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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2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各地天主教异端如火如荼的传播，严重挑战罗马教廷的统治权威，更成为教皇英诺森三世实现教权至上理想的巨大障碍，酝酿已久的阿尔比圣战终于在1209年秋季拉开帷幕。法国南部奥克西坦错综复杂的领地关系、分散的政治权力，使得各方领主都觊觎这里的领土，这场圣战随即演变为一场领地争夺战，战争的神圣光环泯灭在世俗争夺与血腥屠戮中。阿尔比十字军开启欧洲历史上大规模宗教迫害的先例，掀开西欧历史悲剧性的一页。战争彻底改变了法国南部的政治格局，尽管表面上看，天主教会巩固了地位，强化了统治。但战争导致的法国对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从根本上削弱了教会的影响。教皇在处理宗教纠纷中对法国王权的依赖，最终导致“阿维农之囚”的悲剧。
[关键词]阿尔比十字军，异端，堕落，教权至上，领地纷争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4-0046-06
在欧美中世纪史学界，阿尔比十字军向来都不乏历史学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当欧美中世纪史学界对天主教异端问题的研究处于方兴未艾之时，阿尔比十字军常常被看做是卡塔尔教派研究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受到学者们全方位的关注。晚近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研究中的这一局限，并尝试从战争本身的进程作出考察，试图对这场圣战的性质进行新的评价。晚近的学者着眼于13世纪法国南部广阔的历史舞台，揭示了中世纪盛期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从战争中参与各方的现实利益考量着眼，披露出这场由教会标榜的圣战的世俗性质。下文中，笔者将引领读者揭开这场圣战鲜为人知的一面，了解13世纪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以北，位于加龙河(Garonne)以东至罗纳河(Rh6ne)以西这片辽阔的疆域上，发生的一幕幕真实而扣人心弦的故事。引领读者真切感受奥克西坦(注：“奥克西坦”是中世纪的一个地域概念。在中世纪，这一名称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更多拥有语言或文化内涵，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中世纪的宫廷爱情和方言文学。活跃于当地的卡塔尔教派，成为中世纪西欧宗教裁判机构最早的迫害对象)地区民众亲历的这段凄惨而悲壮的历史，进而揭穿阿尔比十字军神圣的面纱，打破中世纪信仰至上的神话。
一、战争原因剖析
起因：“上帝的葡萄园遭玷污”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阿尔比十字军的发起并不是偶然的。其直接原因可追溯至12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南部、特别是奥克西坦地区广泛传播的天主教异端卡塔尔派。
异端问题是一个同天主教信仰伴随始终的问题，两者之间如影随形。不过，根据中世纪文献记载，黑暗时代早期的漫长岁月里，异端曾一度销声匿迹。其再次崭露头角并引起罗马教廷的警惕和戒备，则是12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尤以法国南部地区所谓的两元论异端卡塔尔派对罗马教廷的威胁最大。关于卡塔尔教派的性质，一直是欧美中世纪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对其起源的不同解释，学界观点大体区分为“本土因素论”与“外部渗透说”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然而，无论学者们在卡塔尔教派起源与性质问题上，存有怎样的分歧和争议，以下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即12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转折时期，以卡塔尔派为代表的天主教异端在西欧广为传播，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从法国南部到意大利北部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在图卢兹伯爵(Count of Toulouse)的辖区内，“纯洁派”信仰广受青睐。正是由于当地贵族和世俗领主对卡塔尔派的同情和宽容，使他们“在继之而来的圣战中遭遇灭顶之灾”。例如贝济耶(B e ziers)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子爵罗哲尔二世，曾于1174年断然拒绝罗马教廷铲除异端的请求，并公开支持卡塔尔派信徒。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也曾誓言支持卡塔尔派。“正是民众热情与贵族刀剑之间的联合，使得卡塔尔教派俨然成为对天主教会迫在眉睫的威胁”。
关于卡塔尔教派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势头，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1177年写给西多会的一封信件中便可窥见一斑。雷蒙德五世在信中控诉其封臣支持卡塔尔教派的传播，感慨同异端分子斗争的艰难，并据此判断当时的天主教会已濒临危机。他这样写道：“这种拒绝罪孽的举动(this rejection of sin)(注：指地方贵族誓言同异端断绝一切联系)，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正如诗歌中描绘的那样，此举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实际情况是，他们立即背信弃义，重新遭遇罪恶死灰复燃的痛苦。继续藏匿那些在黑暗掩蔽的集聚地进行步道的异端分子。弃暗投明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英国学者史蒂芬·伦西曼(Steven Runeiman)对基督教两元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卡塔尔教派对天主教会统治权威的威胁和挑战。他认为：“两元论最卓有成效的发展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正是在这一地区，其传播引起罗马教会的惊恐不安；同样在这一地区，罗马教会发展出一套镇压的手段。”此外，根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也可明显觉察到卡塔尔教派顽强的生命力：“图卢兹地区的人们——‘邪恶的一代人’——受到古代污秽信仰的浸染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在当代，他们同那些根深蒂固的恶念之间仍然藕断丝连。”该编年史作者彼得分析了卡塔尔教派广泛传播的原因，指出：“这些举措(注：指罗马教廷在收到雷蒙德五世控诉异端的信件后，迅速向图卢兹地区派出教皇使节，并在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敦促世俗君主不惜动用武力遏制异端的传播)之所以收效甚微、卡塔尔派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究其根本原因，其力量在于它能够得到南部地区、尤其是图卢兹(Toulouse)、福瓦(Foix)和特伦卡福(Trencavel)等地中、低层贵族的支持”。
