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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一度与萨特齐名，因《局外人》、《卡里古拉》、《西西福神话》等创作被视为文学上的“存在主义”大师，直到1913年哲学随笔《反抗者》出版，学术界才意识到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存在主义”者。本文通过研究加缪作品文本，证明加缪在《反抗者》中提出“反抗”并非其后期思想的突转，《鼠疫》绝不是加缪首次将“反抗”精神注入文学作品，在早期作品《局外人》和《卡里古拉》中，加缪不仅首次对“荒谬”思想做了文学阐释，更以“荒谬”作为出发点，开始了对荒谬之下生存方式的原始思考。
关键词： 加缪 《局外人》 《卡里古拉》 《反抗者》 反抗意识
一、反抗什么——荒谬（absurdity）和荒谬的人
讨论“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的基本概念是“荒谬”。在《西西福神话》中，加缪提出：“荒谬的体验并不来自于一个行为或者印象的简单考察，荒谬感是从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动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也就是说，荒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产生于一种冲突。
加缪早期作品《局外人》中，在原本应该以法律条令为最高原则的诉讼法庭上，犯罪嫌疑人默尔索在守灵的夜晚是否用了一杯牛奶咖啡、是否抽了一根烟，这一切被反复提及，重点调查。检察官得出的结论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但是为人儿女，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应该拒绝”。如此直白地揭露使读者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人性问题，既然在母亲的遗体面前用咖啡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间接地将一个人送上断头台，那么吃喝拉撒等一系列同样性质的行为在“遗体”这一庄严神圣的形象面前都是媚俗的，都应该被禁止。
这里的荒谬体现在不同的人对“生”与“死”这个二元对立结构的看法。默尔索以相对理性、平和的方式看待死亡，以享受当下、热爱生活作为对抗死亡恐惧的方式。加缪在《西西福神话》中明确地说明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死亡的降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知道这点。我们还知道，死亡会结束一切。它们使我们某些人不得安宁，人们只会美化他们所爱的……”他认为“死亡”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生命体验或者说状态，受到了过分的人为渲染。这正对应与默尔索相对的其他人，他们给“死亡”赋予了超越其本身意义的仪式感和神圣感，不难发现，这些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受到了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涉及加缪对于“荒谬的人”这一基本概念的阐释：荒谬的人只承认一种道德，那就是与上帝不能分离的道德，就是自我决定的道德。然而，他恰是在上帝之外生活着的。不难看出加缪对于宗教的质疑和讽刺，这一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的说法，从法官到检察官、审判者都不由自主地以上帝的姿态拷问默尔索的灵魂，但是恰恰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上帝的代言人，这种盲目的理性将他们引向歧途，对于伦理道德清教徒式的苛求使他们无法面对默尔索的“真实”：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心爱的人死去。这些同时让他们完全忽略在死板的伦理之外的真实。
庭审过程可以说是一场荒诞的表演。法庭没有给默尔索申辩的机会，也没有从法理上进行调查，而是紧紧抓住默尔索对母亲去世的态度，力图将默尔索描绘成一个丧失人类基本良知的恶魔。当律师提出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和杀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检察官说出了一锤定音的名言：“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也就是说，在殖民者的法庭上，公平公正是通过这样一套系统完成的：只有当检察官将默尔索在肉体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的行为，转化为在精神上杀死自己母亲的行为时，默尔索的罪行才变成了真正的罪行、可惩罚的罪行。
二、什么是反抗（révolté）
既然杀戮的荒谬、真实的荒谬在殖民者之类的统治下无处不在，那么面对荒谬，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加缪在早期作品中提出了对待荒谬主要有三种态度。
1.生理上和哲学上的自杀
