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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只不过凌志军的新书再次把这些争议推到了公众面前。其中两个焦点是：中关村的发展模式该不该以经济总量为目的；对“一条街”的房地产开发是不是破坏了中关村的原生活力
媒体近日披露了一则北京市官员落马的消息。新闻主角是中关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据《财经》杂志报道，周是在有关部门查办北京地产商人刘军案时被牵出的。巧合的是，刘军去年夏天案发，是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案。而刘志华被调查前除担任副市长外，还兼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两位中关村的主要领导相继落马，在科技园区引起不小震动，也给中关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关村创业者对本刊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以及权力介入市场，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规则。”
两本针锋相对的书
事实上，中关村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只不过凌志军的新书再次把这些争议推到了公众面前。
迄今为止，叙述中关村的书籍很多，但真正对这一区域做系统梳理和评论的只有两本。一本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另一本是“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网站负责人方兴东的《中关村失落》。从书名不难看出，凌、方二人对中关村做出的结论是相反的，一个认为它代表着一场方兴未艾的“新革命”，而另一个则认为它已经“失落”了。
凌志军说，他并不认为中关村的发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阴暗和混乱”，但他坚信中关村发展的主线是上扬的，是充满生机的。这一观点可以从下面的故事得到佐证。
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间装着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他们是老板、会计，还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凌志军把这个故事放在了书的前言中，足见这个场面对他震撼之大。“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中关村失落》出版于2004年8月。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中国高科技创新的中心，中关村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近3年过去了，”方兴东接受本刊采访时强调，“我对中关村的这一基本看法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改变。”
“我说的中关村失落，并不是说中关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毕竟这么多年的积累，这么多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在这里，要想找出几家好公司来并不难。”方兴东说，“我说的失落指的是，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丧失了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
让方兴东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很多，以互联网为例，2003年底以来，互联网走过“冬天”开始回暖，进入新一轮黄金时期。携程、灵通、盛大、腾讯、搜房、百度、TOM、慧聪、阿里巴巴、e龙等网站相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然而，除慧聪和百度，其他网站几乎都与中关村不沾边。”方兴东说，除此之外，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中关村也眼睁睁地失去了领导权。
“我认为形势非常严峻。”方兴东说，90年代，中关村的优势是绝对的。但这几年，随着上海、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的势头不断上扬，中关村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早期中关村：民间推着政府走
虽然凌志军和方兴东观点针锋相对，但两人对中关村前期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兴起，则没有分歧。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几个科技人员，成立了“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3年，服务部发展成“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其实是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此后，中关村的科技企业、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凌志军强调，8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群和商业体系，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漏洞中创建起来的，与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农民发动的“革命”如出一辙。这里的每一个进步，并非政府率领民间向前走，而是民间推着政府向前走。
中关村当年备受争议的还有当时的商业模式，而这也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代理商—分销商—零售商”是全球计算机产品销售模式中通用的商业链，也是今天中关村的商业模式。但90年代初，中关村只有“批发”和“零售”两种销售方式，都是被动地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1992年4月，现在“联想”的领军人杨元庆找到了中关村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让“鹭岛”分销其代理销售的“惠普绘图仪”，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杨元庆的助手林杨，参照“惠普”和“联想”的分销协议，为“联想”和“鹭岛”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被认为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
今天中关村：“一次性硅谷”？
目前仍然存在激烈争议的是中关村2000年以后的发展模式。这时，随着政府对园区介入的逐步加深，中关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方兴东认为，政府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那就是把中关村这个高科技园区当成一个工业园区来追求经济总量。“以税收为目的，以大企业为品牌。”
对于应把中关村引向何方，政府其实心知肚明。现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这位温和而精明的官员向本刊阐述中关村的发展指标时，除强调“对北京市生产总值的贡献”以外，还列出了专利数、企业研发投入、上市公司数量一大堆发展指标。