总之，中世纪盛期布下天罗地网的罗马天主教会，虽然表面看来稳若泰山、安若磐石，但实际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阿尔比十字军的发起，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中世纪盛期罗马天主教会和教权自身的不安定感。美国学者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对此作出过意味深长的评论，认为“这些遭受教廷戕害的人们，事实上与其迫害者并无不同，正是这种相像使得他们显得如此危险且扑朔迷离”。此外，11世纪的格雷高利七世改革，虽然未能使积弊已久的罗马天主教会完全恢复早期的声誉，然而改革的理想却已深深植根于普通信徒心中。卡塔尔派提出建立纯洁教会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教会改革理想的延续。最后，12世纪中后期卡塔尔教派在法国南部地区取得的迅猛发展，不仅打破了罗马教会及天主教信仰一统西欧的格局，而且严重挑战了教皇英诺森三世追求教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罗马教廷通过最初的布道与此后多次告诫并敦促地方领主，根除异端祸患却无果而终后，英诺森三世最终决定必须动用这把“世俗之剑”，才能捍卫天主教信仰的纯洁与天主教世界的完整。正如《一场最神圣的战争》作出的分析：“(对 于罗马教廷来讲)至关重要的是，从基督教世界剔除特定群体的人们(如果不加以铲除，这些人迟早会毒害和摧毁人类自身)，是一种无可辩驳的道德义务。”因此，根除异端的堕落、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纯净和完整，便成为这场圣战的最初诱因。
酝酿：英诺森三世重振教权的理想
对于罗马教廷来说，11世纪以来教皇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加强和巩固其对地方教会的领导地位，确保教皇的至上权威。11世纪后期格雷高利七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天主教会的声誉。然而，中世纪盛期的罗马天主教会已是积重难返(注：1139年到1215年的大公会议文件，明显反映出天主教会各种弊端例如圣职买卖、私自搜刮民财及圣职人员生活腐化等层出不穷)。随着格雷高利改革的日渐式微，普通信徒对教会的不满仍在蔓延。12世纪中叶以来宗教异议群体在西欧的广泛出现和迅速传播，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事实。
作为中世纪盛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英诺森三世(注：1198-1216年任教皇职，在位期间致力于天主教会改革，并积极组织和发起旨在镇压教会异端的阿尔比十字军)在追求教权的至上权威方面，同样表现出满腔热情。1198年1月8日，按照传统继任仪式，年长的红衣助祭把紫色斗篷披在这位新任教皇肩上且叮嘱他：“自此你便可以君临罗马和整个世界。”从理论上讲，此后英诺森三世便绝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英诺森三世也不负使命，终其余生都在为捍卫这一神圣教权而不懈努力。然而，12世纪晚期卡塔尔教派在法国南部地区如火如荼的发展，俨然使得这位新任教皇终日忧心忡忡。无论学界广泛争议的卡塔尔秘密教会是否真正存在过，在英诺森三世看来，“纯洁派”信仰广为传播，都是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权威的公然挑衅。特别是1208年初教皇使节彼得·卡斯特纳(Peter of Castelnau)(注：1203年起教廷派往图卢兹的教皇使节)在图卢兹伯爵领地遭遇刺杀，更瞬间激怒了教皇英诺森三世。这位集强权和智慧于一身的中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教皇，在愤怒与悲痛之余，再也不能对南部“亵渎基督”的撒旦的随从们熟视无睹。一场酝酿已久的圣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总之，回顾11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英诺森三世这位世纪之交的教皇，追求教权至上的理想，使其在继任伊始便为13世纪、甚至更长时段法国南部奥克西坦的历史定下了基调，而且是略显悲伤和残酷。
深层原因：政治纷争与领地争夺
从历史上看，12世纪中叶以来，罗马教廷对法国南部卡塔尔教派的反攻从未停止过。1145年克莱芒·伯纳德(Bernard ofClaivaux)的南部之行，教廷开始了同异端的唇枪舌剑。据《卡塔尔战争之歌》记载：“当英诺森三世教皇和其他一些天主教牧师，目睹异端分子的疯狂行为较之以前更为肆虐，影响与日俱增，他们随即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派出传道士。奥斯马(Osma)主教也在卡尔卡松地区安排了同异端的公开辩论。”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教廷不仅号召、甚至强迫世俗君主共同制止异端的传播。这次会议文件中写道：“要号召和敦促——倘若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教会责罚迫使——世俗君主(无论其担任何种职务)，公开作出承诺以捍卫天主教信仰。以期他们会竭尽所能，驱逐其司法辖区内所有被天主教会裁定的异端分子。”可以说，教廷试图从信仰与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争取让那些因遭受恶魔诱惑而误入歧途的上帝的羔羊，在上帝的关爱和感化下，重回罗马天主教会和教廷的怀抱，并借此把所谓的卡塔尔异端扼杀在萌芽中。
