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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访
吴宗明这辈子的第一次上访，是从“被上访”开始的。
64岁的吴宗明，身高不足1.60米，平日里喜欢脚蹬一双运动鞋。人虽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起路来脚下呼呼生风。
他是广西贵港桂平市的前信访办主任。
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以下简称“桂航工程”)的开建，他的房子被征用，但他和三十多位“钉子户”一直不肯签补偿协议，因为补偿过低。
那一次“被上访”。听起来很像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调虎离山计”，在他刚到桂平市信访办十分钟后，工程队的挖土机扒开了他们家的院墙。
那是2008年6月28日早上，吴宗明接到了“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办负责人王家委的电话，让他去信访办找阮达光主任谈谈拆迁补偿的事。他认为事情可能会有些进展，没有多想，吃了早饭就赶了过去。
信访办主任阮达光热情地接待了他。吴宗明在信访办主任任上时，与阮达光同在一个大院上班，平时也比较熟络。再加上信访办这次也在积极协助“桂航工程”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因为吴宗明等被拆迁户没有达成最终的补偿协议，阮达光没少去做吴宗明的思想工作。
“刚寒暄几句，连话题还没有扯到正点子上，就突然接到老伴儿的电话，她哭着说家里的围墙被拆了。”吴宗明回忆说，“我当时骂了句‘他妈的’，就急匆匆往家赶，阮达光一脸尴尬地跟到了现场。” “院子里被挖得一片狼藉，两棵龙眼树、两棵荔枝树、一棵石榴树横在地上，青果散落一地，老伴儿坐在地上哭。”
后来，阮达光向分管的领导作了汇报，吴宗明的果树最终获得了赔偿。不过阮达光否认“调虎离山计”之说，“是船闸工程队要用吴宗明家院子里的土，所以扒墙头纯属巧合。”
2007年，属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桂航工程”要开工建设，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刚好在征地范围内。
“我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小家做些牺牲，从大局考虑，支持二线船闸工程的建设。是一个老干部应该有的觉悟。”吴宗明认为，“再说，我们替国家考虑，国家到时候不会把我们几百户拆迁户给抛弃的。”
在张贴的《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桂平市政府郑重承诺：“要将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建设成利国利民的‘阳光工程’……成为依法征地的样板工程。”
大家看到政府张贴的一系列公告，个个欢心鼓舞，拆迁户奔走相告，惹得没被拆迁的人家艳羡不已。
根据拆迁指挥部公示的回迁安置区域规划，将划分两个安置点进行安置，第一回建点计划安置154户，第二回建点计划安置111户。规划的安置区里，学校、商场、公共空间等配套设施齐全。
2007年3月5日，桂平市政府通过了《具体补偿方案》，贴出来的补偿标准，打破了拆迁户的梦。 根据该方案，吴宗明他们实际获得的补偿标准是，混合(砖)结构每平方最高补偿33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0～160元不等。而按照广西的专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桂发改法规[20051190号》的规定：混合(砖)结构每平方补偿40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80元。
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市场评估价为38.7万，工程拆迁补偿却只有25万元，“按现在的建材和人工成本，盖一套同样的房子我还要自己补十几万。”
村民们大多签了补偿协议。只剩下吴宗明和其他三十多位业主没签。
这位曾经在广东当了18年兵，1978年参加过对越自卫战，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在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最后又在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从此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被接待
2008年7月中旬，“桂航工程”建设办以“瞒天过海”的手段，阻隔被拆迁户与视察工地的上级领导，激怒了拆迁户，最终促使吴宗明“追到南宁”，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上访。 7月12日，一位细心的拆迁户看到“桂航工程”工地上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视察”字样，他们认为这是向领导反映真实的拆迁补偿情况的难得机会。于是，拆迁户们一大早就守在二线船闸边必经的路边，等待来视察的领导。
