱人张学宁先生为此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