然而，在阿尔比十字军之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145-1209年)同异端的斗争中，罗马教廷事实上并没有大规模动用武力对待天主教异议群体。由此推断，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卡塔尔教派，并非英诺森三世的初衷。1209年战争的爆发，固然由于上文提到的教皇使节被刺，及卡塔尔教派对罗马天主教会统治地位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这场圣战拉锯式的进程，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信仰冲突背后的深层根源。法国南部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分散的领主权和盘根错节的领地关系，使得各世俗君主对该地区的领地都垂涎三尺。此外，法国统一南部的理想与图卢兹自治传统和宗教宽容之间存在的张力，这一切使得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地区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加之蒙特福特的西蒙从中挑拨，罗马教廷最终决定于1209年秋天对阿尔比地区发动神圣远征。
换言之，信仰的冲突和异端对教权至上理想的挑战，固然激怒了罗马教廷和英诺森三世教皇。然而，如果不是植根于法国南部这块是非之地，如果脱离了政治较量和领地纷争等世俗利益的考量，那么，这场圣战的发起仍将是纸上谈兵之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争为何持续20年之久。尽管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20载转瞬即逝，最多只能算作历史舞台上“短时段”的一个小插曲。然而，对于图卢兹地区的普通民众而言，这却是一个漫长黑夜的开始。
12世纪晚期的奥克西坦堪称中世纪西欧的“火药桶”。这里政治权力分散，领主关系扑朔迷离。以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家族为例，其领地是以图卢兹郡为中心，管辖区域实际上是包含着许多分散采邑的广大地区。向东、西方向分别延伸至普罗旺斯(Provence)侯爵领和阿奎丹边境的阿基奈(A-genais)。南、北则分别延伸至卡斯特纳达里(Castelnaudary)和多尔多涅(Dordogne)河。从名义上讲，中世纪的弥迪(Midi)!仍旧是法国王室领地。但事实上，12世纪末的弥迪，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以北位于罗纳河(Rh6ne)与加龙河(Garonne)之间这片辽阔的土地，却成为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家族、阿拉贡王室彼得家族，以及蒙特福特的西蒙之间，展开权力角逐的疆场。各方力量都对这片领土虎视眈眈，野心最大的非西蒙·蒙特福特莫属。至此，读者不难理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圣战中，尽管一直面对兵员短缺的窘困局面，西蒙·蒙特福特却自始至终对圣战都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坚定信念。
12世纪末法国南部地区政治权力分散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是，领主权的实际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军事征服和武力控制。这无疑给本已是多事之秋的奥克西坦地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如《阿尔比十字军史》作者彼得坦言：“(12世纪晚期)即使雷蒙德六世能够像其父亲那样，在同异端进行的抗争中表现出积极兴趣。然而，在如何去实施这一行动方面，仍旧是颇值得怀疑的。因为十二三世纪朗格多克地区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政治权力的支离破碎，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领主对其封臣的虚弱控制。”美国学者劳伦斯·玛文(Laurence Marvin)对这种局势作出过类似的分析，认为：“实际上，君主或者贵族控制着边界模糊而极具影响力的地带。这些边界会因联姻、死亡、战争等而急遽变化。尽管在评估谁拥有什么的问题上，继承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尺。然而，地 理上的实际控制，是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甚至占有更重的分量。除非一个贵族能够通过军事征服维持强权统治，否则，由于出生或者联姻而取得的财产权并无实质性意义。”这种局面带来的另一困境是，任何一个领主，不论头衔大小、爵位高低，企图对南部地区实施卓有成效的管辖，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当教皇英诺森三世把铲除异端不力的罪名，强加给图卢兹伯爵时，他错误地判断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纷争态势。总之，12世纪晚期法国南部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激烈的领地纷争，最终使得远征天主教异端的圣战，看似成为解决所有冲突的万全之策。
二、战争的双重性质
从上文对阿尔比十字军原因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此次远征既不完全相同于11世纪末开始的征讨异教徒、收复圣地的“十字对新月”的圣战，也有异于第四次十字军对天主教的拜占庭帝国赤裸裸的劫掠。例如据《十字军百科全书》记载：“1204年4月，从西欧远道而来的十字军战士决定攻陷君士坦丁堡。他们捣毁城墙，使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失陷。在继之而来的大肆劫掠中，帝国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宗教遗物由此找到了通往威尼斯——实际上通往任何法兰克国家的通道。”阿尔比圣战是一场具有双重性质和多重影响的战争。特别是1215年法国国王卷入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尔比十字军神圣的光环。关于阿尔比圣战这种充满矛盾的特征，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作出过精辟的评述，认为：“阿尔比十字军并不是背离了基督的理想，而是成为13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充满希望的美丽与血雨腥风的野蛮的一个缩影。”
从罗马教廷的立场考察，这场圣战的发动，无疑缘于12世纪中期以来天主教异端思想的广泛传播，已严重威胁天主教会的统治权威。因此，“维护上帝葡萄园的纯净，铲除异端的邪恶”，则成为为这次远征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最充分理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理地把阿尔比十字军称作神圣的远征。阿尔比十字军的发动，也是因教皇使节彼得·卡斯特努遇刺，导致罗马教廷判定卡塔尔教派已经对教会权威进行公然挑衅，因为这一事件几乎令英诺森教皇出离愤怒。据《卡塔尔战争之歌》记载：“在得知这位教皇使节遇刺消息后，英诺森三世闷闷不乐。在悲愤之中，他紧捧下颌……愤然宣布对迫害者革除教籍的惩罚、甩出手中的蜡烛……宣称要彻底摧毁蒙彼利埃与波尔多之间任何进行反抗的人士。”
