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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当今人文社科界学术翻译里“洋八股”风猛刮，只要是西方人写的东西，统统拿来翻译，也不看写得如何，究竟有无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中国的译者时常用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术语与句法结构，使人读来犹如云里雾里，佶屈聱牙。这样的翻译，实现不了信息的传播，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更看不懂。
可怕的是，“洋八股”不但在翻译领域大行其道，在本应属于原创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影响不小。笔者在大学里吃了多年的粉笔灰，每年的本科、硕士乃至博士论文都过眼不少，这些年轻学子本应用最美丽的中文，将一些学术问题说个一二三四。但是，在他们的论文里却找不到这种中文的优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与句法结构。如果问起来，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西方学者就是这么写的。
且不论西方学者是否对错，我只想问一句：西方学者真是这么写的吗？
上个月，在学生的推荐下，我在图书馆终于找到了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哈兰德的《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下文简称《柏拉图到巴特》，韩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事实上，这类书在国内翻译界出版不少，但好的译本并不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都知道，西方文艺理论史是最难翻译的著述之一，它涉及的人名、理论、流派众多，尤其是经院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等领域，简直使人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本《柏拉图到巴特》却另辟蹊径，采取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读懂的“科普”译法，将绵延几千年的西方文艺思想娓娓道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苦心地借鉴了许多中国人常用的成语，如“缘木求鱼”、“自相矛盾”、“买椟还珠”等等，甚至在节译美国、英国的诗歌时，还用了对偶、押韵等中国诗歌的文法，这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而且，纵观全书，我找不到一处故作高深的卖弄，也找不到一处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怪僻名词。这除了反映了译者娴熟的中英文功底之外，也表明了译者本身对于中文的热爱，也反映出了译者的“三个自信”：理论自信、立场自信与话语自信。
首先是理论自信。反对“洋八股”是我们当下理论界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理论自信”。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不少中国学者，一旦拿到西方的原著的时候，就有一种“恐栗如儿恒状”的神圣感，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宗教的教义、祖上的传家宝。这种想法使得这些学者在翻译西方理论作品时担惊受怕，生怕让“洋大人”不满意，于是将有些相当好懂的名词，却直接像“电子词典”一样“机械翻译”，所以才有了像“话语漩涡”、“境域隐匿”、“言说祛魅”等一些违背汉语原则，但却在当下学界流毒甚广的“专有名词”。
毋庸讳言，西方的文艺理论归根结底也是人写的，而且也是服务于读者的。因此，我们先前生冷怪僻的“专有名词”，并非是西方学者的本意，而是我们译者的故弄玄虚。在《柏拉图到巴特》中，这些“专有名词”统统不见了，放眼全书，只有“文学”、“作者”、“逻辑”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名词，译者用中国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翻译了西方的理论，使其可以在中国读者里辩证地传播，这难道不是“理论自信”的具体表现吗？
其次是立场自信。翻译理论告诉我们：所谓汉译，就是把一种外语的著述，转换成中文，让读不懂外语的中国人，可以有机会了解外国人的想法与观点。从严复《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再到江枫汉译《西风颂》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等，这些名言名句影响了几代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是世界思想史的瑰宝，也是现代中国文化中的珍藏。
但反观现在汗牛充栋的许多译著，能流传下来的却是寥寥。因为译者立场的不自信，使得一些本来应有影响力的书，却丧失了经典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许多译著莫说老百姓读不懂了，就连我这个教授外国文学的老师，也读不懂。连中国人都读不懂，算什么翻译？这样的译作又是给谁看的呢？
《柏拉图到巴特》是一本许多人都能读懂的书。推荐给我这本书的，是一名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她怯生生地问我：“老师，这本书好像看起来很浅，和‘别的书’不太一样，有人说它这么翻译不对，您能看看吗？”正是在她这句话的引导下，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没有任何读不懂之处。“很浅”恰反映了作者坚定、自信的立场——这本书并不是象牙塔里的暗语，也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密码，而是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一本普及读物。这样的立场，在当代中国的翻译界殊非易得。
话语自信，则是这本译著最为出彩的一面。我们常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让柏拉图、马克思和巴尔扎克说“中国话”。因此，任何舶来的理论、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则必须要适应中国的国情，让外国理论说“中国话”，这既是“话语自信”的一个方面，也是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出发点与情怀。
当然，这本《柏拉图到巴特》仍非尽善尽美之作。譬如在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翻译时，出现了几处误译、漏译，作为严谨的译著来说，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在涉及一些现代哲学的名词时，受制于学科的差异，作者难免有点词不达意。好的一本译著，必须要经历多次磨砺润色，因此，笔者期待这本书的修订本出现。毕竟，二十九岁的译者还很年轻。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译者大学期间所完成的译著，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并被国内最权威的中央编译出版社相中，这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相信，假以时日，韩晗一定能在学界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学人的代表，这一切的前提，则是他必须长期坚持“三个自信”这一基本原则，这也是每一个中国学人都务必遵守的治学之标准。
