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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向西方国家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强烈震动和激烈争议。
年仅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于2014年4月出版了英译本，立即在美国引起思想地震。经济学诺奖得主、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Robert Solow发表长篇书评，标题一针见血：《Thomas Piketty是对的》。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写了长篇书评，并欢呼：Piketty 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革命性的，保守派面对这样博大精深的学术措手不及，迄今为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哈佛大学原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虽然撰长文对Piketty 的理论大加批评，但不忘事先声明：《21世纪资本论》，仅靠数据部分就足以获得诺奖。在另一方，保守派思想界动员了一切力量对他进行口诛笔伐，颇有些思想上“反恐”的架势。有人甚至警告，如果不赶紧把Piketty 批倒批臭，将后患无穷……Piketty 这本书的功过是非，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也许一切都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历史的检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Piketty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地震？怎么理解这场地震的意义？
我们不妨借用克鲁格曼提出的宏观框架，来分析一下20世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贫富分化：市场选择还是政治选择
2006年11月16日，诺奖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最重要代言人弗里德曼逝世。2007年2月，克鲁格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一篇长文，从左翼的立场对弗里德曼进行历史评价，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口水战。他高屋建瓴地概述了整个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在给弗里德曼定位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呼唤Piketty式的人物出现。
克鲁格曼以宗教改革作为比喻来建构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框架。他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被古典的市场理论所主宰：万事不管的小政府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构成了理想的秩序。虽然经济发展不免激烈的震荡，但最终还是靠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来达到均衡。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游戏规则。这种思想的统治，如同中世纪天主教对欧洲的统治一样牢不可破。但是，大萧条动摇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念。这时出来一个凯恩斯，就如同马丁路德引发宗教改革挑战天主教的正统一样，挑战着古典经济学的主宰。凯恩斯提出，在经济极度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不惜肩负赤字而加大开支，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恢复。罗斯福开始的“新政”，确实革命性地加强了政府的经济角色，并逐渐建构了一整套福利制度。到了二战后，以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为标志的“大政府”成为西方的主流，古典的自由放任学说，似乎已经成为思想界的恐龙。
然而，就如同当年的天主教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奋起反击、发动反教改运动并产生了像Ignatius of Loyola 这样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一样，20世纪自由市场派的古典经济学说，靠着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而复兴，并在八十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保守主义革命而再度成为正统。一时间，保守派的政府被视为懂经济的政府，左翼政府则被视为不懂经济、大兴福利乱花钱的败家子。到冷战结束时，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历史终结”般的胜利。
但是，诚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统治太久，虽然漏洞百出却固步自封，现在需要的是另一场掀翻这一新正统的革命。事情明摆着：自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实放缓了。更重要的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发展的果实，基本上被10%甚至1%最顶尖的富人独享。这已经成为深重的社会问题。奥巴马也曾高呼：贫富不均的问题，已经成为界定我们时代的挑战。
即使是捍卫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下去，作为民主的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就会瓦解，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不过，这些保守派人士同时也指出，消除这种贫富分化的最好手段，就是依靠市场。换句话说，要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市场竞争，短期也许会加剧贫富分化，但从长期看，则会创造更为公平的社会。
可惜，自80年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后，贫富分化已经不断加剧了40年。展望未来，这一趋势有增无减，看不出一点扭转的苗头。这意味着一整代人会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度过自己的整个成年生命。这已经不是暂时现象，更像是个长期的趋势。
其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成见
学术界当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贫富分化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然而，如Robert Solow指出，这些研究显得过于分散零碎。比如，有研究最低工薪的购买力降低的，有研究工会影响的削弱的，有研究全球化导致的中印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劳动市场的，有研究技术进步替代了大量中层工作岗位的，有研究教育分化的…… 但是，怎么从社会体制上为这些细节提供一个宏观框架？大家一时还手足无措。
Piketty 的著作，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Piketty 研究贫富分化，不是就最近40年的趋向就事论事，而是一直追溯到19甚至18世纪，颇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手笔。
