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京岛,以影像“抢救”百年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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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日,杨京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美国加州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小镇卡梅尔。196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取名“可以居”。
  2010年,杨京岛只身一人,带着一个手持摄像机来到了“可以居”。房子如今的主人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他长年随侍父亲身侧,被文博界称为张大千作品的“活档案”。社会上各色人等出于各种目的争相拜访,张保罗不胜烦扰,谢绝一切采访,一个人住在这里,不请保姆,自己做饭,过着清静的隐居生活。
  经过一番辗转繁复的介绍,杨京岛终于获得了与张保罗见面的机会。“他住在一片森林公园里,房子前面是一个小湖,绕湖再过去,就是著名的‘十七英里’海岸线。”10年过去,杨京岛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可以居”的风景,依然历历在目。
左图:杨京岛(左)与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瑞、儿子张保罗在美国“可以居”。右图:纪录片《百年巨匠》海报。

  “过去,很多人都是追逐利益而来,请他鉴定父亲的书画,索求家中的真迹。我和老先生说,我没有您父亲一张字、一幅画,我只为大千先生的艺术而来,想实实在在地拍一部纪录片。”当晚,张保罗请杨京岛吃了一顿饭,欣然答应了采访。不久,杨京岛带着导演赵伟东再次来到“可以居”,与张保罗畅聊两天,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独家资料。
  作为《百年巨匠》系列纪录片的总策划和出品人,这样的采访,杨京岛经历过许多。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隐入历史,那些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传奇巨匠也走向时光漶漫的隧道。他们生前没留下多少活动影像,如今以纪录片的形式为他们“立传”,只能竭尽全力贴近原貌、原作、原物、原址,用亲友、同事、学生、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讲述,还原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
  从最初只聚焦于画坛,到第一季囊括美术、书法、京剧、话剧、音乐、文学六大篇章、43位大师巨匠,再到第二季,又增加了国学篇、建筑篇、教育篇、科技篇、中医篇、戏曲篇的拍摄,10年来,杨京岛与团队将摄像机对准了20世纪中国文化版图的每一条枝蔓。

两版《张大千》


  两次拜访张保罗的成果,最终呈现在《张大千》专集中。在“美术篇”已拍摄的16位大师中,这是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部。
  对杨京岛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拍摄张大千的故事了。2008年,吴作人诞辰百年之际,他所运营的银谷艺术館举办了一场纪念展览,同时与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合作拍摄了《美术大师——吴作人》和《国画大师——张大千》两部纪录片。
  片子播出后颇受关注,《国画大师——张大千》还获得了2011年优秀国产纪录片奖,但对杨京岛来说仍有不少遗憾:静态访谈太多,实地走访太少,还有人找到他问,怎么没有采访张保罗?
  这就有了后来两次拜访“可以居”的经历。在新版《张大千》中,大师走过的所有地方,摄制组几乎无一遗漏地走了一遍——重庆、成都、北京、上海、西安、兰州、台北,法国尼斯、巴黎,美国蒙特雷、旧金山、洛杉矶。“20多位访谈对象,从子女、学生、故友到研究者、收藏家,都要通过不同渠道找关系、约采访,尤其是海外拍摄,办签证、托运设备、找人接待、走各种繁琐的手续,都要亲力亲为,我们语言又不通,走到哪里,还得自己随身带着翻译。”杨京岛对记者说。
  台北的摩耶精舍是张大千晚年的居所,也是他亲自营建的最后一个园林式庭院。为方便拍摄,摩耶精舍专门闭馆,让摄制组拍摄了4天。他们还在张大千的餐厅吃了一顿饭。当年每逢老友来访,大师总会下厨做一桌四川风味。餐厅的墙上,还挂着张大千亲手书写的菜单。
  让杨京岛印象深刻的是两场开机仪式。第一场在摩耶精舍举行。那天天刚放亮,台北就下起了雨,眼看活动要冒雨举行,雨却神奇地停了。那一天,正是张大千的忌日。后园内有一块巨石,是从洛杉矶海滩运来的,题刻“梅丘”,张大千就长眠于此。当天,张大千家乡的人也来到台湾,将来自四川内江的一抔泥土撒在了“梅丘”之上。
  后来在内江,摄制组也举办了开机仪式。那一天早上,又是倾盆大雨骤然而至,在所有人为此焦灼时,又一次,突然雨过天晴了,而当天,正是张大千的诞辰之日。
  “美术篇”是《百年巨匠》系列的开篇之作,那几年,杨京岛几乎放弃了一切与之无关的应酬,压力大的时候,越到深夜头脑越清醒,索性爬起来继续工作。拍《齐白石》,他们去了湘潭、长沙、北京、西安;拍《徐悲鸿》,去了宜兴、上海、南京、合肥、北京、法国巴黎、美国丹佛;拍《黄宾虹》,去了安徽、浙江、上海……大师们生前影像资料稀缺,摄制组就用“情景再现”的方式丰富画面。于是,观众看到一身高士打扮的张大千,徘徊在摩耶精舍的溪流花木间;看到由画家李清扮演的晚年黄宾虹,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的院子里,将面前的画纸用浓墨积染成漆黑一团;看到由其曾孙齐天山扮演的白石老人,在北京的画室里开始“衰年变法”……
  “美术篇”完成后,其他篇章的拍摄也陆续开启。每一篇章的导演,杨京岛都会严谨挑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开始加入《百年巨匠》的团队,从靳尚谊、范曾、尚长荣到蓝天野、濮存昕、王蒙、莫言,或担任顾问,或为其代言。2017年,《百年巨匠》国际版宣传片启动,张艺谋任总导演,莫言任总撰稿。   每一次开机仪式,杨京岛都会前往参加。如台北、内江两地“雨过天晴”的奇迹还发生过多次。这些巧合和幸运,对杨京岛来说也是一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感悟。

