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愿意看书。记得老师曾经告诉我书籍能够开拓人的视野，它是经验的积累，是一种传递知识的方式。更有意义的是书籍通过怀疑可以发现谬误，进而推翻错误的论断，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
　　父亲酷爱读书，也喜欢收藏书籍，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卧床不起。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原来有许多书籍。“文革”前，父亲是领导干部，他有专门的购书卡。每次他到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出差，回家时必然会带许多书回来。“文革”中，造反派从我们家抄走17大箱子书籍。据父亲讲，他收集的书籍最有价值的是明版宋慈的《洗冤集录》，可惜这些书后来都没有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退回的书里面有几本《史记》和《聊斋志异》，我开始就看这些书，不懂的地方就问父亲。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大山深处，每到赶集日子，我和父亲就背着背篓沿着崎岖的山路到6公里外的集市赶集去。途中，为了排遣寂寞，父亲就一句一句教我背词赋，并且给我讲词赋音调的转折和所反映的意思。直到1973年，父亲的生活慢慢地趋于正常了，我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到云南省景东县中学上学，直接上的初一。因为我的语文成绩好，语文老师孙渠先生经常单独指点我，还经常把我找到他家里，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我对书的渴求是难以想象的。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读。说句难听的话，当时的手抄本，我差不多都读过：《第二次握手》、、《梅花党》、《一双绣花鞋》……什么书都看过。我还利用父亲担任学校领导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书，偷偷地看了《家》、《春》、《秋》、《红日》、《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全集》、《文史资料选辑》等等。因为，那时候还有许多书没有“解禁”，所以，当时能够读到那些书，简直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1977年参加工作后，我又随父母调回东北，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工资很低，开始我每月工资27.5元，后来涨到31.5元。结果有一回图书馆订书，出于喜欢我也订了《全唐诗》（17册）、《康熙字典》，结果两套书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每到星期天，父亲就叫上我跟他出门到书店去，每次回家都是满载而归，只要回到家，母亲看见了就发一顿牢骚，这时，父亲就会冲我挤挤眼，父子俩十分默契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了。
　　这些年我也养成了购书的习惯，但是随着书价越来越高，我有时候也吃不消了。买两本中意的书有可能花掉100元，但是我还是咬牙买下来。家里原来有5个书架的书，后来搬新家，我忍痛送给别人两个书架的书，结果近两年书又塞满了书架的角角落落。我特别中意的是，我收集了三套《十万个为什么？》，一套是“文革”前的，一套是“文革”中间的，一套是文革以后出版的。这三套书各有特点，特别是文革中间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每一条词目和内容前都带有毛主席语录，就跟“文革”期间上商店买东西时必说毛主席语录一样，有意思极了。
　　书读百遍意自通。纸质书和电子书感觉是不一样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啊。
　　（作者单位：省人大农经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