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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艺春天重回神州大地的时候，文坛百花齐放，新人辈出，形势喜人。
受其感染，1981年春天，正在母校求学的我，鼓足勇气写了篇《人缘》的小说习作，刊登在中文系同窗创办的《草庐》杂志上。随后，我又斗胆将其投给本省文学杂志的龙头老大《××文艺》，想去碰碰运气。即使遭退稿，若能得到编辑哪怕三言两语的赐教，那也不冤。
投稿之前，经同窗指点，我使了点儿小心眼，将稿纸前面两三页的右下角用胶水粘住，以备将来判断编辑是否赏脸看过。
不久，拙稿被退回，获“油条”（油印退稿信）一张，大意云：大作已阅，不拟刊用，握手，谢谢！再看粘处，原封未动。时任《草庐》主编、专攻文艺评论的同窗徐建平兄为此愤愤不平，操着他的上海普通话对我嚷道：“这样的稿子他们不用？！投《萌芽》！”就这样，拙稿又投给了上海的《萌芽》。
那时正值1981年春夏之交，我们正在忙实习和毕业分配，我无暇顾及，更不敢抱什么奢望。事情明摆着的，《萌芽》当时是全国青年作者仰慕的刊物，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7月底结束实习，我刚回到故乡休假，忽然收到《萌芽》通知，说是我写的《人缘》已经备用，如果我还有其他稿子赶紧寄过去。这对初学者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讯啊！8月中旬，我一回到学校就把消息告诉了建平兄。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祝贺，并对《萌芽》的作风和公正赞不绝口，同学间也随之传开。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文艺园地的长期荒芜造成精神粮食十分匮乏，一篇好的小说很容易引起社会轰动，其作者一夜成名，各种礼遇随之而来，不仅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有的甚至连命运都改变了。刘心武、卢新华、路遥（王卫国）、铁凝、方方（汪芳）、楚良（万良海）、李叔德都是当时的佼佼者。
《人缘》备用不久便刊在《萌芽》1981年第10期，那时我刚毕业分配到新单位，当上文化科的语文教员。
报到上班刚半个月，样刊就寄来了，连同样刊一并寄来的还有重光先生的亲笔贺信。科里的同事争相先睹为快，领导自然也对我刮目相看。
值得一提的是，我教的那些运动员学生，知道了我竟然还能写小说，立马对我肃然起敬。
至于单位里的其他同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我有什么难事只要找到他们，无一不热心帮忙。
那时候报刊对作者都有庄严承诺：作品一经发表即致稿酬。《萌芽》当然不会例外。大约10月底，稿酬便寄来了。汇款单是同事严红老师代我签收的，她笑吟吟地把单子藏在身后，让我猜钱数。我平生头一回拿稿费，哪里能知道有多钱？我表示猜不出。她将汇款单递给我，笑道：“你自己看吧，我们可是要吃（喜）糖的哦！”我接过单子，不禁吓一大跳，没料到居然有98元，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若按今天的币值和月薪推算，几乎近万元了。这对家境贫寒的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啊！
喜出望外的我赶忙用稿费买来几斤糖果，请科长和严红老师帮忙分给同事，可他们都只象征性地拈几粒就推说“够了够了”，我知道这分明是他们在体恤我的窘境，心中不免又感激又难过。此外，我还用稿费给年幼的孩子添置了新衣，买了他们眼馋已久的糕点。
生平头一次得稿费的事让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尤其那一夜之间“阔”起来的感觉，更叫人百感交集。
《人缘》发表4个多月后，1982年2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刚上完一节课，新上任的科长突然给我送来《XX文艺》寄给我的一封信，并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
信不过是邀请函，邀请我去某地参加他们举办的“农村创作座谈会”和“创作班”，并告诉我，“会议、创作班的正式通知已寄给你单位领导”……
看罢邀请函我恍然大悟，一定是因为《人缘》被《萌芽》刊登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请我去。不相瞒，自从拙稿被他们毙掉后，我便对这位龙头老大敬而远之了。如今虽然来了“轿子”，我也不想同这帮人打交道。然而，创作班的诱惑力毕竟太大，尤其对初学者，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抵御得了。于是，我向单位请假，连同星期天在内，总共给了我4天假。
“你要以本职工作为重……”不苟言笑的科长生怕我滞留晚归，一个劲地给我“紧螺丝”，我则回了老人家一个很坚决的表态。当晚，我就乘火车赶了过去。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见面后惊讶不已的女编辑张忠慧老师对我笑道，“我们掌握的通讯录没有一个叫张衍荣的呀！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梳理、打听，最后才找到你……”他们的执着让我感激涕零，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所谓创作班就是后来的笔会。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笔会，让我有幸认识了刘岱、索峰光、张忠慧等编辑，结识了省作协的刘家驹兄，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同时，还同一大批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后来造化非凡的作者有过一面之缘。
