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方刚，1968年生于天津，性学家与性别研究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总召集人。联合国“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中国唯一成员。
　　国庆假期这几天，方刚没闲着。10月4日，他筹划许久的“男德班”开班了。7日，3天课程结束，他来到北京林业大学的办公室，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
　　在中国，如果一名学者被冠名为“性学家”，常常意味着高调、引关注，同时也引争议。眼前的方刚，蓝色条纹衬衫，黑色西裤皮鞋，白色阿玛尼陶瓷腕表，神清气爽，侃侃而谈，丝毫不拖泥带水。但当记者提出要拍照时，他又显出谨慎的一面，因为误以为7日要上班，他很犹豫：“白天同事多，有记者拍照太高调。”
　　“有人认为不祥，我却认为它是一种智慧”
　　“男德班”的全名叫“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工作坊”，那为什么叫“男德班”呢？方刚解释：“去年‘女德班’不是火了吗？我觉得有一个反讽，表达我们的态度。更重要的在于倡导，这个叫法可能更容易受到关注，我们的理念就可以传达出去。”
　　“男德班”倡导的是“新时代的好男人”，“不是‘养家糊口型’的，而应该是‘全参与型’的，即全面参与到家务劳动、照料家人、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与“女德班”遍地开花不同，“男德班”从最初的6天压缩到3天，17名全程参与者中仅有两人是缴费报名，其余是白丝带志愿者。方刚告诉记者：“我们这套方案设计了一年多，希望志愿者们能把理念和方法带回当地实践。”这一步虽然不容易，但终究是迈出去了。
　　对于不容易，方刚早就习以为常了，因为他的每一步在中国都是新的。2005年，他做了中国最早的男性参与小组;2010年创办白丝带热线;2013年建立白丝带网……建构起了宣传倡导、学校教育、针对性别暴力当事人的心理辅导三大工作体系。
　　“白丝带运动是1991年加拿大发起的，当时的理念是号召男性制止针对妇女的暴力。20年前，性别暴力只针对女性，但现在性别暴力的内涵有所扩大了，比如说也有女性打男性的情况存在。我们强调的是在对抗性别暴力的战斗中，男性应该参与进来，不但要从自身做起，而且要帮助那些施暴者或者受暴者走出暴力阴影。”方刚说，白丝带志愿者已经编到570多号了。“我们有特别严格的机制，要实名申请，还要写承诺书：不使用暴力，不对暴力保持沉默。如果违反了，你就要退出。”方刚的编号是001，在生活中是暖男一枚。儿子上小学时、小学毕业时，方刚分别出版了两本书。为人父的幸福记忆、思考，与孩子相伴的每一天，他都记录在里面。明年，儿子高中毕业时，他的第三本书也要完稿了。“我和儿子一直非常亲密，但永远觉得不够，总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方刚的微信名叫“猫头鹰方刚”，头像就是一只猫头鹰，几年前他还办了个“猫头鹰两性论坛”。最近，他晒了一下自己在国庆假期收到的礼物：来自越南的牛角猫头鹰和来自瑞士的铜猫头鹰。“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雅典娜的圣鸟，是智慧的象征。在中国，它被叫做报丧鸟，是不祥的征兆。这就像我从事的性学研究，我的观点理念，有人认为不祥，我却认为它是一种智慧。”
　　“我的整个生命一下子被点燃了”
　　1997年，当时在一家杂志社做读书版编辑的方刚，收到一位编辑寄赠的书《社会性别研究选译》，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女权主义的书。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权主义才开始进入中国，所以当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多。
　　这本枯涩的论文集，让方刚激动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觉得我的整个生命一下子被点燃了！我看到的不仅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平等，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应该有的平等、公正、自由。”
　　之后的半年，他着了魔似的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各个书店转，找女权主义的书看。偶然间，他看到一个4页的小宣传折页，谈的是男性解放。他再次被点燃了，满脑子是关于男性角色的思考。
　　之所以如此激动，这和方刚幼年的经历有关。1971年，方刚3岁，他的父亲自杀了——这名在新中国成立后数次运动中屡遭批斗的老“右派”彻底解脱了。出身不好，幼年失怙，方刚从小被人欺负，性格懦弱，加之长相清秀，同学们都叫他“娘娘腔”。直到20多岁，他说话都结巴。他也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人生就踢过一次足球，因为搞不清规则，把球往自己的门里踢，后来人家羞辱了我，我就不踢了。”
　　这个思想上深信、但行为上背离了阳刚、主宰等传统男性定位的男人，纠结过、迷惘过，“除了要做一番事业之外，别的气质我都不符合。”将近而立之年，他发现，原来这种定位是错误的，男性角色可以是多元的。就这样，一个曾经梦想当文学家的青年写了本书，名叫《男人解放》。
　　从男性气质的性别研究，到性人权的研究，同性恋、多性伙伴、裸体主义者等性多元的研究，再到性教育的研究和推广，一路走来方刚没少挨骂，自言“早就习惯了”。让他最受伤的一次攻击，正是来自他的“老东家”——女权主义者。