他书写如此宏观的历史，并非大而无当。相反，他几乎穷尽了现代统计技术，把各种数据收罗殆尽，形成了书中众多的图表。这些翔实的数据，已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驾驭，而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所以，全书虽然厚达六百多页，容纳了大量图表，但其数据资料还要另建网站公布。一本如此巨大的书背后居然要建网站陈列数据来支持，这大概是Piketty 的一个创造，也算是大数据时代的典范了。
那么，Piketty 讲长时段的大历史与大数据结合，究竟展示了什么？
他所展示的，是一个贫富分化的历史大U形：从19世纪到1910年代一战前夜，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贫富分化迅速缓解，但在六七十年代时又开始渐渐增加，到80年代以后加剧。Piketty预测这种趋势如果不加干预，将很快使整个西方的贫富分化水平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 接着，Piketty 提出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比国民收入积累的速度要快的理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意味着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高，贫富分化也就越来越大。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成见，也引起了很大争议。Piketty 在这里试图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不断制造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很难靠市场调节而减缓。那么，为什么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会急剧减缓呢？那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毫无关系，而是依靠外力的冲击和政治的干预。众所周知，两次大战，摧毁了大量财富。那些拥有资本的富人，“失血”最多。而战争和战后重建对人力的要求，提高了劳动的价值。另外，自大萧条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开始转向高税收、高福利的左翼政策，并在战后制度化，有效地抑制了贫富分化。
信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自然会问：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抑制贫富分化，岂不会削弱了创造财富的动机、影响经济效率？Piketty 针锋相对地指出，财富过于集中，等于取消了持有财富的人的工作动机。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吃利息比干活能赚更多，那为什么还要工作？他还以数据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增长最快、最稳定的时代，恰恰是二战后贫富差距最小的30年左右的时期。这段时间在法文中被称为“光荣的三十年”。西欧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逐渐追上美国。美国在一战以前，贫富差距比欧洲要小，发展得也更快。但是，自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后，贫富分化加剧，已经逼近一战前欧洲的水平。同时，增长也开始放缓。
最近的研究，为Piketty 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从1949到2013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大致平分了占据白宫的时间。在民主党总统任内，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5%；在共和党任内，则仅为2.54%。其他指标，如失业率等也大同小异，民主党总统的政绩远远要好。被保守派神话的里根，号称创造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不错，里根确实是创造了最高经济增长的共和党总统。但是，他同时创造了巨大的联邦债务。更为重要的是，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其实还略低于前面的卡特时代，更比不上后面的克林顿时代。创造了最高增长率的总统，依次为肯尼迪/约翰逊、杜鲁门、克林顿、卡特，全是民主党总统。接下来才是里根、尼克松/福特、艾森豪威尔、老布什、布什。奥巴马任期尚未结束，但至少比两位布什的表现要好。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他任内的表现显然是看涨。可见，事实和当今许多人的印象正好相反：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政府，并不能创造高增长。它们创造的是高度的贫富分化。恰恰是强调社会公平的左翼政府，创造了经济繁荣。
我们还应该注意，高增长和低贫富分化之互为表里，不仅是个经验事实，而且有理论根据。根据Piketty的理论，贫富分化的加剧是因为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即资本的积累速度长期高于社会总财富的积累速度。既然资本的分布极其集中，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从相反的方向推论，如果资本回报率仍然维持在5%的水平，但经济增长更快，达到8%，那么，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就高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少数控制资本的富人所控制的社会财富比例就会缩小，社会就可能走上均富的轨道（当然，这里的条件是工资收入的分化不能过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西方未来能够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就有希望走出贫富日益分化的陷阱。
然而，高增长的前景，可谓一片黯淡。Piketty指出，在公元1700年以前，全球的增长率一直在0.5%以下，1820-1913年间工业革命开花结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全球增长率也不过1.5%左右；1950-1990年全球增长到达顶峰，即4%；但以后持续下跌，目前大致在3.5%上下的水平，日后仍会持续下跌。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革命，都难以把人均GDP的增长长期维持在1.5%以上。人口增长是经济总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未来西方进入人口停滞，甚至有些国家的人口开始萎缩，这就使西方国家注定进入低增长的时代。Robert J. Gordon在2012年发表一篇重要论文，提出美国的高增长已经过去的预测。他把工业革命分为三次，第一次在1750-1830年间展开，以蒸汽机和铁路为标志；第二次在1870-1900年间展开，以电力、内燃机、自来水、室内卫生间、通讯技术、化工和石油为标志；第三次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而美国的增长高峰，主要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刺激高增长。本世纪美国将陷入低增长的时代。低增长的前景，是增长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格差变得更为突出，势必引发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社会的财富分配，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无法被化约为纯粹的经济机制。这是Piketty著作中最重要的结论。具体而言，1910-1950年间西方贫富分化的急剧缩小，主要是因为战争和一系列对应战争的政策。战后的左翼政策，也导致了从50到70年代均富式的繁荣。而1980年以后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则主要归因于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所谓自由市场能够自然地调节、解决贫富分化过大问题的说法，可谓天方夜谭。所以，我们容许贫富分化走到什么程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政治选择。