恰在此时，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市建设办，说那儿有上级来的领导专门接待。等大队人马到了市建设办，才发现接待他们的是建设办的工作人员。
建设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跟他们认真解释，称上级领导才到桂平，实在太忙，领导明天去工地视察，拆迁户们到时候可以去工地等领导，再具体汇报各自生活的难处。他们还主动给了拆迁户们一个“交通厅领导”的电话。大家不想打搅领导们休息，当天忍住没有打电话给领导添麻烦。
第二天，大家早早吃了早饭，携家带口兴冲冲地奔向工地。然而，苦苦等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没见一个人影，他们紧拨打建设办给的上级领导的电话，原来是空号。后来一打听，上级领导已经在前一天上午视察了工地。
群众的愤怒被点燃了，有人当场砸碎了“欢迎领导视察”的牌子，有人嚷着要去建设办砸断负责人的腿。
“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妇女们都是哭声一片，看到大家冲动的情绪不可控制，我总是担心。”吴宗明说，“大家商议着一定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顺便打探真正的补偿标准。”
当时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吴宗明出马。第二天吴宗明便带着另一个拆迁户黄永辉去了省城南宁。
没想到，这一次上访有了意外的收获。
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这位负责人那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去了国土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
南宁上访的收获，着实让三十多户被拆迁户兴奋了一阵。如果征地拆迁费用有1亿元，拆迁户一共260多户，这样估算下来，每家的安置补偿平均摊到40万左右。但是按照政府现在给的补偿标准，吴宗明他们估算，这笔专项资金并没有都用在拆迁征地的补偿上，政府只是花了5000多万，那么其它的安置款究竟用到了哪里?
“政府承包拆迁征地补偿，但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牺牲被拆迁户的利益来赚取差价。”吴宗明说。
被教育
2008年8月16日，从南宁刚回来的吴宗明，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那一天是当地政府领导的大接访日。
从2008年7月1日起，吴宗明就发现自己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儿子吴显宇没去上班。原来其单位领导接到指挥办主任王家委电话通知，让吴显宇回来协助拆迁工作，去拆迁指挥部报到。王家委告诉他，把拆迁协议签了就可以回去上班。
“拆迁房子，不能像旧社会一样株连九族。”吴宗明非 常生气，他决定要去信访办跟领导说说。
他曾在这儿奋斗过3年。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
这里和以前一样，工作人员上来给他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他还受到了礼遇，工作人员让他提前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吴宗明一进门，接待他的一位市领导立即认出他来。市领导给了他十分钟，答应过问吴宗明儿子停职的事情。
对于补偿标准低的问题，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吴宗明讲，“这是国家的需要，有时候牺牲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听到这话我就来气，工程队强制断水断电，导致被拆迁户去工地取水，一户被拆迁户十来岁的孩子给淹死了。”吴宗明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是第一批去的前线，最后一批回的祖国，生死都不计较，还在乎钱吗?”
吴宗明从桂平市信访办出来，心里感觉到失落，虽然进去时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领导走了过场，不禁怀念起自己在位时信访办的“认真”。
在做信访主任时，吴宗明首先把办公室里的茶壶换成大的。“老百姓来上访，不是来给找麻烦的，肯定是没有路走了。信得过你信访局才来。所以，人来了一定要好好接待，认真听他们诉说，哪怕一杯热茶，都可以暖了他们的心。”
2000年曾妥善解决了改制糖厂几百名工人集体上访、协调了市公交车和农班车停靠站的矛盾，现在很多司机见了他都会和他打招呼，主动免收他的车费。“钱虽少，但你做了事，老百姓会记着你。”
