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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两位优秀的文学家：阮籍、嵇康。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都自幼怀着宏伟的志愿和不凡抱负，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才华出众。作为作家，他们崇尚老庄而否定礼法，进而否定儒家的一切，过着隐逸的生活。阮籍饮酒，嵇康服药，生活方式奇特，存在着与众不同的怪诞性格。
一、出身和报效王室的经世之志
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01年）。父亲阮禹，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幕府担任司空祭酒多年，为曹的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很得曹操赏识及时人推重。阮籍在少年时就以好学不倦、不慕荣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贤者颜回为榜样，并刻苦攻读。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其先人本姓奚，原籍会稽上虞（今属浙江），因避怨而迁徙至桎，桎地有嵇山，因而改为嵇姓。其父担任过治书御史等职。不过他家世代儒业，在政治上并无深厚的根基，经济上并不富裕，只是一般士大夫家庭。由于家人的宠爱，养成了他骄纵任性、刚强疾恶、尚奇任侠的性格。这种脾气对他一生的行事起到重大影响。嵇康在学业上是勤苦的。他博览群书，学不师受，知识丰富，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还善于音乐、妙于草书、娴于辞令，在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修养颇深，被认为是“奇才”。嵇康不但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以相貌堂堂、言谈风趣、天然质朴成了曹魏宗室姻亲。凭着青年时很高的声誉和宗室姻亲身份，作了魏的中散大夫。
总之，阮、嵇都和曹魏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之时度过少年、青年时代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早年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济世志向。
二、“荣进之心”向“任逸之情”的转变
正始的十年，是司马懿和曹爽之间明争暗斗的十年，政权在以司马氏集团为代表的士族地主阶级的把持下，朝廷里充满着腐庸风气，一些有志者对时政感到灰心丧气，以至于表面上不露声色。阮籍和嵇康正是这样的有志者和有识者，他们忠于曹魏王室，而对曹爽和司马氏集团都不感兴趣，他们逐渐认识到朝政过于腐败混乱，早年那种功名之心不禁大减。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他们不甘同流合污，不肯报答任何一个集团，对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于是颓废隐遁之志在他们心中逐渐产生了。正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的“荣进之心日退，任逸之情转笃”。嵇康是，阮籍亦是。
三、对“礼法之士”的攻击
所谓的“礼法之士”主要是指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司马氏父子的意志，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为工具，来巩固其权力，同时束缚反对派的手脚，它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压制、打击异己的手段。他们得知阮、嵇是异己时，处处便布设陷阱、张罗治罪，致使阮、嵇对“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并随机展开攻势，阮籍著名的”青白眼“（青眼对君子，白眼待不归礼俗士人）便是佐证。其母死后，他仍旧饮酒食肉，嫂嫂归宁，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和当时的礼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人讥笑他不和礼法，他说；“礼其为我辈而设也！”。嵇康是极力崇尚自然以反对虚伪的礼俗的。他在许多论文中，以精炼名理的精神，阐发自然的意志，驳斥虚伪的礼法说教。
四、玄学——两位大家的共同爱好
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展，他的特征就是“幽深玄远”。很显然，他俩都爱好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是其精神无所寄托而托之的。其内在原因有二：第一点是玄学抬举的“虚胜”“玄远”，在根本上就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特点，一方面固然适应了统治阶级粉饰现实矛盾，纵情声色物欲的要求，从这里暴露了玄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对一些现实不满的人掩护自身、躲避迫害的作用。阮、嵇二人正是从后一个方面出发，投身于玄学潮流的。第二点是玄学既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干，道家一贯否定“仁义”“礼教”等儒学观念的传统，这就使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司马氏专权以后，为了美化和巩固自己的罪恶统治，曾大力提倡名教、礼法，标榜“以孝治天下”等。为了进一步揭露司马氏“礼法”的虚伪性，玄学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对阮、嵇二人来说，玄学是一种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两得其利的很有用的东西。故其玄学论说，虽不相同，但对全身远害，归于自然的思想和对礼法的否定和批判是不容置疑的。
五、服药饮酒和隐逸生活
信奉玄学的阮籍、嵇康对现实的黑暗深怀不满，看不到出路，很自然地向往着隐逸和仙道生活，服药是为了成仙，饮酒是有所寄托。
大自然没有官场的污浊和尘世的复杂，对他们的高洁心态来说，这是最能得到和谐共鸣的环境，因此他们留恋忘返，乐此不疲。
与醉心隐逸相联系的是，二人都仰慕神仙生活。阮籍在《咏怀诗》中多处出现“赤松”“羡门子”“安其子”等神仙人物。嵇康的游仙诗表现得更直白：“乘云驾云龙……黄老路相逢”。
总之，阮、嵇的隐逸和仙游思想，尽管具有消极、甚至是虚妄的外壳，但确实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反叛精神。
六、文学成就各有侧重
正始文学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远不及建安时期的“彬彬之盛”，但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重要作家就是阮籍和嵇康，他二人的作品难分轩轾，所以文学史上常以”阮嵇“并称。但他们各有所长，相互辉映，给正始文学生发光芒。
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余首，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多篇。
嵇康在诗歌成就上不及阮籍，但在散文上又凌驾于阮籍之上，散文作品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两篇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卡悌绝交书》都是散文史上的名作。他的论说文虽多玄理，但在艺术上有词锋锐利、批判性强等特色。
