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8月苏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正式受理中国的五个申报世界遗产预备项目，红河哈尼梯田荣列其中。这意味着，在之后的五年里，红河哈尼梯田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新的一员，也将是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命名的世界遗产。非常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幸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州，在元阳县见到了久负盛名的哈尼梯田，同时也参观了代表和体现哈尼族文化特色的箐口民俗村。
　　箐口民俗村依托哈尼族特有的梯田文化，形成人们安度人生的居所，这一结构被文化生态学家盛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民俗村所强调的是对遗产的整体保护，对无形遗产的动态保护。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作为弱势文化的云南哈尼族文化正在急剧衰退，面临消失的危机。而传统的保护方式是建立一个资料信息中心，单纯地以静态方式记录、收集、保存并展示他们的历史、文化，仅注重资料的保存和管理，而忽视了活的“档案”，即对掌握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抢救，忽视对文化的承传，这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传统收藏、研究的圈子。在元阳箐口，其文化的独特价值并不完全在于他们所创造的有形物质上，而集中表现在与人的生命等有关的一系列仪式文化上。哈尼族的村寨，如群星洒落在哀牢山的茫茫林海里，这里是哈尼人民温馨的居所，是他们族群繁衍的根据地，是他们度过漫长人生时光的家园。一个哈尼人，无论他走得多远，最终都要回到这里叶落归根。哈尼人信奉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一年里要在村寨里举行很多祭祀活动，这样的一种信仰往往具有辐射性，对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产生同化作用。
　　民俗村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和延续他们的文化，不使他们的文化受到伤害，这种保护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核心问题则是抢救和保护独特文化，保护一个活的文化整体，使之得以传承和发展。重要的是如何使村民认同自己的文化以及自觉地传承他们自己的文化。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资料信息中心即民俗村，而忽视了社区生活的人群。保护工作的重点就是要通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来唤醒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尊重他们的文化，提高他们对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民俗村的建立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保留下来的大多都是实物档案，当然在陈列馆内也设置了一部分哈尼族自身的服饰、图形、符号、生活用具等。民俗村的实质应该是依托自然环境相伴，原生态地保留民俗文化的独特文化社区，在这个文化社区内，比较完整地保留着生活于这一社区内的群体的语言、服饰、信仰、婚丧习俗、音乐舞蹈、手工工艺、农耕生产和生活等内容。由此而形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展馆，在其内自然景观、住房建筑、可移动文物、口头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建立民俗村的方式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2002年11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高等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高级研讨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大声疾呼，“对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正处在毁灭和消亡边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抢救，其次是保护，然后是研究，当务之急是抢救”。（《交流与协作——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乔晓光主编，西苑出版社，2003年9月）
　　箐口民俗村所记录的是哈尼族自身的档案和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我们所可以眼观的实物，更多的则是身处其中时候感悟到的民族气息。像箐口这种长期住在山里、生活在自然经济和古老文化中、与主流社会隔离的民族群体还有很多，由于封闭，他们还保留着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建设民俗村是保护和承传民族多样性文化的适当方式之一。
　　在外来强势文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文化是脆弱的，但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价值有了科学的认识，有了珍惜的感情，这就有了自觉承传的基础，他们成为自己文化的真正主人，用民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文化，并利用文化造福于社会。建立民俗村的一个最紧迫任务就是要唤起村民保护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意识。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化的需求，也是人们对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的关系并进一步提高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