与此同时，尽管圣战是在维护天主教世界完整的名义下发起的。然而，当1209年这场由异端堕落而诱发的战争真正爆发后，其性质骤然从一场所谓的圣战，转变为一场披着圣战外衣的世俗利益争夺战。正如《奥克西坦战争》作出的中肯评价：“1209年，在现在的法国南部地区，一场针对异端的战争拉开了帷幕。这场战争迅速地转变为一场为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从整场战争的进程来看，这次大屠杀同中世纪西欧经历的任何一次领地争夺战并无根本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一场以捍卫天主教信仰纯洁的神圣名义，展开的一次更为血腥和残酷的世俗屠戮。因此，这场所谓的圣战在血雨腥风中，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只是神圣的外衣。关于阿尔比十字军的世俗性，《一场最神圣的战争》和《奥克西坦战争》中的观点，与笔者最初的理解可谓不谋而合。在《一场最神圣的战争》中，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这样评价道：“通过把神圣的救赎同大规模屠杀联系起来，通过把大屠杀看作犹如对‘上帝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样一种行动的爱，阿尔比十字军在西欧历史上引领了种族灭绝的先例。”他更不无讽刺地指出：“通过在图卢兹地区切断瘟疫般的面包师的咽喉(cutting the throat of a pestilentialbaker)，十字军战士不仅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同样也净化了基督教世界本身的灵魂。”
总之，无论教会如何鼓吹和宣扬这场战争的神圣性质，其鲜为人知的血腥和残酷的一面，以及战争带来的杀戮和戕害，都堪比任何一次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战。正因为如此，这场持续20年之久的圣战，在众多中世纪史学家笔下，却被刻画为“大屠杀”、“血腥的战争”。
三、战争的影响
关于13世纪初罗马教廷发起的阿尔比十字军的直接后果，及其对西欧历史进程的影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从教会历史来看，1209年罗马教廷发动的对南部地区的神圣远征，掀开了13世纪西欧天主教历史悲剧性的一页。西欧历史上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宗教迫害，自此拉开了帷幕。这场圣战和继之而来的宗教裁判制度的设立，无疑成为天主教世界根除异己分子的最强大武器。这最终使得法国南部地区，曾经唤起普通民众宗教热诚的那股新生力量，随着圣战后法国国王对图卢兹地区的大权独揽，和新的宗教裁判机构的设立，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当德国的路德揭竿而起，再次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历史才真正开启了新的篇章。
第二，这次远征重塑了地中海西岸奥克西坦地区的政治格局。战争结束后1229年4月达成的《巴黎合约》，规定雷蒙德七世仍旧是图卢兹伯爵，并撤销罗马教廷对其一切指控。但重申他必须保证效忠于未满15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根据合约中的联姻与继承条款，1249年9月，法国如约吞并了图卢兹伯爵的领地。这块是非之地最终成为“奥克西坦之舌”(“Tongue of Oc”)，即现在法国朗格多克地区。
第三，对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统治来说，这次远征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暂时来看，在法国国王鼎力相助下，阿尔比十字军取得了对天主教异端，及其支持者南部贵族的决定性胜利。教皇表面上成功捍卫了天主教世界的完整和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教权至上的理想。因为1229年的《巴黎合约》，不仅规定雷蒙德七世本人效忠于法国王室，甚至要求图卢兹的全部司法官员“都要严格恪守这些条款……归还全部属于教会的不动产，交回属于教会人士的一切权利”。然而，从长远来看，阿尔比圣战也将成为削弱教权的一大隐患。战后巴黎和会上关于这一地区领土归属问题的决议，使得朗格多克地区最终落入法国国王的领辖范围。法国对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从客观上削弱了教权和天主教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教皇解决宗教纠纷问题上对法国王权的依赖，最终上演了“阿维农之囚”的悲剧。
第四，对这场圣战的发起人英诺森三世教皇，和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西蒙·蒙特福特来说，这场圣战的结果不无讽刺意义。英诺森三世终其一生追求的教权至上理想，通过这场中世纪西欧历史上罕见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表面上得以实现。就此而言，英诺森三世是成功的。然而，1216年当战争仍在肆虐进行时，他却悄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留在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十字军教皇身后的，却是天主教世界内部相互屠戮的残酷现实。在罗纳河与加龙河之间辽阔的疆域上，“基督的圣殿士”到来之前那份宁静的气氛和自由的气息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血腥的屠杀和支离破碎的天主的王国。对于英诺森三世捍卫天主王国完整的理想来说，这一结局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讽刺。对于圣战的积极支持者西蒙·蒙特福特来说，虽然战争伊始他便取得了赫赫战功，据《阿尔比十字军史》记载：“战争开始不久，西蒙·蒙特福特领导下的十字军队伍，很快攻陷贝济耶、卡尔卡松等地。为了上帝的荣耀、教会的荣誉，及对异端的压制，西蒙随即欣然接管了这些地区。”然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自我标榜的天主教理想的忠实捍卫者，尚未等到战后的“班功行赏”，却于1218年在这同一场圣战中命丧黄泉。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在此人们不禁回忆起近代法国传奇式政治人物拿破仑的遭遇。西蒙可谓是天主教信仰的殉道者，而拿破仑则是世俗帝国的开创人。尽管两者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尽相同，然而其遭遇对后人的启发却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无论是宗教理想的鼓吹者，或者是世俗利益的觊觎者，当其所作所为最终偏离了广大民众的诉求时，都已注定失败的命运，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阿尔比十字军，异端，堕落，教权至上，领地纷争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4-0046-06