跨界“杂家”


  生于1960年的杨京岛,自称是个跨界的“杂家”。年轻时,他曾在建筑公司当小工,做钣金工砸铁皮,做机务员编电缆,在天安门给游客拍快照,干遍了各种营生。1982年,他进入一家报社的广告部,经常骑着自行车东南西北地跑业务。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寒冷刺骨,他依然要顶着寒风和大雪奔波在路上。
  后来,杨京岛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挂历《中国书画》,每个月都是图文相配,比如深冬的某月,就请关山月画梅花,请陈叔亮题一首写梅的诗。 “那时,关山月、黎雄才等名家的稿费大多是400块钱一张,只有李可染的画贵一些,要1000元,当时拿不出,只要到了反转片来印刷。”
  1988年,海南特区成立,杨京岛随着“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潮下海创业,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那时,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公司开发出了“电子显示屏”,他将其引进特区,装在了海口最中心的百货大楼外立面上,被人们称作“海南第一屏”。
杨京岛与启功合影。
杨京岛与黄胄合影。
靳尚谊先生为杨京岛绘制的肖像。

  1993年,杨京岛转战北京,创办了第二家广告公司,业务涵盖小到牙膏、香皂日化品,大到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他至今能回忆起那些烙刻着时代印记的商品品牌:牡丹电视、白兰洗衣机、宝马热水壶……“80后”少年时代为之疯狂的小霸王游戏机的第一个广告是他做的,汇源果汁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喝汇源果汁,走健康之路”,也是他主创的成功案例。
  开公司之余,杨京岛开始循着自己的喜好搞副业,为书画家们编辑画册图书,举行笔会巡展,结识了吴冠中、启功、黄胄、吴作人等后来《百年巨匠》的拍摄人物。1997年,香港回归,他策划邀请不同风格的山水、花鸟画大师合作绘制巨幅油画《春风百汇》《万壑同源》,赠送香港同胞。其中,何海霞、梁树年、白雪石、宗其香、萧淑芳、梅阡等已是80多岁的老人,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更是93岁高龄,但都克服困难,合力同绘。
  为画题款的是90岁的赵朴初。当时,他正在北京住院,听说是庆贺香港回归,欣然同意。“原来那幅花鸟作品,我想的画题是‘东风百汇’,朴老认为‘东风’会让人联想起‘东风压倒西风’的‘文革’语言,便挥笔改成了‘春风’。一字的改动,细密处显出大格局。”
  2001年,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杨京岛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了一个大型书画展览,邀请启功参展。“启先生特别平易幽默,每次打电话都是他亲自接,我去的时候总是亲自开门,他的眼睛已经不好,但还是应邀创作。当时,每个书画家都有点润笔费,先生说什么也不要,开玩笑说,如果要了这个钱,班禅就得来找我了。”
  在与众多大师巨匠的艺事往来中,杨京岛耳濡目染着从艺和为人之道。这些年累积铺设的人脉资源,以及在各行各业中摸爬滚打的“杂家”经验,使他萌生了用镜头保存文化、记录时代的愿望。