总之，他们都是黑暗社会的叛逆者，在“竹林七贤“中堪称佼佼者，又是”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
一、出身和报效王室的经世之志
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01年）。父亲阮禹，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幕府担任司空祭酒多年，为曹的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很得曹操赏识及时人推重。阮籍在少年时就以好学不倦、不慕荣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贤者颜回为榜样，并刻苦攻读。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其先人本姓奚，原籍会稽上虞（今属浙江），因避怨而迁徙至桎，桎地有嵇山，因而改为嵇姓。其父担任过治书御史等职。不过他家世代儒业，在政治上并无深厚的根基，经济上并不富裕，只是一般士大夫家庭。由于家人的宠爱，养成了他骄纵任性、刚强疾恶、尚奇任侠的性格。这种脾气对他一生的行事起到重大影响。嵇康在学业上是勤苦的。他博览群书，学不师受，知识丰富，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还善于音乐、妙于草书、娴于辞令，在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修养颇深，被认为是“奇才”。嵇康不但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以相貌堂堂、言谈风趣、天然质朴成了曹魏宗室姻亲。凭着青年时很高的声誉和宗室姻亲身份，作了魏的中散大夫。
总之，阮、嵇都和曹魏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之时度过少年、青年时代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早年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济世志向。
二、“荣进之心”向“任逸之情”的转变
正始的十年，是司马懿和曹爽之间明争暗斗的十年，政权在以司马氏集团为代表的士族地主阶级的把持下，朝廷里充满着腐庸风气，一些有志者对时政感到灰心丧气，以至于表面上不露声色。阮籍和嵇康正是这样的有志者和有识者，他们忠于曹魏王室，而对曹爽和司马氏集团都不感兴趣，他们逐渐认识到朝政过于腐败混乱，早年那种功名之心不禁大减。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他们不甘同流合污，不肯报答任何一个集团，对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于是颓废隐遁之志在他们心中逐渐产生了。正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的“荣进之心日退，任逸之情转笃”。嵇康是，阮籍亦是。
三、对“礼法之士”的攻击
所谓的“礼法之士”主要是指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司马氏父子的意志，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为工具，来巩固其权力，同时束缚反对派的手脚，它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压制、打击异己的手段。他们得知阮、嵇是异己时，处处便布设陷阱、张罗治罪，致使阮、嵇对“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并随机展开攻势，阮籍著名的”青白眼“（青眼对君子，白眼待不归礼俗士人）便是佐证。其母死后，他仍旧饮酒食肉，嫂嫂归宁，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和当时的礼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人讥笑他不和礼法，他说；“礼其为我辈而设也！”。嵇康是极力崇尚自然以反对虚伪的礼俗的。他在许多论文中，以精炼名理的精神，阐发自然的意志，驳斥虚伪的礼法说教。
四、玄学——两位大家的共同爱好
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展，他的特征就是“幽深玄远”。很显然，他俩都爱好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是其精神无所寄托而托之的。其内在原因有二：第一点是玄学抬举的“虚胜”“玄远”，在根本上就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特点，一方面固然适应了统治阶级粉饰现实矛盾，纵情声色物欲的要求，从这里暴露了玄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对一些现实不满的人掩护自身、躲避迫害的作用。阮、嵇二人正是从后一个方面出发，投身于玄学潮流的。第二点是玄学既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干，道家一贯否定“仁义”“礼教”等儒学观念的传统，这就使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司马氏专权以后，为了美化和巩固自己的罪恶统治，曾大力提倡名教、礼法，标榜“以孝治天下”等。为了进一步揭露司马氏“礼法”的虚伪性，玄学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对阮、嵇二人来说，玄学是一种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两得其利的很有用的东西。故其玄学论说，虽不相同，但对全身远害，归于自然的思想和对礼法的否定和批判是不容置疑的。
五、服药饮酒和隐逸生活
信奉玄学的阮籍、嵇康对现实的黑暗深怀不满，看不到出路，很自然地向往着隐逸和仙道生活，服药是为了成仙，饮酒是有所寄托。
大自然没有官场的污浊和尘世的复杂，对他们的高洁心态来说，这是最能得到和谐共鸣的环境，因此他们留恋忘返，乐此不疲。
与醉心隐逸相联系的是，二人都仰慕神仙生活。阮籍在《咏怀诗》中多处出现“赤松”“羡门子”“安其子”等神仙人物。嵇康的游仙诗表现得更直白：“乘云驾云龙……黄老路相逢”。
总之，阮、嵇的隐逸和仙游思想，尽管具有消极、甚至是虚妄的外壳，但确实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反叛精神。
六、文学成就各有侧重
正始文学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远不及建安时期的“彬彬之盛”，但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重要作家就是阮籍和嵇康，他二人的作品难分轩轾，所以文学史上常以”阮嵇“并称。但他们各有所长，相互辉映，给正始文学生发光芒。
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余首，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多篇。
嵇康在诗歌成就上不及阮籍，但在散文上又凌驾于阮籍之上，散文作品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两篇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卡悌绝交书》都是散文史上的名作。他的论说文虽多玄理，但在艺术上有词锋锐利、批判性强等特色。
总之，他们都是黑暗社会的叛逆者，在“竹林七贤“中堪称佼佼者，又是”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