在欧美中世纪史学界，阿尔比十字军向来都不乏历史学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当欧美中世纪史学界对天主教异端问题的研究处于方兴未艾之时，阿尔比十字军常常被看做是卡塔尔教派研究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受到学者们全方位的关注。晚近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研究中的这一局限，并尝试从战争本身的进程作出考察，试图对这场圣战的性质进行新的评价。晚近的学者着眼于13世纪法国南部广阔的历史舞台，揭示了中世纪盛期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从战争中参与各方的现实利益考量着眼，披露出这场由教会标榜的圣战的世俗性质。下文中，笔者将引领读者揭开这场圣战鲜为人知的一面，了解13世纪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以北，位于加龙河(Garonne)以东至罗纳河(Rh6ne)以西这片辽阔的疆域上，发生的一幕幕真实而扣人心弦的故事。引领读者真切感受奥克西坦(注：“奥克西坦”是中世纪的一个地域概念。在中世纪，这一名称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更多拥有语言或文化内涵，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中世纪的宫廷爱情和方言文学。活跃于当地的卡塔尔教派，成为中世纪西欧宗教裁判机构最早的迫害对象)地区民众亲历的这段凄惨而悲壮的历史，进而揭穿阿尔比十字军神圣的面纱，打破中世纪信仰至上的神话。
一、战争原因剖析
起因：“上帝的葡萄园遭玷污”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阿尔比十字军的发起并不是偶然的。其直接原因可追溯至12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南部、特别是奥克西坦地区广泛传播的天主教异端卡塔尔派。
异端问题是一个同天主教信仰伴随始终的问题，两者之间如影随形。不过，根据中世纪文献记载，黑暗时代早期的漫长岁月里，异端曾一度销声匿迹。其再次崭露头角并引起罗马教廷的警惕和戒备，则是12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尤以法国南部地区所谓的两元论异端卡塔尔派对罗马教廷的威胁最大。关于卡塔尔教派的性质，一直是欧美中世纪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对其起源的不同解释，学界观点大体区分为“本土因素论”与“外部渗透说”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然而，无论学者们在卡塔尔教派起源与性质问题上，存有怎样的分歧和争议，以下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即12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转折时期，以卡塔尔派为代表的天主教异端在西欧广为传播，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从法国南部到意大利北部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在图卢兹伯爵(Count of Toulouse)的辖区内，“纯洁派”信仰广受青睐。正是由于当地贵族和世俗领主对卡塔尔派的同情和宽容，使他们“在继之而来的圣战中遭遇灭顶之灾”。例如贝济耶(B e ziers)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子爵罗哲尔二世，曾于1174年断然拒绝罗马教廷铲除异端的请求，并公开支持卡塔尔派信徒。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也曾誓言支持卡塔尔派。“正是民众热情与贵族刀剑之间的联合，使得卡塔尔教派俨然成为对天主教会迫在眉睫的威胁”。
关于卡塔尔教派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势头，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1177年写给西多会的一封信件中便可窥见一斑。雷蒙德五世在信中控诉其封臣支持卡塔尔教派的传播，感慨同异端分子斗争的艰难，并据此判断当时的天主教会已濒临危机。他这样写道：“这种拒绝罪孽的举动(this rejection of sin)(注：指地方贵族誓言同异端断绝一切联系)，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正如诗歌中描绘的那样，此举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实际情况是，他们立即背信弃义，重新遭遇罪恶死灰复燃的痛苦。继续藏匿那些在黑暗掩蔽的集聚地进行步道的异端分子。弃暗投明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英国学者史蒂芬·伦西曼(Steven Runeiman)对基督教两元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卡塔尔教派对天主教会统治权威的威胁和挑战。他认为：“两元论最卓有成效的发展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正是在这一地区，其传播引起罗马教会的惊恐不安；同样在这一地区，罗马教会发展出一套镇压的手段。”此外，根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也可明显觉察到卡塔尔教派顽强的生命力：“图卢兹地区的人们——‘邪恶的一代人’——受到古代污秽信仰的浸染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在当代，他们同那些根深蒂固的恶念之间仍然藕断丝连。”该编年史作者彼得分析了卡塔尔教派广泛传播的原因，指出：“这些举措(注：指罗马教廷在收到雷蒙德五世控诉异端的信件后，迅速向图卢兹地区派出教皇使节，并在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敦促世俗君主不惜动用武力遏制异端的传播)之所以收效甚微、卡塔尔派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究其根本原因，其力量在于它能够得到南部地区、尤其是图卢兹(Toulouse)、福瓦(Foix)和特伦卡福(Trencavel)等地中、低层贵族的支持”。