回忆当信访办主任的日子，吴宗明依然很自豪。“当时我们信访局在贵港市是先进单位，我个人也是先进工作者，2001年年终总结的时候，贵港市分管信访的市委副书记亲自来给我敬酒，并夸我‘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被“卖猪仔”
“到广州的那次上访，是我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内容最充分，但也是接待时间最短的一次上访，而且在从广州返程途中还被‘卖猪仔’。”回忆那次尴尬的上访，吴宗明忍不住骂了句，“他妈的，讲白话的广东人骗了讲白话的广西人。”
2008年7、8月份。三十多个被拆迁户发现他们被不间断地盯梢，“下地锄草，去厕所小便都有人跟着。”盯梢的人早出晚归，非常敬业，一日三餐还有专人送来了盒饭。 “桂平市有许多去北京的上访者都被半路截了回来。”吴宗明回忆，“我天天在家看报纸，看电视，专看拆迁的报道，补一补这方面法律的不足。” 每天看到相似的报道就剪裁复印下来，不懂的法律条文就翻专业书籍或者请教律师。“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广州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范围为广东、广西、海南和深圳的违法土地使用问题，我就去到广州试试运气。” 吴宗明针对“桂航工程”存在的一系列违规问题，逐条咨询了律师，打印了一张缜密的材料，标题为“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六大部分，九个小点，洋洋洒洒千余字。“到时候忘了要点，可以拿出来念给领导听。”
“我要去上访，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把我截回来。”吴宗明颇为自信地对记者说，“你要声东击西，明明往南你要先往北，把截访的人折腾晕。”
吴宗明独自在广西的几个城市折腾几个来回后，2008年9月1日，他成功现身广州街头。“他们都在紧盯北京方向，谁也想不到我会去广州。”
当天上午，吴宗明打车来到2007年7月24日正式揭牌的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掏出一沓上访材料递了上去，才念了第一条，就被工作人员挥手打断：“我看你身份证显示，你不是曾在检察院工作吗?你应该回到当地诉诸于法律程序。”
“我千里迢迢从广西跑到广东，连凳子都没有捂热，他们又一脚把我踢回了老家。”吴宗明气得材料都没有收，转身出了办公室，“我做了3年的信访主任，还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访民。”
中午草草吃了碗米线，吴宗明匆匆忙忙赶往汽车站，他急着要赶回去，却被拉到郊外“卖了猪崽”(指乘车走到半路被追换乘另外一辆车)，被强制掏去了一百多块。带着一肚子气的吴宗明坐上长途卧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5点多。
“我回来还得跟其他拆迁户笑着说，上访很顺利，领导很重视，不久就要实地来看看。”吴宗明一脸苦笑，“你不这样说，这么多被拆迁户急了容易出事呀，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呀。再说，大家在一起一定要相互鼓气，直到讨个说法。”
被吓唬
吴宗明坚持说自己那次去北京的上访是“北京之旅”。
首先，他是乘坐飞机去的，没有像以往那样坐车遭罪。其次，他抽空参观了宏伟壮观的天安门。“简直像旅游一样!”吴宗明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脸上仍无限神往。
2009年7月10日，吴宗明和另一位拆迁户站在人流如织的天安门广场。吴宗明紧张得提着裤子，一脸痛苦的表情。初到北京，水土不服，辣的、凉的饮食不习惯，他不停地拉肚子，一天甚至七八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不停地打听厕所在哪里。” 吴宗明在北京的上访，也是毫无进展。在北京打的士，师傅打量了他们俩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访的，好心劝他们赶紧回去。晚上住在府右街的一家旅馆，旁边五楼有个上访户要跳楼，惹得满街都是警察，吓得他们第二天赶紧换了旅馆。去国土局和信访局又摸不清路线，也不敢问陌生人。 吴宗明和同伴躺在旅馆里，曾经梦到一天，在北京的街头碰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说句话的大领导。但醒来后，脑子里房屋被强拆的画面还是挥之不去。
那是他和妻子经营了11年的新家，四层小楼，五百多平方的房子，虽不算奢华，但非常温馨。后院的果园里果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或红或绿的果子。