（作者系旅美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年仅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于2014年4月出版了英译本，立即在美国引起思想地震。经济学诺奖得主、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Robert Solow发表长篇书评，标题一针见血：《Thomas Piketty是对的》。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写了长篇书评，并欢呼：Piketty 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革命性的，保守派面对这样博大精深的学术措手不及，迄今为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哈佛大学原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虽然撰长文对Piketty 的理论大加批评，但不忘事先声明：《21世纪资本论》，仅靠数据部分就足以获得诺奖。在另一方，保守派思想界动员了一切力量对他进行口诛笔伐，颇有些思想上“反恐”的架势。有人甚至警告，如果不赶紧把Piketty 批倒批臭，将后患无穷……Piketty 这本书的功过是非，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也许一切都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历史的检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Piketty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地震？怎么理解这场地震的意义？
我们不妨借用克鲁格曼提出的宏观框架，来分析一下20世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贫富分化：市场选择还是政治选择
2006年11月16日，诺奖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最重要代言人弗里德曼逝世。2007年2月，克鲁格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一篇长文，从左翼的立场对弗里德曼进行历史评价，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口水战。他高屋建瓴地概述了整个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在给弗里德曼定位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呼唤Piketty式的人物出现。
克鲁格曼以宗教改革作为比喻来建构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框架。他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被古典的市场理论所主宰：万事不管的小政府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构成了理想的秩序。虽然经济发展不免激烈的震荡，但最终还是靠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来达到均衡。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游戏规则。这种思想的统治，如同中世纪天主教对欧洲的统治一样牢不可破。但是，大萧条动摇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念。这时出来一个凯恩斯，就如同马丁路德引发宗教改革挑战天主教的正统一样，挑战着古典经济学的主宰。凯恩斯提出，在经济极度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不惜肩负赤字而加大开支，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恢复。罗斯福开始的“新政”，确实革命性地加强了政府的经济角色，并逐渐建构了一整套福利制度。到了二战后，以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为标志的“大政府”成为西方的主流，古典的自由放任学说，似乎已经成为思想界的恐龙。
然而，就如同当年的天主教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奋起反击、发动反教改运动并产生了像Ignatius of Loyola 这样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一样，20世纪自由市场派的古典经济学说，靠着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而复兴，并在八十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保守主义革命而再度成为正统。一时间，保守派的政府被视为懂经济的政府，左翼政府则被视为不懂经济、大兴福利乱花钱的败家子。到冷战结束时，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历史终结”般的胜利。
但是，诚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统治太久，虽然漏洞百出却固步自封，现在需要的是另一场掀翻这一新正统的革命。事情明摆着：自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实放缓了。更重要的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发展的果实，基本上被10%甚至1%最顶尖的富人独享。这已经成为深重的社会问题。奥巴马也曾高呼：贫富不均的问题，已经成为界定我们时代的挑战。
即使是捍卫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下去，作为民主的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就会瓦解，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不过，这些保守派人士同时也指出，消除这种贫富分化的最好手段，就是依靠市场。换句话说，要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市场竞争，短期也许会加剧贫富分化，但从长期看，则会创造更为公平的社会。
可惜，自80年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后，贫富分化已经不断加剧了40年。展望未来，这一趋势有增无减，看不出一点扭转的苗头。这意味着一整代人会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度过自己的整个成年生命。这已经不是暂时现象，更像是个长期的趋势。
其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成见
学术界当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贫富分化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然而，如Robert Solow指出，这些研究显得过于分散零碎。比如，有研究最低工薪的购买力降低的，有研究工会影响的削弱的，有研究全球化导致的中印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劳动市场的，有研究技术进步替代了大量中层工作岗位的，有研究教育分化的…… 但是，怎么从社会体制上为这些细节提供一个宏观框架？大家一时还手足无措。
Piketty 的著作，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Piketty 研究贫富分化，不是就最近40年的趋向就事论事，而是一直追溯到19甚至18世纪，颇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手笔。
他书写如此宏观的历史，并非大而无当。相反，他几乎穷尽了现代统计技术，把各种数据收罗殆尽，形成了书中众多的图表。这些翔实的数据，已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驾驭，而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所以，全书虽然厚达六百多页，容纳了大量图表，但其数据资料还要另建网站公布。一本如此巨大的书背后居然要建网站陈列数据来支持，这大概是Piketty 的一个创造，也算是大数据时代的典范了。
