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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
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
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
“我学到了谦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務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眼界比较小，
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時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
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
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
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
“闹下去没有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
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
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
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
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实习生解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
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
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
“我学到了谦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務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眼界比较小，
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時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
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
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
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
“闹下去没有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
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
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
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
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实习生解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