2008年12月12日，他们收到了桂平市法院责令其拆除房屋的通知书。2009年1月5日，法院通知，两天后强制拆除他们的房子。7日上午8点30分，吴宗明还在市里联系车辆，准备拉走最后的门窗家具，几分钟后，房屋化为一堆废墟。 在北京住了三天后，同行的南宁朋友帮吴宗明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直到2009年11月初，这家杂志才披露了吴宗明上访的故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每当想起2007年4月15日，拆迁安置指挥办某领导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话，吴宗明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工程征地拆迁问题，你们必须按指挥部规定的时间签字拆迁。你们找律师、找记者都没有用，我们都可以摆平。你们想得到更多的补偿是在做梦”。“这些钱我们宁愿给法院用，也不给你们。这个工程是我们政府承包的，肯定要有得赚”。
无果的后果
2009年12月24日上午9时，“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部办公室里，或蹲或站，挤满了三十多户愁容满面的被拆迁户。就在这个月的8日，“钉子户”们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所有被拆迁户要在这个月的25日之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否则，后果自负。 所有的没有签补偿协议的被拆迁户都来了。
9点10分，吴宗明站在安置指挥办门口，径直向办公室里面走去。在靠里墙处，他随手拉了把椅子。和指挥办的工作人员挤坐在一起。10点钟，短暂的平静后，这间安置指挥办开始骚动。争吵声、骂声、叱责声、拍桌子声，混杂着女人低声的啜泣，传到这个小城的街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一个多小时后，争吵声渐弱。吴宗明一只手插在牛仔裤的屁兜里，一只手拿着一根牙签儿，站在了安置指挥办的门口。他一改争吵时使用的白话，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们还是没有签字，他们领导没来，来了两个办事人员解决不了我们大家的疑问。” 谈到吴宗明的坚持，现任桂平市信访办主任阮达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笑他：“他打错算盘了。如果当初吴宗明先签赔偿协议，分到临街的房子，那他就可以比现在少损失几十万。” “赔偿价格确实低了。但这不是桂平市的错，因为国家就这么定的。”阮达光又私下对记者说。
儿子吴显宇坚持站在父亲的那一边，但感觉父亲这两年“脾气越来越坏了，烟抽得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吴宗明身边的老同事都为他感到不平，“老吴是个能干直爽的人，但就是太直，遇到事总是要讨个公道。”但老同事们却感到无能为力，“官场上人走茶凉。”
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的上访前程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
吴宗明这辈子的第一次上访，是从“被上访”开始的。
64岁的吴宗明，身高不足1.60米，平日里喜欢脚蹬一双运动鞋。人虽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起路来脚下呼呼生风。
他是广西贵港桂平市的前信访办主任。
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以下简称“桂航工程”)的开建，他的房子被征用，但他和三十多位“钉子户”一直不肯签补偿协议，因为补偿过低。
那一次“被上访”。听起来很像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调虎离山计”，在他刚到桂平市信访办十分钟后，工程队的挖土机扒开了他们家的院墙。
那是2008年6月28日早上，吴宗明接到了“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办负责人王家委的电话，让他去信访办找阮达光主任谈谈拆迁补偿的事。他认为事情可能会有些进展，没有多想，吃了早饭就赶了过去。
信访办主任阮达光热情地接待了他。吴宗明在信访办主任任上时，与阮达光同在一个大院上班，平时也比较熟络。再加上信访办这次也在积极协助“桂航工程”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因为吴宗明等被拆迁户没有达成最终的补偿协议，阮达光没少去做吴宗明的思想工作。
“刚寒暄几句，连话题还没有扯到正点子上，就突然接到老伴儿的电话，她哭着说家里的围墙被拆了。”吴宗明回忆说，“我当时骂了句‘他妈的’，就急匆匆往家赶，阮达光一脸尴尬地跟到了现场。” “院子里被挖得一片狼藉，两棵龙眼树、两棵荔枝树、一棵石榴树横在地上，青果散落一地，老伴儿坐在地上哭。”
后来，阮达光向分管的领导作了汇报，吴宗明的果树最终获得了赔偿。不过阮达光否认“调虎离山计”之说，“是船闸工程队要用吴宗明家院子里的土，所以扒墙头纯属巧合。”
2007年，属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桂航工程”要开工建设，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刚好在征地范围内。