大概是笔会如期归来的守信赢得科长的好感，当年4月我被选入单位组织的运动员文化教育考察组，跟随科长到好几个省、市去“取经”。抵达上海时，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找到《萌芽》编辑部，与重光先生匆匆见过一面。那次拜会虽然时间短促，但他的热情和儒雅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教诲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文学作品，最难的是动人。”唱进人心便永生，写进人心方动人，或许，重光先生正是感觉拙稿尚有几许此类元素？
《人缘》发表的第三年，被选入萌芽丛书《1981年萌芽短篇小说佳作选》。在该书的序言中，哈华先生对拙作这样写道：“这篇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一些纯朴的农村干部，在‘左’的政策下的难处。但功过自有群众评说，他对农民忠诚的心，乡亲们是了解的。”
此书于198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由是，我又对从未涉足过的出版社有了某些了解。至于样书里的佳作，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我有幸同那些天南地北的作者共载一册，该是何等难得的缘分啊！
小说处女作的发表，不僅让我有了所谓“身价”，赢得了尊敬、尊重和尊严，还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阅历，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终生享用不尽。如今，每当有作品见刊见报时，我就想起那些平凡中有精彩，传奇中见荒唐，惯常中含无奈的如烟往事，兀自感叹不已。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苦于难以报答“挖井人”的时候，却不幸屡闻文坛时有忘恩负义发生。实难想象，一个作者，尤其一个由普通作者成长起来的“作家”，怎么能忘了当初落魄时节那个深更半夜挑灯伏案，字斟句酌，为阁下处女作的发表呕心沥血作嫁衣裳的人，怎么能怠慢那个摇啊摇，一直把老兄摇到“外婆桥”的文学摇篮……
受其感染，1981年春天，正在母校求学的我，鼓足勇气写了篇《人缘》的小说习作，刊登在中文系同窗创办的《草庐》杂志上。随后，我又斗胆将其投给本省文学杂志的龙头老大《××文艺》，想去碰碰运气。即使遭退稿，若能得到编辑哪怕三言两语的赐教，那也不冤。
投稿之前，经同窗指点，我使了点儿小心眼，将稿纸前面两三页的右下角用胶水粘住，以备将来判断编辑是否赏脸看过。
不久，拙稿被退回，获“油条”（油印退稿信）一张，大意云：大作已阅，不拟刊用，握手，谢谢！再看粘处，原封未动。时任《草庐》主编、专攻文艺评论的同窗徐建平兄为此愤愤不平，操着他的上海普通话对我嚷道：“这样的稿子他们不用？！投《萌芽》！”就这样，拙稿又投给了上海的《萌芽》。
那时正值1981年春夏之交，我们正在忙实习和毕业分配，我无暇顾及，更不敢抱什么奢望。事情明摆着的，《萌芽》当时是全国青年作者仰慕的刊物，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7月底结束实习，我刚回到故乡休假，忽然收到《萌芽》通知，说是我写的《人缘》已经备用，如果我还有其他稿子赶紧寄过去。这对初学者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讯啊！8月中旬，我一回到学校就把消息告诉了建平兄。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祝贺，并对《萌芽》的作风和公正赞不绝口，同学间也随之传开。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文艺园地的长期荒芜造成精神粮食十分匮乏，一篇好的小说很容易引起社会轰动，其作者一夜成名，各种礼遇随之而来，不仅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有的甚至连命运都改变了。刘心武、卢新华、路遥（王卫国）、铁凝、方方（汪芳）、楚良（万良海）、李叔德都是当时的佼佼者。
《人缘》备用不久便刊在《萌芽》1981年第10期，那时我刚毕业分配到新单位，当上文化科的语文教员。
报到上班刚半个月，样刊就寄来了，连同样刊一并寄来的还有重光先生的亲笔贺信。科里的同事争相先睹为快，领导自然也对我刮目相看。
值得一提的是，我教的那些运动员学生，知道了我竟然还能写小说，立马对我肃然起敬。
至于单位里的其他同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我有什么难事只要找到他们，无一不热心帮忙。