然而方兴东说，他更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近10年来，从土地、贷款和税收政策看，毫无疑问，大企业得到的好处比普通创业者多得多。”他说，政府向大企业倾斜原因很简单，只要拉来一家年收入上百亿的跨国公司，园区业绩就可以轻松拔起一大截。
方兴东选择了一个参照物讨论中关村问题，那就是美国硅谷。无论在创业者眼中，还是在政府眼中，硅谷都是中关村的样板。“硅谷不会因为拉来了哪个大公司就特别高兴，不会因为世界500强落户于此就大肆宣传。”方兴东说。
方兴东说，硅谷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火山。上世纪60年代半导体产业初露峥嵘，硅谷推出了英特尔、AMD等企业。70年代计算机开始扩张性增长，硅谷推出了苹果、Tandem等企业。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启动，硅谷又推出Sun、Cisco等软硬件企业。90年代互联网热潮中，硅谷又奉献了网景、雅虎等企业。总之，方兴东说，硅谷始终在不断推出高成长企业，并成为整个国家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力量。而中关村更像“一次性的硅谷”。
另一个关于中关村的激烈争论，是围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的。
中关村近年的硬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绿荫覆盖下的白颐路已经拓宽成为宽阔的中关村大街。大街两侧的电脑小商贩都搬进了玻璃幕墙的海龙大厦、硅谷电脑城和太平洋大厦。占地51公顷的“中关村西区”变成了一个“城中之城”。
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漂亮了，但门槛也高了，“草根”们渐次退出，活力正在减弱。一位名叫王缉慈的北京大学教授对这种“高大整齐”的形式并不以为然。本刊记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2年,刚从美国回来的她，看到中关村大兴土木后不解地说了一句英文：“What are they doing now？”(他们在干什么？)她还上书当时的北京市领导，指出“如此重大决策是仓促的”。
方兴东尖锐地指出，“房地产的开发，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结果是破坏了草根崛起、成本很低的蓬蓬勃勃的市场生态。”
王志东曾对记者回忆起80年代末的中关村，感慨万千。“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上，狭小热闹的门脸摩肩接踵，感觉中关村离世界很近。世界上386刚出来，中关村的386也出来了；然后美国开始搞网络，中关村也有网络了。不夸张地说，到中关村转一圈，就知道世界上的新东西了。”相形之下，王志东对于今天的中关村怅然若失，“现在一说中关村，最先想到的是海龙、太平洋等电脑配件市场。我不希望中关村成为历史。”
方兴东认为，房地产的开发破坏了中关村的市场生态，使中关村丧失了独特的市场敏感度。“正是当时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辐射到全国各地。”
方兴东还为中关村选择了另一个参照物——浙江义乌。他说，中关村和义乌的起步非常相象。但义乌的产业链始终没有中断，雪球效应越来越明显，而且不断升级，现在不仅是中国的义乌，还是世界的义乌。“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方兴东自问自答：“就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和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为其打工的外国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的罪人，还是功臣？”早在2003年，有四通元老、“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就曾反问道。
媒体近日披露了一则北京市官员落马的消息。新闻主角是中关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据《财经》杂志报道，周是在有关部门查办北京地产商人刘军案时被牵出的。巧合的是，刘军去年夏天案发，是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案。而刘志华被调查前除担任副市长外，还兼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两位中关村的主要领导相继落马，在科技园区引起不小震动，也给中关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关村创业者对本刊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以及权力介入市场，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规则。”
两本针锋相对的书
事实上，中关村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只不过凌志军的新书再次把这些争议推到了公众面前。
迄今为止，叙述中关村的书籍很多，但真正对这一区域做系统梳理和评论的只有两本。一本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另一本是“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网站负责人方兴东的《中关村失落》。从书名不难看出，凌、方二人对中关村做出的结论是相反的，一个认为它代表着一场方兴未艾的“新革命”，而另一个则认为它已经“失落”了。
凌志军说，他并不认为中关村的发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阴暗和混乱”，但他坚信中关村发展的主线是上扬的，是充满生机的。这一观点可以从下面的故事得到佐证。
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间装着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他们是老板、会计，还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凌志军把这个故事放在了书的前言中，足见这个场面对他震撼之大。“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中关村失落》出版于2004年8月。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中国高科技创新的中心，中关村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近3年过去了，”方兴东接受本刊采访时强调，“我对中关村的这一基本看法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改变。”
“我说的中关村失落，并不是说中关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毕竟这么多年的积累，这么多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在这里，要想找出几家好公司来并不难。”方兴东说，“我说的失落指的是，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丧失了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
让方兴东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很多，以互联网为例，2003年底以来，互联网走过“冬天”开始回暖，进入新一轮黄金时期。携程、灵通、盛大、腾讯、搜房、百度、TOM、慧聪、阿里巴巴、e龙等网站相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然而，除慧聪和百度，其他网站几乎都与中关村不沾边。”方兴东说，除此之外，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中关村也眼睁睁地失去了领导权。