“我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小家做些牺牲，从大局考虑，支持二线船闸工程的建设。是一个老干部应该有的觉悟。”吴宗明认为，“再说，我们替国家考虑，国家到时候不会把我们几百户拆迁户给抛弃的。”
在张贴的《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桂平市政府郑重承诺：“要将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建设成利国利民的‘阳光工程’……成为依法征地的样板工程。”
大家看到政府张贴的一系列公告，个个欢心鼓舞，拆迁户奔走相告，惹得没被拆迁的人家艳羡不已。
根据拆迁指挥部公示的回迁安置区域规划，将划分两个安置点进行安置，第一回建点计划安置154户，第二回建点计划安置111户。规划的安置区里，学校、商场、公共空间等配套设施齐全。
2007年3月5日，桂平市政府通过了《具体补偿方案》，贴出来的补偿标准，打破了拆迁户的梦。 根据该方案，吴宗明他们实际获得的补偿标准是，混合(砖)结构每平方最高补偿33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0～160元不等。而按照广西的专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桂发改法规[20051190号》的规定：混合(砖)结构每平方补偿40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80元。
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市场评估价为38.7万，工程拆迁补偿却只有25万元，“按现在的建材和人工成本，盖一套同样的房子我还要自己补十几万。”
村民们大多签了补偿协议。只剩下吴宗明和其他三十多位业主没签。
这位曾经在广东当了18年兵，1978年参加过对越自卫战，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在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最后又在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从此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被接待
2008年7月中旬，“桂航工程”建设办以“瞒天过海”的手段，阻隔被拆迁户与视察工地的上级领导，激怒了拆迁户，最终促使吴宗明“追到南宁”，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上访。 7月12日，一位细心的拆迁户看到“桂航工程”工地上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视察”字样，他们认为这是向领导反映真实的拆迁补偿情况的难得机会。于是，拆迁户们一大早就守在二线船闸边必经的路边，等待来视察的领导。
恰在此时，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市建设办，说那儿有上级来的领导专门接待。等大队人马到了市建设办，才发现接待他们的是建设办的工作人员。
建设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跟他们认真解释，称上级领导才到桂平，实在太忙，领导明天去工地视察，拆迁户们到时候可以去工地等领导，再具体汇报各自生活的难处。他们还主动给了拆迁户们一个“交通厅领导”的电话。大家不想打搅领导们休息，当天忍住没有打电话给领导添麻烦。
第二天，大家早早吃了早饭，携家带口兴冲冲地奔向工地。然而，苦苦等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没见一个人影，他们紧拨打建设办给的上级领导的电话，原来是空号。后来一打听，上级领导已经在前一天上午视察了工地。
群众的愤怒被点燃了，有人当场砸碎了“欢迎领导视察”的牌子，有人嚷着要去建设办砸断负责人的腿。
“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妇女们都是哭声一片，看到大家冲动的情绪不可控制，我总是担心。”吴宗明说，“大家商议着一定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顺便打探真正的补偿标准。”
当时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吴宗明出马。第二天吴宗明便带着另一个拆迁户黄永辉去了省城南宁。
没想到，这一次上访有了意外的收获。
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这位负责人那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去了国土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
南宁上访的收获，着实让三十多户被拆迁户兴奋了一阵。如果征地拆迁费用有1亿元，拆迁户一共260多户，这样估算下来，每家的安置补偿平均摊到40万左右。但是按照政府现在给的补偿标准，吴宗明他们估算，这笔专项资金并没有都用在拆迁征地的补偿上，政府只是花了5000多万，那么其它的安置款究竟用到了哪里?