总之，中世纪盛期布下天罗地网的罗马天主教会，虽然表面看来稳若泰山、安若磐石，但实际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阿尔比十字军的发起，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中世纪盛期罗马天主教会和教权自身的不安定感。美国学者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对此作出过意味深长的评论，认为“这些遭受教廷戕害的人们，事实上与其迫害者并无不同，正是这种相像使得他们显得如此危险且扑朔迷离”。此外，11世纪的格雷高利七世改革，虽然未能使积弊已久的罗马天主教会完全恢复早期的声誉，然而改革的理想却已深深植根于普通信徒心中。卡塔尔派提出建立纯洁教会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教会改革理想的延续。最后，12世纪中后期卡塔尔教派在法国南部地区取得的迅猛发展，不仅打破了罗马教会及天主教信仰一统西欧的格局，而且严重挑战了教皇英诺森三世追求教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罗马教廷通过最初的布道与此后多次告诫并敦促地方领主，根除异端祸患却无果而终后，英诺森三世最终决定必须动用这把“世俗之剑”，才能捍卫天主教信仰的纯洁与天主教世界的完整。正如《一场最神圣的战争》作出的分析：“(对 于罗马教廷来讲)至关重要的是，从基督教世界剔除特定群体的人们(如果不加以铲除，这些人迟早会毒害和摧毁人类自身)，是一种无可辩驳的道德义务。”因此，根除异端的堕落、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纯净和完整，便成为这场圣战的最初诱因。
酝酿：英诺森三世重振教权的理想
对于罗马教廷来说，11世纪以来教皇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加强和巩固其对地方教会的领导地位，确保教皇的至上权威。11世纪后期格雷高利七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天主教会的声誉。然而，中世纪盛期的罗马天主教会已是积重难返(注：1139年到1215年的大公会议文件，明显反映出天主教会各种弊端例如圣职买卖、私自搜刮民财及圣职人员生活腐化等层出不穷)。随着格雷高利改革的日渐式微，普通信徒对教会的不满仍在蔓延。12世纪中叶以来宗教异议群体在西欧的广泛出现和迅速传播，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事实。
作为中世纪盛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英诺森三世(注：1198-1216年任教皇职，在位期间致力于天主教会改革，并积极组织和发起旨在镇压教会异端的阿尔比十字军)在追求教权的至上权威方面，同样表现出满腔热情。1198年1月8日，按照传统继任仪式，年长的红衣助祭把紫色斗篷披在这位新任教皇肩上且叮嘱他：“自此你便可以君临罗马和整个世界。”从理论上讲，此后英诺森三世便绝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英诺森三世也不负使命，终其余生都在为捍卫这一神圣教权而不懈努力。然而，12世纪晚期卡塔尔教派在法国南部地区如火如荼的发展，俨然使得这位新任教皇终日忧心忡忡。无论学界广泛争议的卡塔尔秘密教会是否真正存在过，在英诺森三世看来，“纯洁派”信仰广为传播，都是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权威的公然挑衅。特别是1208年初教皇使节彼得·卡斯特纳(Peter of Castelnau)(注：1203年起教廷派往图卢兹的教皇使节)在图卢兹伯爵领地遭遇刺杀，更瞬间激怒了教皇英诺森三世。这位集强权和智慧于一身的中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教皇，在愤怒与悲痛之余，再也不能对南部“亵渎基督”的撒旦的随从们熟视无睹。一场酝酿已久的圣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总之，回顾11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英诺森三世这位世纪之交的教皇，追求教权至上的理想，使其在继任伊始便为13世纪、甚至更长时段法国南部奥克西坦的历史定下了基调，而且是略显悲伤和残酷。
深层原因：政治纷争与领地争夺
从历史上看，12世纪中叶以来，罗马教廷对法国南部卡塔尔教派的反攻从未停止过。1145年克莱芒·伯纳德(Bernard ofClaivaux)的南部之行，教廷开始了同异端的唇枪舌剑。据《卡塔尔战争之歌》记载：“当英诺森三世教皇和其他一些天主教牧师，目睹异端分子的疯狂行为较之以前更为肆虐，影响与日俱增，他们随即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派出传道士。奥斯马(Osma)主教也在卡尔卡松地区安排了同异端的公开辩论。”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教廷不仅号召、甚至强迫世俗君主共同制止异端的传播。这次会议文件中写道：“要号召和敦促——倘若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教会责罚迫使——世俗君主(无论其担任何种职务)，公开作出承诺以捍卫天主教信仰。以期他们会竭尽所能，驱逐其司法辖区内所有被天主教会裁定的异端分子。”可以说，教廷试图从信仰与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争取让那些因遭受恶魔诱惑而误入歧途的上帝的羔羊，在上帝的关爱和感化下，重回罗马天主教会和教廷的怀抱，并借此把所谓的卡塔尔异端扼杀在萌芽中。
然而，在阿尔比十字军之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145-1209年)同异端的斗争中，罗马教廷事实上并没有大规模动用武力对待天主教异议群体。由此推断，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卡塔尔教派，并非英诺森三世的初衷。1209年战争的爆发，固然由于上文提到的教皇使节被刺，及卡塔尔教派对罗马天主教会统治地位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这场圣战拉锯式的进程，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信仰冲突背后的深层根源。法国南部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分散的领主权和盘根错节的领地关系，使得各世俗君主对该地区的领地都垂涎三尺。此外，法国统一南部的理想与图卢兹自治传统和宗教宽容之间存在的张力，这一切使得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地区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加之蒙特福特的西蒙从中挑拨，罗马教廷最终决定于1209年秋天对阿尔比地区发动神圣远征。