那时候报刊对作者都有庄严承诺：作品一经发表即致稿酬。《萌芽》当然不会例外。大约10月底，稿酬便寄来了。汇款单是同事严红老师代我签收的，她笑吟吟地把单子藏在身后，让我猜钱数。我平生头一回拿稿费，哪里能知道有多钱？我表示猜不出。她将汇款单递给我，笑道：“你自己看吧，我们可是要吃（喜）糖的哦！”我接过单子，不禁吓一大跳，没料到居然有98元，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若按今天的币值和月薪推算，几乎近万元了。这对家境贫寒的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啊！
喜出望外的我赶忙用稿费买来几斤糖果，请科长和严红老师帮忙分给同事，可他们都只象征性地拈几粒就推说“够了够了”，我知道这分明是他们在体恤我的窘境，心中不免又感激又难过。此外，我还用稿费给年幼的孩子添置了新衣，买了他们眼馋已久的糕点。
生平头一次得稿费的事让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尤其那一夜之间“阔”起来的感觉，更叫人百感交集。
《人缘》发表4个多月后，1982年2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刚上完一节课，新上任的科长突然给我送来《XX文艺》寄给我的一封信，并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
信不过是邀请函，邀请我去某地参加他们举办的“农村创作座谈会”和“创作班”，并告诉我，“会议、创作班的正式通知已寄给你单位领导”……
看罢邀请函我恍然大悟，一定是因为《人缘》被《萌芽》刊登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请我去。不相瞒，自从拙稿被他们毙掉后，我便对这位龙头老大敬而远之了。如今虽然来了“轿子”，我也不想同这帮人打交道。然而，创作班的诱惑力毕竟太大，尤其对初学者，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抵御得了。于是，我向单位请假，连同星期天在内，总共给了我4天假。
“你要以本职工作为重……”不苟言笑的科长生怕我滞留晚归，一个劲地给我“紧螺丝”，我则回了老人家一个很坚决的表态。当晚，我就乘火车赶了过去。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见面后惊讶不已的女编辑张忠慧老师对我笑道，“我们掌握的通讯录没有一个叫张衍荣的呀！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梳理、打听，最后才找到你……”他们的执着让我感激涕零，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所谓创作班就是后来的笔会。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笔会，让我有幸认识了刘岱、索峰光、张忠慧等编辑，结识了省作协的刘家驹兄，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同时，还同一大批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后来造化非凡的作者有过一面之缘。
大概是笔会如期归来的守信赢得科长的好感，当年4月我被选入单位组织的运动员文化教育考察组，跟随科长到好几个省、市去“取经”。抵达上海时，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找到《萌芽》编辑部，与重光先生匆匆见过一面。那次拜会虽然时间短促，但他的热情和儒雅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教诲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文学作品，最难的是动人。”唱进人心便永生，写进人心方动人，或许，重光先生正是感觉拙稿尚有几许此类元素？
《人缘》发表的第三年，被选入萌芽丛书《1981年萌芽短篇小说佳作选》。在该书的序言中，哈华先生对拙作这样写道：“这篇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一些纯朴的农村干部，在‘左’的政策下的难处。但功过自有群众评说，他对农民忠诚的心，乡亲们是了解的。”
此书于198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由是，我又对从未涉足过的出版社有了某些了解。至于样书里的佳作，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我有幸同那些天南地北的作者共载一册，该是何等难得的缘分啊！
小说处女作的发表，不僅让我有了所谓“身价”，赢得了尊敬、尊重和尊严，还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阅历，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终生享用不尽。如今，每当有作品见刊见报时，我就想起那些平凡中有精彩，传奇中见荒唐，惯常中含无奈的如烟往事，兀自感叹不已。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苦于难以报答“挖井人”的时候，却不幸屡闻文坛时有忘恩负义发生。实难想象，一个作者，尤其一个由普通作者成长起来的“作家”，怎么能忘了当初落魄时节那个深更半夜挑灯伏案，字斟句酌，为阁下处女作的发表呕心沥血作嫁衣裳的人，怎么能怠慢那个摇啊摇，一直把老兄摇到“外婆桥”的文学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