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暑假，我暂居拉萨河边的好友家中写作。外出散步时，总能望见隔壁堂屋内一些少年在专心作画，此处宅院是藏族唐卡勉塘画派的传习所，学员们需学画七年方能出徒。一日下午，经一位藏族朋友引荐得以观摩传习所的授课过程，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堂课。正面端坐的老师叫丹巴绕旦，是勉塘画派的国家级传承人和西藏大学教授。学生们手持画作、排成一队立于门前，轮到回课的学生先要脱去鞋子，俯首、屈身，而后双手托举作业向前，行至老师身旁时屈膝跪坐一边，细心聆听老师的指点与示范。整个下午，大师肃穆，弟子虔敬，传习所内屏气凝神，竟令我一时恍惚，不知置身何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①，我国自古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历经千年颠沛已面目全非，勉塘画派代代相传的传统授课方式，若非亲眼所见恐难以置信。而今，严道尊师的礼节规矩早已废除，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犹存，相信每一位潜心向学之人都会以遇到值得一生敬重的授业恩师为幸事。就我而言，在数十年的求学生涯中，能让我心甘情愿俯首赤足、门前立雪的恩师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博士导师——钟子林先生。
　　我于2003年考入中央音樂学院正式成为钟老师的学生，但此师生缘分可以回溯至2000年春天。当时我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面试，主考官乔建中老师问我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哪个阶段更感兴趣，来不及深思熟虑的我脱口说出“20世纪现代音乐”，理由是对未知领域存有好奇心（当然，那时的我对其他阶段的音乐也没什么真知）。从此，这个未经思考的回答似乎变成一个承诺，在硕士导师蔡良玉老师的指导下，我踏上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学习之旅，钟老师的《西方现代音乐概述》②遂成为我的必读、常读书目。2003年春夏，非典（SARS）肆虐北京，整座城市几乎陷入停滞，艺术研究院也被迫无限期放假，但好处是也为我写作论文、备考博士多留出了四个月的时间。迟至8月我们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钟老师是我们专业的外请评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真人”。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文尔雅、朴实谦和，表述观点时思路清晰、简洁有力。9月我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招生考试，在填报导师一栏时自然而然地写下了钟子林的名字。
　　一晃过去16年了，此间老师对我的教导与彼此的交流从未间断。2006年毕业后，我调至南京工作，虽不能与老师经常见面，但我们常常是对方文章书稿的第一读者，彼此总能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讨论学术问题而“煲电话粥”的情形也是常有的。正是因为有老师的不断鞭策和鼓励，才让我在舒适安逸的六朝古都不敢有丝毫懈怠。2016年我有幸调回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与老师当面切磋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今年老师已是87岁高龄，虽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状态很好，他清晰的思维与敏锐的洞察力仿若从未受到岁月的侵袭，千帆过尽，反而更透着智者的光芒。仔细梳理老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可真切地体会到他的治学鲜明体现了一位优秀学者的品质，在这里与读者们分享一二。
　　一、沉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