《西西福斯神话》的第一句就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理上的自杀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的自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工程师基里洛夫为例，是为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去准备死亡。低级的自杀则是因为看到了世界和人的荒谬性，心灰意冷，采取一种逃避式的态度，实际上是自身完全融入了“荒谬”①。哲学上的自杀是一种精神领域现象，即认为现实世界是荒谬的和虚幻的，只有寄希望于来世，将肉身的生命的意义寄托于宗教信仰，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着。
2.反抗
“反抗”这一态度是加缪真正推崇的态度，也是加缪文学和哲学的“重头戏”。加缪在哲学专著《反抗者》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即“我反抗，故我存在”。笛卡尔曾经说“我思故我在”，“我存在”是由“我思”推知的，因此在“我思”，甚至只有在“我思”时，我才存在，如果停止了“我思”，我便没有存在的根据。加缪将“反抗”提高到了“我思”的层面，“反抗”是“存在”的前提。他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的行动。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权利”。反抗是在荒谬中看到了自己拥有某种权利，或即使这种印象很可能极其朦胧。那么何为反抗者呢？加缪的答案是，一个说“不”的人。反抗者拒绝对自己无止境的侵害，拒绝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面对“荒谬”，选择面对或者改变现状。
“反抗”并不是万能的解药，以为“反抗”本身就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反抗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其他人与自己，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代替普遍的殺人进行辩解而结束。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①。加缪早期的小说代表作《局外人》和戏剧《卡里古拉》中已经有了最初的反抗意识与反抗方式。
三、如何反抗——《局外人》与《卡里古拉》中不同的反抗意识
1.反抗意识的觉醒——《局外人》
小说《局外人》一直被视为加缪揭示“荒诞”的代表作，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揭示”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为了揭示，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毫无意义。“反抗”意识萌芽源于默尔索被判死刑之后在监狱中的思考。 默尔索在监狱里首先想到的是审判结果的荒谬与失衡，这是反抗的第一步——发现。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是为着某些目的而活着的，他们关心的是未来和证明（证明谁活着证明什么都不重要）②。一旦发现荒谬，就意味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首先要搞清楚是该接受，还是拒绝，怎样接受，怎样拒绝。
在狱中默尔索想到了上诉，也就是说拒绝，并且抗争。他想到那可多活的二十年，强烈的欲望便在心中翻腾，甚至他只要稍稍想起减刑的可能，就会激动得血液逆流、眼眶泛泪——在荒谬之外，默尔索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对于个体本身的丰富意义。同时，在狱中默尔索连续拒绝三次拒绝见牧师，对于默尔索，牧师此时已经不再是“良心”或者“神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完全背离他本人意愿和真实的强制性“净化”，是一种道德绑架。“牧师”是“他们”的牧师，不属于默尔索。在此，“牧师”变成了一个集合着“他们”整体思想的意象，出现在默尔索面前，试图以形而上的、盲目的信仰完成对默尔索的“救赎”。
回到反抗者的概念中，何为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③，这个“不”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它意味着底线。默尔索接受了对自己的不公正审判，但是拒绝了对自己尊严人格的进一步羞辱，拒绝再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局外人”。
默尔索明确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表面上两手空空，但他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他选择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意愿活着，但只要他愿意接受奴役，他就完全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不必承受牢狱之灾。他之所以身陷囹圄，是因为他说了“不”，他不愿意受他人思想或者任何一种理念的操控。在完全被异化的世界里，每天工作、吃饭、睡觉、再工作的周而复始的绝望的循环里，默尔索要求一个奴隶最后的“自由”：他拒绝被剥夺喝一杯牛奶咖啡的权利。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默尔索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出于生命边界的恐惧，相反，他坦荡、解脱，他过去是快乐的，在面临死亡的黑夜里他依然是快乐的，一切都是默尔索自己的选择。“他宁肯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默尔索并非为杀死一个阿拉伯人而死，并非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泪流满面而死，极刑不是为罪恶而来，而是为他的信念、反抗。他的冷漠就是他的反抗，他的反抗，就是毫不动摇地将自己推向坟墓④。