换言之，信仰的冲突和异端对教权至上理想的挑战，固然激怒了罗马教廷和英诺森三世教皇。然而，如果不是植根于法国南部这块是非之地，如果脱离了政治较量和领地纷争等世俗利益的考量，那么，这场圣战的发起仍将是纸上谈兵之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争为何持续20年之久。尽管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20载转瞬即逝，最多只能算作历史舞台上“短时段”的一个小插曲。然而，对于图卢兹地区的普通民众而言，这却是一个漫长黑夜的开始。
12世纪晚期的奥克西坦堪称中世纪西欧的“火药桶”。这里政治权力分散，领主关系扑朔迷离。以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家族为例，其领地是以图卢兹郡为中心，管辖区域实际上是包含着许多分散采邑的广大地区。向东、西方向分别延伸至普罗旺斯(Provence)侯爵领和阿奎丹边境的阿基奈(A-genais)。南、北则分别延伸至卡斯特纳达里(Castelnaudary)和多尔多涅(Dordogne)河。从名义上讲，中世纪的弥迪(Midi)!仍旧是法国王室领地。但事实上，12世纪末的弥迪，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以北位于罗纳河(Rh6ne)与加龙河(Garonne)之间这片辽阔的土地，却成为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家族、阿拉贡王室彼得家族，以及蒙特福特的西蒙之间，展开权力角逐的疆场。各方力量都对这片领土虎视眈眈，野心最大的非西蒙·蒙特福特莫属。至此，读者不难理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圣战中，尽管一直面对兵员短缺的窘困局面，西蒙·蒙特福特却自始至终对圣战都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坚定信念。
12世纪末法国南部地区政治权力分散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是，领主权的实际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军事征服和武力控制。这无疑给本已是多事之秋的奥克西坦地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如《阿尔比十字军史》作者彼得坦言：“(12世纪晚期)即使雷蒙德六世能够像其父亲那样，在同异端进行的抗争中表现出积极兴趣。然而，在如何去实施这一行动方面，仍旧是颇值得怀疑的。因为十二三世纪朗格多克地区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政治权力的支离破碎，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领主对其封臣的虚弱控制。”美国学者劳伦斯·玛文(Laurence Marvin)对这种局势作出过类似的分析，认为：“实际上，君主或者贵族控制着边界模糊而极具影响力的地带。这些边界会因联姻、死亡、战争等而急遽变化。尽管在评估谁拥有什么的问题上，继承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尺。然而，地 理上的实际控制，是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甚至占有更重的分量。除非一个贵族能够通过军事征服维持强权统治，否则，由于出生或者联姻而取得的财产权并无实质性意义。”这种局面带来的另一困境是，任何一个领主，不论头衔大小、爵位高低，企图对南部地区实施卓有成效的管辖，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当教皇英诺森三世把铲除异端不力的罪名，强加给图卢兹伯爵时，他错误地判断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纷争态势。总之，12世纪晚期法国南部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激烈的领地纷争，最终使得远征天主教异端的圣战，看似成为解决所有冲突的万全之策。
二、战争的双重性质
从上文对阿尔比十字军原因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此次远征既不完全相同于11世纪末开始的征讨异教徒、收复圣地的“十字对新月”的圣战，也有异于第四次十字军对天主教的拜占庭帝国赤裸裸的劫掠。例如据《十字军百科全书》记载：“1204年4月，从西欧远道而来的十字军战士决定攻陷君士坦丁堡。他们捣毁城墙，使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失陷。在继之而来的大肆劫掠中，帝国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宗教遗物由此找到了通往威尼斯——实际上通往任何法兰克国家的通道。”阿尔比圣战是一场具有双重性质和多重影响的战争。特别是1215年法国国王卷入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尔比十字军神圣的光环。关于阿尔比圣战这种充满矛盾的特征，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作出过精辟的评述，认为：“阿尔比十字军并不是背离了基督的理想，而是成为13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充满希望的美丽与血雨腥风的野蛮的一个缩影。”
从罗马教廷的立场考察，这场圣战的发动，无疑缘于12世纪中期以来天主教异端思想的广泛传播，已严重威胁天主教会的统治权威。因此，“维护上帝葡萄园的纯净，铲除异端的邪恶”，则成为为这次远征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最充分理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理地把阿尔比十字军称作神圣的远征。阿尔比十字军的发动，也是因教皇使节彼得·卡斯特努遇刺，导致罗马教廷判定卡塔尔教派已经对教会权威进行公然挑衅，因为这一事件几乎令英诺森教皇出离愤怒。据《卡塔尔战争之歌》记载：“在得知这位教皇使节遇刺消息后，英诺森三世闷闷不乐。在悲愤之中，他紧捧下颌……愤然宣布对迫害者革除教籍的惩罚、甩出手中的蜡烛……宣称要彻底摧毁蒙彼利埃与波尔多之间任何进行反抗的人士。”
