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旧京画坛来，没有人不晓得蒋兆和，但论京派画却从不把他当做正宗，因为他和齐白石都不是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极左的岁月，往往不正视画学研究会精研古法弘扬国粹的用心；重视传统了，又往往忽略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们革新创造的意义。说实话，他们都已成了传统，前者是老传统，后者是新传统。他们已构成了一股合力，缔造了北京的美术，培育了北京的几代画人，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品牌。

　　要论画家与民众的关系，蒋兆和与北京老百姓贴得近。蒋兆和（1904～1986）原籍四川泸县，16岁浪迹上海，而立之年流寓北平，自此为京城老百姓写照，成为老百姓的画家，给他那些悲剧性作品做过模特儿的老人们还有不少健在。正如1942年他在北平出版的第一本画册的自序所言：“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蒋兆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执着地为下层民众呼吁呐喊的水墨人物画家，解放后是人民大众的歌者，又是自成体系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的一代宗师。时下的美术市场那么红火，仍有许多画家坚持为民写真，这自是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续，是蒋兆和艺术传统的继续。因此，把蒋兆和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以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作为弘扬蒋兆和艺术精神，弘扬现实主义艺术的阵地实乃学术界的一件幸事。该会在筹备期间即已有多项学术活动，它正式挂牌之际又在策划以“民生·生民”为题的人物画邀请展奉献给首都百姓，可见蒋兆和的艺术精神深深地活在人民心里。
　　蒋兆和寓所竹杆胡同113号，竹杆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朝阳门南大街，长600多米。明代，称“铸锅巷”，据传当时此地聚居铸锅匠人，故名；清乾隆时称“竹杆巷胡同”，据说因当时此地有竹竿市场而得名，其实“竹竿巷”乃“铸锅巷”之音讹传也是可能的；宣统时称“竹竿巷”；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两条南北向的小胡同（贵人关、北扁担胡同）并入，称改“竹杆胡同”。

　　竹杆胡同113号，旧时的门牌是竹竿巷甲34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现已被改造成为楼房居民区，北竹杆胡同8号楼占地的一部分。据房屋档案记载：竹竿巷甲34号，坐北朝南，由东、西两个小院组成；街门开在东院的东南角，为穿墙式小门楼，故西院为里院，东院为外院。外院是一个呈刀把形的三合小院，院子的南部是通向街门的狭窄过道；房屋集中在院子的北部，有北房 4间，东房、南房各3间，西院墙有穿墙门与里院相通。1943年，著名画家蒋兆和在这个小院里完成了扛鼎之作——《流民图》。
　　有评论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流民图》是蒋兆和的代表作，它融西画与中国画传统笔墨于一体，集大成地将中国水墨人物画技巧前所未有地推到了现实的面前，代表着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新纪元。”“《流民图》，它走向了画家爱国精神的顶峰，走向了画家崇高艺术的顶峰，走向了画家人生的顶峰。”
　　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贫穷的书香门第。其父蒋茂江（字汇泊）是清末秀才，虽书画诗文为当地所敬重，却因家无余荫只能以教蒙馆为生，生活自是困苦。旧时有谚：“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可为佐证。蒋兆和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科举已废，新学已兴；然而，却因家境窘迫蒋兆和不能到新式学堂读书，只能在其父执教的蒙馆中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在其父的影响和指导下研习丹青。
　　蒋兆和对于美术，有天赋，有兴趣；美术对于蒋兆和，则是其生存的需要，谋生的手段。他在《蒋兆和画册》（1941年版）自序中写道：“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余荫，幼夫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数十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列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
　　1920年，16岁的蒋兆和因生活所迫离开家乡，沿长江东下流浪到上海。为了糊口，蒋兆和画人像、画广告，搞商业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自修素描、油画和雕塑，他像阿Q一样“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即使这样，有时还得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对于阿Q，人们习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蒋兆和创作于1938年的《与阿Q像》，阿Q的左手托着右手，虽然显得无力，但右手却是攥着拳头。
　　蔣兆和说：“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蒋兆和与贫苦大众是息息相通的，他画黄浦江畔的黄包车夫，画北平城里捡破烂的老人和算命的盲人……画自己亲历、亲见的人间苦难。
　　齐白石看到蒋兆和画《卖子图》，题写了“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的诗句。《艺海春秋—蒋兆和传》的作者刘曦林说，蒋兆和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可能的范围内，以诉诸视觉的形象，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给人以悲剧般的感受。”蒋兆和自己说：“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谈到蒋兆和，必然要谈到《流民图》。《流民图》高7尺、长9丈，称得上是巨幅长卷，通过一百多个不同人物的造型，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浓缩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流民图》饱含着艺术家的心血，也体现了蒋兆和的大智大勇。
　　《流民图》于1943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诞生和展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凝聚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沦陷区人民的支持。蒋兆和以画像为名广泛收集素材，1942年完成了《流民图》小稿，为防人耳目，逐一找模特儿写生，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
　　1943年9月《流民图》停笔，琉璃厂宝华斋裱画店的师傅们连夜在当街石台阶上，画面朝下，装裱了《流民图》，开创了裱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为防不测，蒋兆和印制了50套《流民图》的照片。为了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流民图》改名为《群像图》，作者被迫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能够通过审查的《启示》。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殿展出，络绎不绝的人群静静地走过那漫长而悲哀的画卷。仅在开幕之际，50套《流民图》的照片就全部售空。当天，日伪当局就禁止了画展，当蒋兆和正要离开现场时，一位监督收场的中国警察走到画家面前，恭敬地敬了个礼。二人泪眼相望。
　　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以满腔热忱用自己的画笔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他画面上的人物不再是乞丐、流浪汉、苦力出卖者或其他受命运拨弄的人，而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自己国家和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