“我认为形势非常严峻。”方兴东说，90年代，中关村的优势是绝对的。但这几年，随着上海、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的势头不断上扬，中关村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早期中关村：民间推着政府走
虽然凌志军和方兴东观点针锋相对，但两人对中关村前期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兴起，则没有分歧。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几个科技人员，成立了“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3年，服务部发展成“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其实是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此后，中关村的科技企业、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凌志军强调，8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群和商业体系，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漏洞中创建起来的，与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农民发动的“革命”如出一辙。这里的每一个进步，并非政府率领民间向前走，而是民间推着政府向前走。
中关村当年备受争议的还有当时的商业模式，而这也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代理商—分销商—零售商”是全球计算机产品销售模式中通用的商业链，也是今天中关村的商业模式。但90年代初，中关村只有“批发”和“零售”两种销售方式，都是被动地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1992年4月，现在“联想”的领军人杨元庆找到了中关村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让“鹭岛”分销其代理销售的“惠普绘图仪”，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杨元庆的助手林杨，参照“惠普”和“联想”的分销协议，为“联想”和“鹭岛”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被认为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
今天中关村：“一次性硅谷”？
目前仍然存在激烈争议的是中关村2000年以后的发展模式。这时，随着政府对园区介入的逐步加深，中关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方兴东认为，政府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那就是把中关村这个高科技园区当成一个工业园区来追求经济总量。“以税收为目的，以大企业为品牌。”
对于应把中关村引向何方，政府其实心知肚明。现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这位温和而精明的官员向本刊阐述中关村的发展指标时，除强调“对北京市生产总值的贡献”以外，还列出了专利数、企业研发投入、上市公司数量一大堆发展指标。
然而方兴东说，他更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近10年来，从土地、贷款和税收政策看，毫无疑问，大企业得到的好处比普通创业者多得多。”他说，政府向大企业倾斜原因很简单，只要拉来一家年收入上百亿的跨国公司，园区业绩就可以轻松拔起一大截。
方兴东选择了一个参照物讨论中关村问题，那就是美国硅谷。无论在创业者眼中，还是在政府眼中，硅谷都是中关村的样板。“硅谷不会因为拉来了哪个大公司就特别高兴，不会因为世界500强落户于此就大肆宣传。”方兴东说。
方兴东说，硅谷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火山。上世纪60年代半导体产业初露峥嵘，硅谷推出了英特尔、AMD等企业。70年代计算机开始扩张性增长，硅谷推出了苹果、Tandem等企业。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启动，硅谷又推出Sun、Cisco等软硬件企业。90年代互联网热潮中，硅谷又奉献了网景、雅虎等企业。总之，方兴东说，硅谷始终在不断推出高成长企业，并成为整个国家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力量。而中关村更像“一次性的硅谷”。
另一个关于中关村的激烈争论，是围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的。
中关村近年的硬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绿荫覆盖下的白颐路已经拓宽成为宽阔的中关村大街。大街两侧的电脑小商贩都搬进了玻璃幕墙的海龙大厦、硅谷电脑城和太平洋大厦。占地51公顷的“中关村西区”变成了一个“城中之城”。
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漂亮了，但门槛也高了，“草根”们渐次退出，活力正在减弱。一位名叫王缉慈的北京大学教授对这种“高大整齐”的形式并不以为然。本刊记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2年,刚从美国回来的她，看到中关村大兴土木后不解地说了一句英文：“What are they doing now？”(他们在干什么？)她还上书当时的北京市领导，指出“如此重大决策是仓促的”。
方兴东尖锐地指出，“房地产的开发，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结果是破坏了草根崛起、成本很低的蓬蓬勃勃的市场生态。”
王志东曾对记者回忆起80年代末的中关村，感慨万千。“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上，狭小热闹的门脸摩肩接踵，感觉中关村离世界很近。世界上386刚出来，中关村的386也出来了；然后美国开始搞网络，中关村也有网络了。不夸张地说，到中关村转一圈，就知道世界上的新东西了。”相形之下，王志东对于今天的中关村怅然若失，“现在一说中关村，最先想到的是海龙、太平洋等电脑配件市场。我不希望中关村成为历史。”
方兴东认为，房地产的开发破坏了中关村的市场生态，使中关村丧失了独特的市场敏感度。“正是当时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辐射到全国各地。”
方兴东还为中关村选择了另一个参照物——浙江义乌。他说，中关村和义乌的起步非常相象。但义乌的产业链始终没有中断，雪球效应越来越明显，而且不断升级，现在不仅是中国的义乌，还是世界的义乌。“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方兴东自问自答：“就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和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为其打工的外国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的罪人，还是功臣？”早在2003年，有四通元老、“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就曾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