“政府承包拆迁征地补偿，但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牺牲被拆迁户的利益来赚取差价。”吴宗明说。
被教育
2008年8月16日，从南宁刚回来的吴宗明，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那一天是当地政府领导的大接访日。
从2008年7月1日起，吴宗明就发现自己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儿子吴显宇没去上班。原来其单位领导接到指挥办主任王家委电话通知，让吴显宇回来协助拆迁工作，去拆迁指挥部报到。王家委告诉他，把拆迁协议签了就可以回去上班。
“拆迁房子，不能像旧社会一样株连九族。”吴宗明非 常生气，他决定要去信访办跟领导说说。
他曾在这儿奋斗过3年。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
这里和以前一样，工作人员上来给他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他还受到了礼遇，工作人员让他提前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吴宗明一进门，接待他的一位市领导立即认出他来。市领导给了他十分钟，答应过问吴宗明儿子停职的事情。
对于补偿标准低的问题，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吴宗明讲，“这是国家的需要，有时候牺牲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听到这话我就来气，工程队强制断水断电，导致被拆迁户去工地取水，一户被拆迁户十来岁的孩子给淹死了。”吴宗明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是第一批去的前线，最后一批回的祖国，生死都不计较，还在乎钱吗?”
吴宗明从桂平市信访办出来，心里感觉到失落，虽然进去时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领导走了过场，不禁怀念起自己在位时信访办的“认真”。
在做信访主任时，吴宗明首先把办公室里的茶壶换成大的。“老百姓来上访，不是来给找麻烦的，肯定是没有路走了。信得过你信访局才来。所以，人来了一定要好好接待，认真听他们诉说，哪怕一杯热茶，都可以暖了他们的心。”
2000年曾妥善解决了改制糖厂几百名工人集体上访、协调了市公交车和农班车停靠站的矛盾，现在很多司机见了他都会和他打招呼，主动免收他的车费。“钱虽少，但你做了事，老百姓会记着你。”
回忆当信访办主任的日子，吴宗明依然很自豪。“当时我们信访局在贵港市是先进单位，我个人也是先进工作者，2001年年终总结的时候，贵港市分管信访的市委副书记亲自来给我敬酒，并夸我‘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被“卖猪仔”
“到广州的那次上访，是我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内容最充分，但也是接待时间最短的一次上访，而且在从广州返程途中还被‘卖猪仔’。”回忆那次尴尬的上访，吴宗明忍不住骂了句，“他妈的，讲白话的广东人骗了讲白话的广西人。”
2008年7、8月份。三十多个被拆迁户发现他们被不间断地盯梢，“下地锄草，去厕所小便都有人跟着。”盯梢的人早出晚归，非常敬业，一日三餐还有专人送来了盒饭。 “桂平市有许多去北京的上访者都被半路截了回来。”吴宗明回忆，“我天天在家看报纸，看电视，专看拆迁的报道，补一补这方面法律的不足。” 每天看到相似的报道就剪裁复印下来，不懂的法律条文就翻专业书籍或者请教律师。“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广州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范围为广东、广西、海南和深圳的违法土地使用问题，我就去到广州试试运气。” 吴宗明针对“桂航工程”存在的一系列违规问题，逐条咨询了律师，打印了一张缜密的材料，标题为“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六大部分，九个小点，洋洋洒洒千余字。“到时候忘了要点，可以拿出来念给领导听。”
“我要去上访，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把我截回来。”吴宗明颇为自信地对记者说，“你要声东击西，明明往南你要先往北，把截访的人折腾晕。”
吴宗明独自在广西的几个城市折腾几个来回后，2008年9月1日，他成功现身广州街头。“他们都在紧盯北京方向，谁也想不到我会去广州。”
当天上午，吴宗明打车来到2007年7月24日正式揭牌的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掏出一沓上访材料递了上去，才念了第一条，就被工作人员挥手打断：“我看你身份证显示，你不是曾在检察院工作吗?你应该回到当地诉诸于法律程序。”
“我千里迢迢从广西跑到广东，连凳子都没有捂热，他们又一脚把我踢回了老家。”吴宗明气得材料都没有收，转身出了办公室，“我做了3年的信访主任，还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访民。”