2.虚无主义的反抗——《卡里古拉》
如果说默尔索的“自杀”是为了信念而死的话，那么戏剧《卡里古拉》中的卡里古拉的暴虐行径就是加缪在哲学专著《反抗者》中极力批判的“虚无主义”反抗。
卡里古拉在失去爱妻德卢西亚之后，发现世事变化无常和人类的无能为力，随即陷入对人生荒谬性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为他的臣民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
卡里古拉“换了一副仇视一切的面孔”，随意处任何人以极刑、占臣下的妻子为己用、处死臣下的儿子并且强迫臣下发笑，同时将随意自己践踏他人生命和尊严的行为归因于——反正他们都是要死的。卡里古拉的思想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抗”，他让子民同自己一样切实地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与荒谬，强迫他们发现、体会这种荒谬。卡里古拉认为他有这个权利：“我终于领悟了权力的用途。权力能给不可能的事情提供实现的机会。今天，以及今后的全部时间，我的自由再也没有止境了。”这里卡里古拉关于自由的理解完全出現了谬误。过于执着于极端的思想本身就是作茧自缚，否认世间种种不同概念的差别也是对自己的禁锢，他还以这种自我禁锢为武器禁锢他人。自由，早在他否定一切的时候，就离他而去了。
加缪提出这种统治者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这种虚无主义的反抗也可以被解释为个人出于某种变态心理，强迫他人甚至整个集体遭遇与自己同样的不幸，以达到内心的平衡与满足。其实，卡里古拉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这个猜测从本质上而言别无二致，它们都是虚无主义指导下的产物，即“个人恐怖主义”。卡里古拉的与其“反抗”的虚无之处在于否认一切历史和价值。
加缪在《反抗者》中重点探讨了虚无主义主导下的反抗，这段话可以体现出加缪对于“国家恐怖主义和不合理的恐怖”的看法：虚无主义的革命在历史上表现为希特勒的宗教，所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热，最终转过来反对他自己。否定，至少在这一次，不管是黑格尔是如何说的，不再具有创造性……对他本人，对他的人们与对世界来说，他仅仅是自杀与杀人⑤。
从戏剧可以看出卡里古拉的反抗方式主要是无差别的杀戮，加缪正是从《卡里古拉》开始思考反抗与杀人的关系。否认一切意义、以杀戮他人来“自杀”的虚无主义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在戏剧《卡里古拉》的结尾，卡里古拉终于被新的反抗者们（新的反抗者们正是用卡里古拉自己的反抗方式终结了他，这正是加缪思想的体现）所推翻，结束了自己的荒谬旅程。
3.正确的反抗途径
反抗必须杀人吗？答案也许是的。反抗死亡的反抗者若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想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⑥。尤其是在革命里（革命是广义的、集体的反抗），杀戮行为不可避免。正是由于杀戮难以与反抗割裂开，因而“反抗”很可能成为暴君的武器，但是显然这样的反抗是没有前途的，杀人者在举起屠刀之时，注定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杀人”这一极度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自杀”。加缪认为，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相容的。以《反抗者》所举的例子来看，不管是合理的恐怖还是不合理的恐怖，杀戮行为贯穿始终。杀戮是反抗的必经之路，杀戮一旦开始，人们就立即体会到这一途径的好处，从此再也难以收手，这一点很好理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描写的戏剧化的反转，当反抗者通过杀戮获得权力，新的独裁者或将宣告诞生，而加缪也一样意识到了，在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之间，永远是手无寸铁的人值得同情。
加缪不但拒绝杀人，而且认定从“反抗”中不可能得出合法杀人的结论，那将是对“反抗”的背叛。当加缪将眼光投向他的时代，却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杀人合法的世界中。 一个真正的反抗者是不会以杀戮作为手段的，反抗不是将对方击倒取而代之，不要求侮辱损害甚至奴役对方，而是力图消除主人和奴隶关系的存在。反抗者为自己争取自由，但这个自由的权利绝不是毁灭他人生存的权利。反抗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不受奴役和杀戮、反抗的对象既然是谎言与暴力，那么反抗者必须保证以上这些不会在自己手中发生。反抗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⑦。因此，当反抗者走向破坏，要求完全的无限制的自由时，他的“反抗”就变得不符合逻辑，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反抗了。