　　2005年，方刚做了一个男性成长小组，提出“男性也是性别不平等的父权制的受害者”，引起很多争议，其中不乏女权主义者的声音，“男人是性别红利的得利者，应该道歉。”那几个月，他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内心挣扎，“原来我认为，我们是兄弟姐妹的情谊，一起努力。”此后，他不再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而是性别平等主义者。 　　后来，方刚发现，这样的争论在香港、台湾、美国同样存在。近几年，他意外发现，女权主义者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人支持他。他调侃道：“是不是别人给我留点面子，不直接写文章批判我了。”
　　“这种观念不是靠几个花样美男出来唱唱歌就能改变的”
　　《环球人物》：为什么开办“男德班”？
　　方刚：不少人认为，男性就是性别不平等机制的既得利益者，在性别平等运动中，你要做的就是检讨、改变。但男人一定要阳刚，一定要事业成功，一定要主宰支配，一定要大男子汉，一定要性格、能力强，这些标准一定程度上对男性不是压迫吗？
　　我们就是要告诉男人，首先要反思你的男性气质，意识到传统男性气质对你有哪些压迫？那些压迫给你、你的伴侣孩子带来什么伤害？我们虽然教带孩子、做家务，但我们最关注的是理念。对自身有了反思，男性才能真正参与到性别平等中来。
　　《环球人物》：主动报名的只有两个人，您有挫败感吗？
　　方刚：挫败感不太多，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实。这个班办成、办不成，都是成功的宣传倡导机会。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仅影响在场的十几个人，更是整个社会。但现在各地报纸、网站的评论员一边倒的负面评价，还是让我有一些挫败感。我原想，支持和反对会各占一半吧，尤其是媒体评论员应该多些性别平等意识吧，竟然也没有。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我们对两性角色的认识误区在哪里？
　　方刚：过去一说就是男人阳刚，女人温柔，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简单对立了。实际上，男性气质各式各样。但社会大众仍没有普遍接受多元的男性气质，这种观念不是靠几个花样美男出来唱唱歌就能改变的。
　　“名人相爱是爱情，普通人就是性骚扰吗”
　　《环球人物》：您从2008年带领一批学者评选“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8年过去了，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方刚：我觉得在性教育方面，基本没变化。学校有反性骚扰教育，但没有全面的性教育。只讲性的负面东西，只是讲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不讲正面的价值观，不讲亲密关系。这对青少年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比较有趣的一个变化，是对于拥有权力关系差异的性，公众的态度在变化。3年前，对于官员情人的问题，社会是骂声一片，包养啊、权力啊、腐败啊。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一定要到具体情景中，看他有没有利用权力要挟、牟利，有的话当然不可以。但一个领导和一个下属，或者说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就不能正常相爱吗？名人相爱我们就说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普通人就一定是性骚扰吗？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性和公权力？
　　方刚：我认为性只是私权，跟公权力无关。当然你侵犯别人的人权就不可以了，性骚扰、强奸，公权要干涉;如果没有侵犯别人，公权力就应该和私人生活脱离。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经常要干涉私人生活。
　　《环球人物》：提到性，还有一个词不得不提，道德。
　　方刚：性是一种人权，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认为，性人权高于道德。道德一直处于流转变化中，而且每个人对道德的定义不一样，不能用主流道德要求少数人。道德应该律己，不宜律人，但侵犯人权是不可以的。
　　《环球人物》：现实中，一对夫妻，一方有外遇了，另一方会觉得被侵犯了。您怎么看？
　　方刚：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到。2000年，《婚姻法》进行了一次修改，焦点就在于要不要有配偶权，就是对性的忠诚。人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权，因为结婚，就规定一个人的某个器官只有另一个人拥有唯一使用权，那就侵犯了他的人权。争的结果是妥协了，没有明确写配偶权，但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司法解释是道德倡导。
　　从感情的角度，一方有外遇，当然伤害了配偶，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不是他的人权，而是情感、价值观和道德观。每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一样，没法保护。这要当事人自己做出决定，你是接受、容忍，还是反抗。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理想社会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方刚：现在，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唯一道德的亲密关系。实际上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应该仅有唯一一种被认为是道德的亲密关系。每个人的选择、理念、生命体验，都不一样。有人同居终身相守，有人抱定单身……我觉得理想的社会应该尊重不同方式的亲密关系。所谓和谐社会是每个人能够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