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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子夷(1886-1970),又名旨一,江苏吴县人,史学上对其评价为“中国近现代自学成才的著名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而且是我国小学教育实验的开拓者,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其中包括著名的单级教学实验、设计教学法实验等,这在当时的小学教育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求学篇:“墨水瓶”事件
16岁那年夏天,父亲重病,俞子夷在姑母帮助下就读于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是上海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办的新式高等学府。虽然名为新式学堂,但教学内容以中国传统的经史大义为主。学校对学生管理极其严格,特别是钳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进步书报在学生之间的传播。南洋公学的一位极其顽固守旧的中文教员名郭镇瀛,他在上课时常坐的椅子一定要放在正中间。
当时许多同学把墨水瓶当作洗墨水的水盂用。结果有一次,学生忘了把一个洗干净的里面盛有清水的墨水瓶从郭镇瀛的椅子上拿走,郭发现后大发雷霆,训斥道:“这么不敬师长,岂有此理!”限令学生在三天内查出何人所为,“无头案都要查出来,何况一件小事情。”三天后,看到没有结果,郭镇瀛就与学堂总办勾结,随意指定三位学生以“不敬师长”之名将其开除。班上学生不服,要求总办辞退郭镇瀛。然而总办却将全班学生一起开除,罪名是“聚众开会,畅行革命”,引起全校学生群愤。第二天全校学生罢课,派出代表与总办交涉,几天下来仍无结果。当时蔡元培任讲习,从中调停,在不得要领之后,率领约200余名学生离开南洋公学。这200余名学生里面,就有俞子夷。在这次反学校迫害的学生罢课风潮之后,这批学生在蔡元培及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虽名为学校,但在这里,学生极度自由,成为一时美谈,而爱国学社“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大本营”。
教学篇: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俞子夷的教育生涯开端极为偶然,他在回忆录中自责自己是在“贸然教学”。刚开始教学的前几年,他不忘“爱国必先救国,救国必先革命”,先后在几所学堂任教的同时参与反清革命任务,如研制炸药——这和蔡元培的革命观念相关。直到1908年在上海青墩小学当教员时,俞子夷才开始专心致力于纯粹的教学工作。在其《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中,有一篇《二十年前乡村学校生活里的我》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尽管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对于乡村教育可说是门外汉”“一一写出来,供研究乡村教育专家公余的消遣”,但对后人来说,“消遣”之余,还可领略到他的求索精神。
俞子夷在青墩小学教授的是自然研究(当时叫理科)。当时教材、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不足,但好在乡村环境中学校氛围宽松,村民对老校长也极为信任,因此课程倒也不需要一定按照当时清政府颁布的《钦定章程》来设置,可以在教学上自由发挥。在谈及与学生共同研究的主题时,他提到研究的都是身边所闻所见:
水桥边竹篱上的白扁头为什么会得爬上去的?碗大的蕃瓜花,何以会结出石头般大的瓜来?何以蕃瓜要晒老了吃,才有甜味?这是农作物上发生的问题。补习班人数不多,室内研究,室外观察,都很便利。棉花田里,差不多天天有我们足迹。花萎了,果结了,果绽了,絮出了,天天有各种的报告。他们天天带着实在的东西来上学,还有好多心里的疑问提出,棉果绽出了生絮,植物本来要絮什么用的?我们人类怎样地利用棉絮?这种问题,便是一个例子。
从这段话就可以略微窥探到俞子夷教学中“实用”价值取向——从生活中取材,这样一来,教育自然与生活紧密联系。
他后来在江苏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进行了名为“联络教材”的教育实验。并打破学科界限,将相关材料按照主题联合起来,合成综合科目。如低年级生上课,学生提出下一周主题是“小猫钓鱼”,那么教师们就需要集体备课,语文教师准备小猫钓鱼的故事,数学教师准备小猫算数问题,课上教师请儿童想象并画出小猫钓鱼的场景,课堂上也有生动的游戏,如学小猫叫……教育史家曾说:“小学教育界教学法的改革,应是俞子夷最为著名了。”
生活篇:安贫乐道
俞子夷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在动荡时局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最适合的道路不是官宦仕途,而是寻常职业。因此在私塾里读书时,俞子夷也并未读经,而是学习《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算术。幼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俞子夷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乡村当教员时,乡村特有的安宁给这位知识分子以归属感。
两岸的芦苇上攀着野生的蔓草。蔓草上朱红小果,点缀得非常美丽。有基础蔓草生长得太兴盛了,芦苇支不持如此重任,被压迫着倒向水里去了。自然界的支配,也有一定的道理呢。翠色的鱼狗扑的一声,钻入水底去了。起来时嘴里拿着今夜的晚餐。羞羞涩涩的水鸟,偶尔在芦苇下闲步。船行近时,躲到根下去了。将归的燕子,时时还在水面上掠过。蜻蜓小蝶,不时在芦苇边或水面上游戏飞舞。初上此途,已使我身心宁静。预想乡村生活的快乐逍遥,不禁神往!