《局外人》是加缪初次将“荒谬”概念引入文学作品，同时展现了“反抗”精神的萌芽，而《卡里古拉》则开始了“反抗”方式的探索，初步否定了最直接、简单的虚无主义反抗。这两部作品是加缪新人本主义思想的起点，在发现与否定之后，加缪开始思考非暴力反抗的替代品是什么，非暴力反抗的路究竟在何方？可以说，两部作品打开了加缪对于“荒谬”背后的追问和探讨，为之后更成熟的作品《鼠疫》与《反抗者》奠定了基础。
加缪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发现“荒谬”，加缪的伟大之处是发现荒谬之后，他问了“然后呢”。“荒谬”之于萨特是一个结果，而在加缪这里，“荒谬”只是一个起点。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接受荒谬，而是不让荒谬成为死路一条，于是，他选择奋起反抗。加缪的影响至今依旧远远低于同时代的萨特，萨特的思想很招人待见，因为它一方面是真实的，“他人即地狱”，我们无法否认。另一方面，实践起来要容易得多。人们天生就不喜欢任何太过理想主义、太过美好的东西，不是因为不可能（不可能的东西反而往往有很多拥趸），而是因需要跋涉过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去寻找那份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在法语翻译家袁筱一看来，加缪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从具体的人到抽象的人，还是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这是文学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或许不无危险，第二条路径同样充满危险，因为很可能失之于虚无。但是走了第二条路径的加缪并没有坠入虚无，这是他的伟大所在”。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加缪，著.吕永真，译.反抗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④郭宏安.新中国60年的加缪小说研究[J].当代外國文学，2013（02）.
参考文献：
[1]李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01.
[2]加缪，著.吕永真，译.反抗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5.
[3]加缪，著.丁大同，译.加缪自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200.
[4]郭宏安.新中国60年的加缪小说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3（02）.
[5]张博.加缪作品中“反抗”思想的诞生与演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6]柳鸣九.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4（04）.
[7]张良月.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理论与加缪《局外人》[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
关键词： 加缪 《局外人》 《卡里古拉》 《反抗者》 反抗意识
一、反抗什么——荒谬（absurdity）和荒谬的人
讨论“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的基本概念是“荒谬”。在《西西福神话》中，加缪提出：“荒谬的体验并不来自于一个行为或者印象的简单考察，荒谬感是从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动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也就是说，荒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产生于一种冲突。
加缪早期作品《局外人》中，在原本应该以法律条令为最高原则的诉讼法庭上，犯罪嫌疑人默尔索在守灵的夜晚是否用了一杯牛奶咖啡、是否抽了一根烟，这一切被反复提及，重点调查。检察官得出的结论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但是为人儿女，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应该拒绝”。如此直白地揭露使读者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人性问题，既然在母亲的遗体面前用咖啡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间接地将一个人送上断头台，那么吃喝拉撒等一系列同样性质的行为在“遗体”这一庄严神圣的形象面前都是媚俗的，都应该被禁止。