与此同时，尽管圣战是在维护天主教世界完整的名义下发起的。然而，当1209年这场由异端堕落而诱发的战争真正爆发后，其性质骤然从一场所谓的圣战，转变为一场披着圣战外衣的世俗利益争夺战。正如《奥克西坦战争》作出的中肯评价：“1209年，在现在的法国南部地区，一场针对异端的战争拉开了帷幕。这场战争迅速地转变为一场为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从整场战争的进程来看，这次大屠杀同中世纪西欧经历的任何一次领地争夺战并无根本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一场以捍卫天主教信仰纯洁的神圣名义，展开的一次更为血腥和残酷的世俗屠戮。因此，这场所谓的圣战在血雨腥风中，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只是神圣的外衣。关于阿尔比十字军的世俗性，《一场最神圣的战争》和《奥克西坦战争》中的观点，与笔者最初的理解可谓不谋而合。在《一场最神圣的战争》中，马克·佩格(Mark G.Pegg)教授这样评价道：“通过把神圣的救赎同大规模屠杀联系起来，通过把大屠杀看作犹如对‘上帝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样一种行动的爱，阿尔比十字军在西欧历史上引领了种族灭绝的先例。”他更不无讽刺地指出：“通过在图卢兹地区切断瘟疫般的面包师的咽喉(cutting the throat of a pestilentialbaker)，十字军战士不仅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同样也净化了基督教世界本身的灵魂。”
总之，无论教会如何鼓吹和宣扬这场战争的神圣性质，其鲜为人知的血腥和残酷的一面，以及战争带来的杀戮和戕害，都堪比任何一次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战。正因为如此，这场持续20年之久的圣战，在众多中世纪史学家笔下，却被刻画为“大屠杀”、“血腥的战争”。
三、战争的影响
关于13世纪初罗马教廷发起的阿尔比十字军的直接后果，及其对西欧历史进程的影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从教会历史来看，1209年罗马教廷发动的对南部地区的神圣远征，掀开了13世纪西欧天主教历史悲剧性的一页。西欧历史上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宗教迫害，自此拉开了帷幕。这场圣战和继之而来的宗教裁判制度的设立，无疑成为天主教世界根除异己分子的最强大武器。这最终使得法国南部地区，曾经唤起普通民众宗教热诚的那股新生力量，随着圣战后法国国王对图卢兹地区的大权独揽，和新的宗教裁判机构的设立，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当德国的路德揭竿而起，再次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历史才真正开启了新的篇章。
第二，这次远征重塑了地中海西岸奥克西坦地区的政治格局。战争结束后1229年4月达成的《巴黎合约》，规定雷蒙德七世仍旧是图卢兹伯爵，并撤销罗马教廷对其一切指控。但重申他必须保证效忠于未满15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根据合约中的联姻与继承条款，1249年9月，法国如约吞并了图卢兹伯爵的领地。这块是非之地最终成为“奥克西坦之舌”(“Tongue of Oc”)，即现在法国朗格多克地区。
第三，对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统治来说，这次远征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暂时来看，在法国国王鼎力相助下，阿尔比十字军取得了对天主教异端，及其支持者南部贵族的决定性胜利。教皇表面上成功捍卫了天主教世界的完整和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教权至上的理想。因为1229年的《巴黎合约》，不仅规定雷蒙德七世本人效忠于法国王室，甚至要求图卢兹的全部司法官员“都要严格恪守这些条款……归还全部属于教会的不动产，交回属于教会人士的一切权利”。然而，从长远来看，阿尔比圣战也将成为削弱教权的一大隐患。战后巴黎和会上关于这一地区领土归属问题的决议，使得朗格多克地区最终落入法国国王的领辖范围。法国对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从客观上削弱了教权和天主教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教皇解决宗教纠纷问题上对法国王权的依赖，最终上演了“阿维农之囚”的悲剧。
第四，对这场圣战的发起人英诺森三世教皇，和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西蒙·蒙特福特来说，这场圣战的结果不无讽刺意义。英诺森三世终其一生追求的教权至上理想，通过这场中世纪西欧历史上罕见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表面上得以实现。就此而言，英诺森三世是成功的。然而，1216年当战争仍在肆虐进行时，他却悄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留在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十字军教皇身后的，却是天主教世界内部相互屠戮的残酷现实。在罗纳河与加龙河之间辽阔的疆域上，“基督的圣殿士”到来之前那份宁静的气氛和自由的气息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血腥的屠杀和支离破碎的天主的王国。对于英诺森三世捍卫天主王国完整的理想来说，这一结局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讽刺。对于圣战的积极支持者西蒙·蒙特福特来说，虽然战争伊始他便取得了赫赫战功，据《阿尔比十字军史》记载：“战争开始不久，西蒙·蒙特福特领导下的十字军队伍，很快攻陷贝济耶、卡尔卡松等地。为了上帝的荣耀、教会的荣誉，及对异端的压制，西蒙随即欣然接管了这些地区。”然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自我标榜的天主教理想的忠实捍卫者，尚未等到战后的“班功行赏”，却于1218年在这同一场圣战中命丧黄泉。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在此人们不禁回忆起近代法国传奇式政治人物拿破仑的遭遇。西蒙可谓是天主教信仰的殉道者，而拿破仑则是世俗帝国的开创人。尽管两者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尽相同，然而其遭遇对后人的启发却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无论是宗教理想的鼓吹者，或者是世俗利益的觊觎者，当其所作所为最终偏离了广大民众的诉求时，都已注定失败的命运，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