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学生周汝昌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胡适看到后，写信给他，对其大加赞赏。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脂硯斋重评石头记》，胡适慷慨出借。多年后，周汝昌说：“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衡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胡适晚年说：“周汝昌是我在大陆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
　　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将胡适讲课的内容记录下来，编辑成一篇论文，卖得稿费几十元，来到北平。他请胡适让他免试入北大二年级就读，胡适说：“入学考试，是国家选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于是吴晗去考北大，因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他便改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所以考取了。胡适知道后，让秘书罗尔纲给他80元交学膳费，并写信推荐他，他得以入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适还去信对他的学业加以指导。
　　李敖从台湾大学毕业后，给历史学家姚从吾做助教，经常被拖欠工资。于是他给胡适写信，说自己已经穷得“三条裤子进了当铺”。当时，胡适是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收到信后，立即给李敖寄去1000元，说这1000元是送给他的。并告诉他，来信中讲的问题将由执行秘书设法给他补救，并很客气地邀请李敖来家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