那么，Piketty 讲长时段的大历史与大数据结合，究竟展示了什么？
他所展示的，是一个贫富分化的历史大U形：从19世纪到1910年代一战前夜，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贫富分化迅速缓解，但在六七十年代时又开始渐渐增加，到80年代以后加剧。Piketty预测这种趋势如果不加干预，将很快使整个西方的贫富分化水平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 接着，Piketty 提出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比国民收入积累的速度要快的理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意味着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高，贫富分化也就越来越大。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成见，也引起了很大争议。Piketty 在这里试图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不断制造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很难靠市场调节而减缓。那么，为什么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会急剧减缓呢？那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毫无关系，而是依靠外力的冲击和政治的干预。众所周知，两次大战，摧毁了大量财富。那些拥有资本的富人，“失血”最多。而战争和战后重建对人力的要求，提高了劳动的价值。另外，自大萧条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开始转向高税收、高福利的左翼政策，并在战后制度化，有效地抑制了贫富分化。
信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自然会问：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抑制贫富分化，岂不会削弱了创造财富的动机、影响经济效率？Piketty 针锋相对地指出，财富过于集中，等于取消了持有财富的人的工作动机。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吃利息比干活能赚更多，那为什么还要工作？他还以数据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增长最快、最稳定的时代，恰恰是二战后贫富差距最小的30年左右的时期。这段时间在法文中被称为“光荣的三十年”。西欧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逐渐追上美国。美国在一战以前，贫富差距比欧洲要小，发展得也更快。但是，自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后，贫富分化加剧，已经逼近一战前欧洲的水平。同时，增长也开始放缓。
最近的研究，为Piketty 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从1949到2013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大致平分了占据白宫的时间。在民主党总统任内，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5%；在共和党任内，则仅为2.54%。其他指标，如失业率等也大同小异，民主党总统的政绩远远要好。被保守派神话的里根，号称创造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不错，里根确实是创造了最高经济增长的共和党总统。但是，他同时创造了巨大的联邦债务。更为重要的是，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其实还略低于前面的卡特时代，更比不上后面的克林顿时代。创造了最高增长率的总统，依次为肯尼迪/约翰逊、杜鲁门、克林顿、卡特，全是民主党总统。接下来才是里根、尼克松/福特、艾森豪威尔、老布什、布什。奥巴马任期尚未结束，但至少比两位布什的表现要好。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他任内的表现显然是看涨。可见，事实和当今许多人的印象正好相反：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政府，并不能创造高增长。它们创造的是高度的贫富分化。恰恰是强调社会公平的左翼政府，创造了经济繁荣。
我们还应该注意，高增长和低贫富分化之互为表里，不仅是个经验事实，而且有理论根据。根据Piketty的理论，贫富分化的加剧是因为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即资本的积累速度长期高于社会总财富的积累速度。既然资本的分布极其集中，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从相反的方向推论，如果资本回报率仍然维持在5%的水平，但经济增长更快，达到8%，那么，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就高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少数控制资本的富人所控制的社会财富比例就会缩小，社会就可能走上均富的轨道（当然，这里的条件是工资收入的分化不能过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西方未来能够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就有希望走出贫富日益分化的陷阱。
然而，高增长的前景，可谓一片黯淡。Piketty指出，在公元1700年以前，全球的增长率一直在0.5%以下，1820-1913年间工业革命开花结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全球增长率也不过1.5%左右；1950-1990年全球增长到达顶峰，即4%；但以后持续下跌，目前大致在3.5%上下的水平，日后仍会持续下跌。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革命，都难以把人均GDP的增长长期维持在1.5%以上。人口增长是经济总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未来西方进入人口停滞，甚至有些国家的人口开始萎缩，这就使西方国家注定进入低增长的时代。Robert J. Gordon在2012年发表一篇重要论文，提出美国的高增长已经过去的预测。他把工业革命分为三次，第一次在1750-1830年间展开，以蒸汽机和铁路为标志；第二次在1870-1900年间展开，以电力、内燃机、自来水、室内卫生间、通讯技术、化工和石油为标志；第三次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而美国的增长高峰，主要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刺激高增长。本世纪美国将陷入低增长的时代。低增长的前景，是增长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格差变得更为突出，势必引发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社会的财富分配，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无法被化约为纯粹的经济机制。这是Piketty著作中最重要的结论。具体而言，1910-1950年间西方贫富分化的急剧缩小，主要是因为战争和一系列对应战争的政策。战后的左翼政策，也导致了从50到70年代均富式的繁荣。而1980年以后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则主要归因于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所谓自由市场能够自然地调节、解决贫富分化过大问题的说法，可谓天方夜谭。所以，我们容许贫富分化走到什么程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政治选择。
（作者系旅美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