这里的荒谬体现在不同的人对“生”与“死”这个二元对立结构的看法。默尔索以相对理性、平和的方式看待死亡，以享受当下、热爱生活作为对抗死亡恐惧的方式。加缪在《西西福神话》中明确地说明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死亡的降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知道这点。我们还知道，死亡会结束一切。它们使我们某些人不得安宁，人们只会美化他们所爱的……”他认为“死亡”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生命体验或者说状态，受到了过分的人为渲染。这正对应与默尔索相对的其他人，他们给“死亡”赋予了超越其本身意义的仪式感和神圣感，不难发现，这些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受到了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涉及加缪对于“荒谬的人”这一基本概念的阐释：荒谬的人只承认一种道德，那就是与上帝不能分离的道德，就是自我决定的道德。然而，他恰是在上帝之外生活着的。不难看出加缪对于宗教的质疑和讽刺，这一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的说法，从法官到检察官、审判者都不由自主地以上帝的姿态拷问默尔索的灵魂，但是恰恰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上帝的代言人，这种盲目的理性将他们引向歧途，对于伦理道德清教徒式的苛求使他们无法面对默尔索的“真实”：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心爱的人死去。这些同时让他们完全忽略在死板的伦理之外的真实。
庭审过程可以说是一场荒诞的表演。法庭没有给默尔索申辩的机会，也没有从法理上进行调查，而是紧紧抓住默尔索对母亲去世的态度，力图将默尔索描绘成一个丧失人类基本良知的恶魔。当律师提出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和杀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检察官说出了一锤定音的名言：“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也就是说，在殖民者的法庭上，公平公正是通过这样一套系统完成的：只有当检察官将默尔索在肉体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的行为，转化为在精神上杀死自己母亲的行为时，默尔索的罪行才变成了真正的罪行、可惩罚的罪行。
二、什么是反抗（révolté）
既然杀戮的荒谬、真实的荒谬在殖民者之类的统治下无处不在，那么面对荒谬，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加缪在早期作品中提出了对待荒谬主要有三种态度。
1.生理上和哲学上的自杀
《西西福斯神话》的第一句就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理上的自杀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的自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工程师基里洛夫为例，是为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去准备死亡。低级的自杀则是因为看到了世界和人的荒谬性，心灰意冷，采取一种逃避式的态度，实际上是自身完全融入了“荒谬”①。哲学上的自杀是一种精神领域现象，即认为现实世界是荒谬的和虚幻的，只有寄希望于来世，将肉身的生命的意义寄托于宗教信仰，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着。
2.反抗
“反抗”这一态度是加缪真正推崇的态度，也是加缪文学和哲学的“重头戏”。加缪在哲学专著《反抗者》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即“我反抗，故我存在”。笛卡尔曾经说“我思故我在”，“我存在”是由“我思”推知的，因此在“我思”，甚至只有在“我思”时，我才存在，如果停止了“我思”，我便没有存在的根据。加缪将“反抗”提高到了“我思”的层面，“反抗”是“存在”的前提。他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的行动。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权利”。反抗是在荒谬中看到了自己拥有某种权利，或即使这种印象很可能极其朦胧。那么何为反抗者呢？加缪的答案是，一个说“不”的人。反抗者拒绝对自己无止境的侵害，拒绝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面对“荒谬”，选择面对或者改变现状。
“反抗”并不是万能的解药，以为“反抗”本身就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反抗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其他人与自己，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代替普遍的殺人进行辩解而结束。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①。加缪早期的小说代表作《局外人》和戏剧《卡里古拉》中已经有了最初的反抗意识与反抗方式。
三、如何反抗——《局外人》与《卡里古拉》中不同的反抗意识
1.反抗意识的觉醒——《局外人》