紧急的“抢救工程”


  1999年,杨京岛策划制作了18集专题纪录片《今日中国》。拍摄如此宏大的题材,他几乎动用了全部资源:聘请十多位作家、学者撰写解说词,七易其稿;联合八家电视台,跑了二十几个省进行拍摄,资金最紧张的时候,不得不卖出了西单的一座四合院。“1989年,我买了第一个四合院,1万多元。后来听靳尚谊先生说,他那幅2013年拍出8000多万天价的《塔吉克姑娘》,在1989年日本展览时曾被卖出,价钱是800多块。”
  这些年,为了做《百年巨匠》,过去收藏的几幅名画也被杨京岛割爱卖出,以支撑庞大的拍摄开支。在他看来,这是一项紧急的“抢救工程”,光阴逝去,大师们在今天的文化生活里正渐渐被遗忘。
  “齐白石的北京故居像个大杂院,破破烂烂、年久失修;徐悲鸿纪念馆没有人去,他在上海的故居成了社区警务工作站,在南京等地故居里,室内的陈设也早已面目全非;黄宾虹的故居只有两个村民在看管,不仅杂草丛生,屋檐下还结出了马蜂窝。”在拍摄中,“美术篇”导演赵伟东如此感慨。
  “大家都知道张大千、齐白石,他们很有名,他们的画很贵,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们的人生和艺术。”杨京岛说,“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没有耐心坐下看一套全集或一本传记,那不妨就通过纪录片的影像,用几十分钟的时间走入大师生命中的那些华彩瞬间。”
  10年来,那些出现在镜头里的讲述者,也一个个随巨匠远去。《张大千》专集中,采访到的张大千6位儿女,3位已经故去;110岁的晏济元当时躺在床上已不会说话,摄制组拍下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场景。最令杨京岛唏嘘的是孙家勤,“他是军阀孙传芳的儿子,在巴西和大千先生生活了3年。我们在台北拍摄时,他背着小包到宾馆来看我们,讲了许多故事,还帮我们张罗开机仪式。可最后,片子还没播出,老先生就突发心梗去世了。”
  这些年来,他常常想到那些逝去的讲述者,当年在摄影机前,梅葆玖讲述父亲梅兰芳在故居的日常生活;苏民、朱旭追忆北京人艺的演艺往事;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侃侃而谈6个小时,中午只吃了一杯酸奶;百岁的饶宗颐在香港家中,为《百年巨匠》题字……“当这一代亲历者也渐渐远去,大师巨匠的故事该如何继续讲下去?” 杨京岛说,“现在每次拍摄,我们都要尽可能多采访一些人,多留下一些影像资料,现在看也许没什么,再过几十年,这就是一个个美好而珍贵的历史记忆。”
  这两年,杨京岛尝试着将镜头对准那些在世的名家。历时两年拍摄的15集专题片《蓝天野》正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我和蓝老约好,以后只要有重要活动就要跟拍,一直拍到您老百岁”。除了93岁的蓝天野,106岁的马识途、86岁的靳尚谊、82岁的范曾,也在他的拍摄计划之列。
  “如果说我们今天最大的遗憾是无法看到、听到昔日大师们的影像和聲音,只能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复原他们的人生,那么有了我们当下的工作,今后再拍这些今日的文化名宿时,就会有更丰富的资料和素材。”杨京岛说,“老师做完了有学生,先辈做完了有后人,中国的文化根脉,其实就是如此代代传承。”
  到2021年,《百年巨匠》计划拍摄完成100位大师巨匠,以“百年·百人·百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对杨京岛来说,《百年巨匠》的拍摄永远是进行时。他常把这件工作比作打井:执着做下去,自有清泉涌流。
  杨京岛:1960年生于北京,20世纪90年代初,结识吴作人、关山月、启功、黄胄、赵朴初等文化大家,《百年巨匠》系列纪录片出品人、总策划。该片曾荣获8项纪录片大奖,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及20余家省级卫视,学习强国、新华社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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