中午草草吃了碗米线，吴宗明匆匆忙忙赶往汽车站，他急着要赶回去，却被拉到郊外“卖了猪崽”(指乘车走到半路被追换乘另外一辆车)，被强制掏去了一百多块。带着一肚子气的吴宗明坐上长途卧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5点多。
“我回来还得跟其他拆迁户笑着说，上访很顺利，领导很重视，不久就要实地来看看。”吴宗明一脸苦笑，“你不这样说，这么多被拆迁户急了容易出事呀，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呀。再说，大家在一起一定要相互鼓气，直到讨个说法。”
被吓唬
吴宗明坚持说自己那次去北京的上访是“北京之旅”。
首先，他是乘坐飞机去的，没有像以往那样坐车遭罪。其次，他抽空参观了宏伟壮观的天安门。“简直像旅游一样!”吴宗明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脸上仍无限神往。
2009年7月10日，吴宗明和另一位拆迁户站在人流如织的天安门广场。吴宗明紧张得提着裤子，一脸痛苦的表情。初到北京，水土不服，辣的、凉的饮食不习惯，他不停地拉肚子，一天甚至七八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不停地打听厕所在哪里。” 吴宗明在北京的上访，也是毫无进展。在北京打的士，师傅打量了他们俩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访的，好心劝他们赶紧回去。晚上住在府右街的一家旅馆，旁边五楼有个上访户要跳楼，惹得满街都是警察，吓得他们第二天赶紧换了旅馆。去国土局和信访局又摸不清路线，也不敢问陌生人。 吴宗明和同伴躺在旅馆里，曾经梦到一天，在北京的街头碰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说句话的大领导。但醒来后，脑子里房屋被强拆的画面还是挥之不去。
那是他和妻子经营了11年的新家，四层小楼，五百多平方的房子，虽不算奢华，但非常温馨。后院的果园里果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或红或绿的果子。
2008年12月12日，他们收到了桂平市法院责令其拆除房屋的通知书。2009年1月5日，法院通知，两天后强制拆除他们的房子。7日上午8点30分，吴宗明还在市里联系车辆，准备拉走最后的门窗家具，几分钟后，房屋化为一堆废墟。 在北京住了三天后，同行的南宁朋友帮吴宗明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直到2009年11月初，这家杂志才披露了吴宗明上访的故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每当想起2007年4月15日，拆迁安置指挥办某领导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话，吴宗明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工程征地拆迁问题，你们必须按指挥部规定的时间签字拆迁。你们找律师、找记者都没有用，我们都可以摆平。你们想得到更多的补偿是在做梦”。“这些钱我们宁愿给法院用，也不给你们。这个工程是我们政府承包的，肯定要有得赚”。
无果的后果
2009年12月24日上午9时，“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部办公室里，或蹲或站，挤满了三十多户愁容满面的被拆迁户。就在这个月的8日，“钉子户”们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所有被拆迁户要在这个月的25日之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否则，后果自负。 所有的没有签补偿协议的被拆迁户都来了。
9点10分，吴宗明站在安置指挥办门口，径直向办公室里面走去。在靠里墙处，他随手拉了把椅子。和指挥办的工作人员挤坐在一起。10点钟，短暂的平静后，这间安置指挥办开始骚动。争吵声、骂声、叱责声、拍桌子声，混杂着女人低声的啜泣，传到这个小城的街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一个多小时后，争吵声渐弱。吴宗明一只手插在牛仔裤的屁兜里，一只手拿着一根牙签儿，站在了安置指挥办的门口。他一改争吵时使用的白话，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们还是没有签字，他们领导没来，来了两个办事人员解决不了我们大家的疑问。” 谈到吴宗明的坚持，现任桂平市信访办主任阮达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笑他：“他打错算盘了。如果当初吴宗明先签赔偿协议，分到临街的房子，那他就可以比现在少损失几十万。” “赔偿价格确实低了。但这不是桂平市的错，因为国家就这么定的。”阮达光又私下对记者说。
儿子吴显宇坚持站在父亲的那一边，但感觉父亲这两年“脾气越来越坏了，烟抽得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吴宗明身边的老同事都为他感到不平，“老吴是个能干直爽的人，但就是太直，遇到事总是要讨个公道。”但老同事们却感到无能为力，“官场上人走茶凉。”
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的上访前程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