小说《局外人》一直被视为加缪揭示“荒诞”的代表作，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揭示”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为了揭示，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毫无意义。“反抗”意识萌芽源于默尔索被判死刑之后在监狱中的思考。 默尔索在监狱里首先想到的是审判结果的荒谬与失衡，这是反抗的第一步——发现。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是为着某些目的而活着的，他们关心的是未来和证明（证明谁活着证明什么都不重要）②。一旦发现荒谬，就意味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首先要搞清楚是该接受，还是拒绝，怎样接受，怎样拒绝。
在狱中默尔索想到了上诉，也就是说拒绝，并且抗争。他想到那可多活的二十年，强烈的欲望便在心中翻腾，甚至他只要稍稍想起减刑的可能，就会激动得血液逆流、眼眶泛泪——在荒谬之外，默尔索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对于个体本身的丰富意义。同时，在狱中默尔索连续拒绝三次拒绝见牧师，对于默尔索，牧师此时已经不再是“良心”或者“神圣”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完全背离他本人意愿和真实的强制性“净化”，是一种道德绑架。“牧师”是“他们”的牧师，不属于默尔索。在此，“牧师”变成了一个集合着“他们”整体思想的意象，出现在默尔索面前，试图以形而上的、盲目的信仰完成对默尔索的“救赎”。
回到反抗者的概念中，何为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③，这个“不”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它意味着底线。默尔索接受了对自己的不公正审判，但是拒绝了对自己尊严人格的进一步羞辱，拒绝再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局外人”。
默尔索明确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表面上两手空空，但他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他选择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意愿活着，但只要他愿意接受奴役，他就完全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不必承受牢狱之灾。他之所以身陷囹圄，是因为他说了“不”，他不愿意受他人思想或者任何一种理念的操控。在完全被异化的世界里，每天工作、吃饭、睡觉、再工作的周而复始的绝望的循环里，默尔索要求一个奴隶最后的“自由”：他拒绝被剥夺喝一杯牛奶咖啡的权利。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默尔索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出于生命边界的恐惧，相反，他坦荡、解脱，他过去是快乐的，在面临死亡的黑夜里他依然是快乐的，一切都是默尔索自己的选择。“他宁肯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默尔索并非为杀死一个阿拉伯人而死，并非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泪流满面而死，极刑不是为罪恶而来，而是为他的信念、反抗。他的冷漠就是他的反抗，他的反抗，就是毫不动摇地将自己推向坟墓④。
2.虚无主义的反抗——《卡里古拉》
如果说默尔索的“自杀”是为了信念而死的话，那么戏剧《卡里古拉》中的卡里古拉的暴虐行径就是加缪在哲学专著《反抗者》中极力批判的“虚无主义”反抗。
卡里古拉在失去爱妻德卢西亚之后，发现世事变化无常和人类的无能为力，随即陷入对人生荒谬性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为他的臣民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
卡里古拉“换了一副仇视一切的面孔”，随意处任何人以极刑、占臣下的妻子为己用、处死臣下的儿子并且强迫臣下发笑，同时将随意自己践踏他人生命和尊严的行为归因于——反正他们都是要死的。卡里古拉的思想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抗”，他让子民同自己一样切实地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与荒谬，强迫他们发现、体会这种荒谬。卡里古拉认为他有这个权利：“我终于领悟了权力的用途。权力能给不可能的事情提供实现的机会。今天，以及今后的全部时间，我的自由再也没有止境了。”这里卡里古拉关于自由的理解完全出現了谬误。过于执着于极端的思想本身就是作茧自缚，否认世间种种不同概念的差别也是对自己的禁锢，他还以这种自我禁锢为武器禁锢他人。自由，早在他否定一切的时候，就离他而去了。
加缪提出这种统治者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这种虚无主义的反抗也可以被解释为个人出于某种变态心理，强迫他人甚至整个集体遭遇与自己同样的不幸，以达到内心的平衡与满足。其实，卡里古拉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这个猜测从本质上而言别无二致，它们都是虚无主义指导下的产物，即“个人恐怖主义”。卡里古拉的与其“反抗”的虚无之处在于否认一切历史和价值。