俞子夷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可谓是沉沉浮浮。虽然身份在不断变化,但他却始终坚持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操守。
求学篇:“墨水瓶”事件
16岁那年夏天,父亲重病,俞子夷在姑母帮助下就读于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是上海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办的新式高等学府。虽然名为新式学堂,但教学内容以中国传统的经史大义为主。学校对学生管理极其严格,特别是钳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进步书报在学生之间的传播。南洋公学的一位极其顽固守旧的中文教员名郭镇瀛,他在上课时常坐的椅子一定要放在正中间。
当时许多同学把墨水瓶当作洗墨水的水盂用。结果有一次,学生忘了把一个洗干净的里面盛有清水的墨水瓶从郭镇瀛的椅子上拿走,郭发现后大发雷霆,训斥道:“这么不敬师长,岂有此理!”限令学生在三天内查出何人所为,“无头案都要查出来,何况一件小事情。”三天后,看到没有结果,郭镇瀛就与学堂总办勾结,随意指定三位学生以“不敬师长”之名将其开除。班上学生不服,要求总办辞退郭镇瀛。然而总办却将全班学生一起开除,罪名是“聚众开会,畅行革命”,引起全校学生群愤。第二天全校学生罢课,派出代表与总办交涉,几天下来仍无结果。当时蔡元培任讲习,从中调停,在不得要领之后,率领约200余名学生离开南洋公学。这200余名学生里面,就有俞子夷。在这次反学校迫害的学生罢课风潮之后,这批学生在蔡元培及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虽名为学校,但在这里,学生极度自由,成为一时美谈,而爱国学社“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大本营”。
教学篇: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俞子夷的教育生涯开端极为偶然,他在回忆录中自责自己是在“贸然教学”。刚开始教学的前几年,他不忘“爱国必先救国,救国必先革命”,先后在几所学堂任教的同时参与反清革命任务,如研制炸药——这和蔡元培的革命观念相关。直到1908年在上海青墩小学当教员时,俞子夷才开始专心致力于纯粹的教学工作。在其《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中,有一篇《二十年前乡村学校生活里的我》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尽管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对于乡村教育可说是门外汉”“一一写出来,供研究乡村教育专家公余的消遣”,但对后人来说,“消遣”之余,还可领略到他的求索精神。
俞子夷在青墩小学教授的是自然研究(当时叫理科)。当时教材、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不足,但好在乡村环境中学校氛围宽松,村民对老校长也极为信任,因此课程倒也不需要一定按照当时清政府颁布的《钦定章程》来设置,可以在教学上自由发挥。在谈及与学生共同研究的主题时,他提到研究的都是身边所闻所见:
水桥边竹篱上的白扁头为什么会得爬上去的?碗大的蕃瓜花,何以会结出石头般大的瓜来?何以蕃瓜要晒老了吃,才有甜味?这是农作物上发生的问题。补习班人数不多,室内研究,室外观察,都很便利。棉花田里,差不多天天有我们足迹。花萎了,果结了,果绽了,絮出了,天天有各种的报告。他们天天带着实在的东西来上学,还有好多心里的疑问提出,棉果绽出了生絮,植物本来要絮什么用的?我们人类怎样地利用棉絮?这种问题,便是一个例子。
从这段话就可以略微窥探到俞子夷教学中“实用”价值取向——从生活中取材,这样一来,教育自然与生活紧密联系。
他后来在江苏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进行了名为“联络教材”的教育实验。并打破学科界限,将相关材料按照主题联合起来,合成综合科目。如低年级生上课,学生提出下一周主题是“小猫钓鱼”,那么教师们就需要集体备课,语文教师准备小猫钓鱼的故事,数学教师准备小猫算数问题,课上教师请儿童想象并画出小猫钓鱼的场景,课堂上也有生动的游戏,如学小猫叫……教育史家曾说:“小学教育界教学法的改革,应是俞子夷最为著名了。”
生活篇:安贫乐道
俞子夷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在动荡时局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最适合的道路不是官宦仕途,而是寻常职业。因此在私塾里读书时,俞子夷也并未读经,而是学习《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算术。幼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俞子夷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乡村当教员时,乡村特有的安宁给这位知识分子以归属感。
两岸的芦苇上攀着野生的蔓草。蔓草上朱红小果,点缀得非常美丽。有基础蔓草生长得太兴盛了,芦苇支不持如此重任,被压迫着倒向水里去了。自然界的支配,也有一定的道理呢。翠色的鱼狗扑的一声,钻入水底去了。起来时嘴里拿着今夜的晚餐。羞羞涩涩的水鸟,偶尔在芦苇下闲步。船行近时,躲到根下去了。将归的燕子,时时还在水面上掠过。蜻蜓小蝶,不时在芦苇边或水面上游戏飞舞。初上此途,已使我身心宁静。预想乡村生活的快乐逍遥,不禁神往!
俞子夷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可谓是沉沉浮浮。虽然身份在不断变化,但他却始终坚持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