可怕的是，“洋八股”不但在翻译领域大行其道，在本应属于原创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影响不小。笔者在大学里吃了多年的粉笔灰，每年的本科、硕士乃至博士论文都过眼不少，这些年轻学子本应用最美丽的中文，将一些学术问题说个一二三四。但是，在他们的论文里却找不到这种中文的优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与句法结构。如果问起来，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西方学者就是这么写的。
且不论西方学者是否对错，我只想问一句：西方学者真是这么写的吗？
上个月，在学生的推荐下，我在图书馆终于找到了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哈兰德的《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下文简称《柏拉图到巴特》，韩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事实上，这类书在国内翻译界出版不少，但好的译本并不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都知道，西方文艺理论史是最难翻译的著述之一，它涉及的人名、理论、流派众多，尤其是经院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等领域，简直使人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本《柏拉图到巴特》却另辟蹊径，采取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读懂的“科普”译法，将绵延几千年的西方文艺思想娓娓道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苦心地借鉴了许多中国人常用的成语，如“缘木求鱼”、“自相矛盾”、“买椟还珠”等等，甚至在节译美国、英国的诗歌时，还用了对偶、押韵等中国诗歌的文法，这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而且，纵观全书，我找不到一处故作高深的卖弄，也找不到一处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怪僻名词。这除了反映了译者娴熟的中英文功底之外，也表明了译者本身对于中文的热爱，也反映出了译者的“三个自信”：理论自信、立场自信与话语自信。
首先是理论自信。反对“洋八股”是我们当下理论界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理论自信”。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不少中国学者，一旦拿到西方的原著的时候，就有一种“恐栗如儿恒状”的神圣感，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宗教的教义、祖上的传家宝。这种想法使得这些学者在翻译西方理论作品时担惊受怕，生怕让“洋大人”不满意，于是将有些相当好懂的名词，却直接像“电子词典”一样“机械翻译”，所以才有了像“话语漩涡”、“境域隐匿”、“言说祛魅”等一些违背汉语原则，但却在当下学界流毒甚广的“专有名词”。
毋庸讳言，西方的文艺理论归根结底也是人写的，而且也是服务于读者的。因此，我们先前生冷怪僻的“专有名词”，并非是西方学者的本意，而是我们译者的故弄玄虚。在《柏拉图到巴特》中，这些“专有名词”统统不见了，放眼全书，只有“文学”、“作者”、“逻辑”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名词，译者用中国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翻译了西方的理论，使其可以在中国读者里辩证地传播，这难道不是“理论自信”的具体表现吗？
其次是立场自信。翻译理论告诉我们：所谓汉译，就是把一种外语的著述，转换成中文，让读不懂外语的中国人，可以有机会了解外国人的想法与观点。从严复《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再到江枫汉译《西风颂》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等，这些名言名句影响了几代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是世界思想史的瑰宝，也是现代中国文化中的珍藏。
但反观现在汗牛充栋的许多译著，能流传下来的却是寥寥。因为译者立场的不自信，使得一些本来应有影响力的书，却丧失了经典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许多译著莫说老百姓读不懂了，就连我这个教授外国文学的老师，也读不懂。连中国人都读不懂，算什么翻译？这样的译作又是给谁看的呢？
《柏拉图到巴特》是一本许多人都能读懂的书。推荐给我这本书的，是一名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她怯生生地问我：“老师，这本书好像看起来很浅，和‘别的书’不太一样，有人说它这么翻译不对，您能看看吗？”正是在她这句话的引导下，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没有任何读不懂之处。“很浅”恰反映了作者坚定、自信的立场——这本书并不是象牙塔里的暗语，也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密码，而是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一本普及读物。这样的立场，在当代中国的翻译界殊非易得。
话语自信，则是这本译著最为出彩的一面。我们常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让柏拉图、马克思和巴尔扎克说“中国话”。因此，任何舶来的理论、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则必须要适应中国的国情，让外国理论说“中国话”，这既是“话语自信”的一个方面，也是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出发点与情怀。
当然，这本《柏拉图到巴特》仍非尽善尽美之作。譬如在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翻译时，出现了几处误译、漏译，作为严谨的译著来说，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在涉及一些现代哲学的名词时，受制于学科的差异，作者难免有点词不达意。好的一本译著，必须要经历多次磨砺润色，因此，笔者期待这本书的修订本出现。毕竟，二十九岁的译者还很年轻。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译者大学期间所完成的译著，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并被国内最权威的中央编译出版社相中，这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相信，假以时日，韩晗一定能在学界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学人的代表，这一切的前提，则是他必须长期坚持“三个自信”这一基本原则，这也是每一个中国学人都务必遵守的治学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