加缪在《反抗者》中重点探讨了虚无主义主导下的反抗，这段话可以体现出加缪对于“国家恐怖主义和不合理的恐怖”的看法：虚无主义的革命在历史上表现为希特勒的宗教，所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热，最终转过来反对他自己。否定，至少在这一次，不管是黑格尔是如何说的，不再具有创造性……对他本人，对他的人们与对世界来说，他仅仅是自杀与杀人⑤。
从戏剧可以看出卡里古拉的反抗方式主要是无差别的杀戮，加缪正是从《卡里古拉》开始思考反抗与杀人的关系。否认一切意义、以杀戮他人来“自杀”的虚无主义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在戏剧《卡里古拉》的结尾，卡里古拉终于被新的反抗者们（新的反抗者们正是用卡里古拉自己的反抗方式终结了他，这正是加缪思想的体现）所推翻，结束了自己的荒谬旅程。
3.正确的反抗途径
反抗必须杀人吗？答案也许是的。反抗死亡的反抗者若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想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⑥。尤其是在革命里（革命是广义的、集体的反抗），杀戮行为不可避免。正是由于杀戮难以与反抗割裂开，因而“反抗”很可能成为暴君的武器，但是显然这样的反抗是没有前途的，杀人者在举起屠刀之时，注定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杀人”这一极度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自杀”。加缪认为，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相容的。以《反抗者》所举的例子来看，不管是合理的恐怖还是不合理的恐怖，杀戮行为贯穿始终。杀戮是反抗的必经之路，杀戮一旦开始，人们就立即体会到这一途径的好处，从此再也难以收手，这一点很好理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描写的戏剧化的反转，当反抗者通过杀戮获得权力，新的独裁者或将宣告诞生，而加缪也一样意识到了，在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之间，永远是手无寸铁的人值得同情。
加缪不但拒绝杀人，而且认定从“反抗”中不可能得出合法杀人的结论，那将是对“反抗”的背叛。当加缪将眼光投向他的时代，却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杀人合法的世界中。 一个真正的反抗者是不会以杀戮作为手段的，反抗不是将对方击倒取而代之，不要求侮辱损害甚至奴役对方，而是力图消除主人和奴隶关系的存在。反抗者为自己争取自由，但这个自由的权利绝不是毁灭他人生存的权利。反抗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不受奴役和杀戮、反抗的对象既然是谎言与暴力，那么反抗者必须保证以上这些不会在自己手中发生。反抗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⑦。因此，当反抗者走向破坏，要求完全的无限制的自由时，他的“反抗”就变得不符合逻辑，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反抗了。
《局外人》是加缪初次将“荒谬”概念引入文学作品，同时展现了“反抗”精神的萌芽，而《卡里古拉》则开始了“反抗”方式的探索，初步否定了最直接、简单的虚无主义反抗。这两部作品是加缪新人本主义思想的起点，在发现与否定之后，加缪开始思考非暴力反抗的替代品是什么，非暴力反抗的路究竟在何方？可以说，两部作品打开了加缪对于“荒谬”背后的追问和探讨，为之后更成熟的作品《鼠疫》与《反抗者》奠定了基础。
加缪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发现“荒谬”，加缪的伟大之处是发现荒谬之后，他问了“然后呢”。“荒谬”之于萨特是一个结果，而在加缪这里，“荒谬”只是一个起点。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接受荒谬，而是不让荒谬成为死路一条，于是，他选择奋起反抗。加缪的影响至今依旧远远低于同时代的萨特，萨特的思想很招人待见，因为它一方面是真实的，“他人即地狱”，我们无法否认。另一方面，实践起来要容易得多。人们天生就不喜欢任何太过理想主义、太过美好的东西，不是因为不可能（不可能的东西反而往往有很多拥趸），而是因需要跋涉过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去寻找那份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在法语翻译家袁筱一看来，加缪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从具体的人到抽象的人，还是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这是文学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或许不无危险，第二条路径同样充满危险，因为很可能失之于虚无。但是走了第二条路径的加缪并没有坠入虚无，这是他的伟大所在”。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加缪，著.吕永真，译.反抗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④郭宏安.新中国60年的加缪小说研究[J].当代外國文学，2013（02）.
参考文献：
[1]李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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