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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9日，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失踪，此后这一案件一波三折，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章莹颖的家人和很多中國人的心。其后折射出的留学安全、中美文化差异、司法体制不同等诸多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与思考。
具有“美国中西部价值观”的“普通 人”
却为“病态心理”患者？
2017年7月20日下午，克里斯滕森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联邦法院正式被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克里斯滕森陈述中的一个细节颇为引人注目。当被法官询问克里斯滕森被收押麦肯恩郡监狱期间是否有服用任何药物时，克里斯滕森肯定地答复说，他正在服用氯硝西泮（Klonopin）作为一种抗抑郁药。克里斯滕森还告诉法官，药物并没有影响他对自己被指控的理解能力。
嫌疑人服用抗抑郁药物，是想以此获得减刑亦或是暴露出精神方面的问题目前无从得知，然而依据目前披露的种种细节，克里斯滕森“病态心理”患者的身份或许不 假。
香港东网援引美媒称，克里斯滕森生于一个中产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邻居们称，他的父亲从事建筑领域工作，经常带着两个儿子上武术课；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可能也做一些兼职工作；一家人偶尔会去镇上的圣彼得天主教会。邻居认为克里斯滕森一家具有“美国中西部的价值观”。
在邻居眼中，少年时期的克里斯滕森与常人无异，是一个“聪明、友好的男孩”，高中时期学业优秀，2007年，克里斯坦森高中毕业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史蒂芬斯角分校，大一时曾参加大学摔跤队，一年后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2013年本科毕业。指导过他的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表示，克里斯滕森在本科阶段协助他做过研究，“他就是一个普通学生，并没有什么异于常 人。”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物理系读博期间，克里斯滕森一直担任助教，直到2016年5月，期间曾被评为优秀助教。曾在物理系就读的多名学生称，他们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是“完全正常”，看上去为人很冷静、友好，而且非常聪明。
正是这样的一个在外界看来智商颇高、前途无量的人，如今却成为绑架杀人案的嫌疑犯，不禁令人唏嘘。因此得知他被捕时，有邻居直言“自己被吓坏了”。但是从其社交网络以及手机浏览记录中所看的书、逛的论坛来看，他有这样的行为似乎又不足为 奇。
针对涉嫌绑架章莹颖的嫌疑人，有心理学专家分析称，嫌疑人应该是“病态心理”患者。他表示，在过去的刑事案件中，病态心理一直被严重忽视。
专家称，病态心理并不代表一个人心理的彻底解体，病态心理患者多数时候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智商高于常人。
美国刑事案件推崇“无罪推论”
案件或进入“辩控交易”阶段
当地时间2017年7月20日下午3点，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正式提审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被绑架案嫌犯克里斯滕森。当天，嫌犯克里斯滕森开口，做了4分15秒的简短发言，再次坚称无罪，并仍对章莹颖的下落绝口不提。他的辩护律师汤姆·布鲁诺也表示，其委托人不认罪。在此次提审中，检方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有力证据。此案将进入预审听证阶段。
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态度让章莹颖的亲友备受伤害，至此，众多中国民众对此案也存在颇多疑问：为什么克里斯滕森绑架了章莹颖，但美国警方无法要求克里斯滕森说出章莹颖的下落？被害人的权利能够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得到保护吗？
这些疑问，折射出中美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在没有找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想以谋杀罪起诉嫌犯，在欧美的司法体制下相当难。在20世纪中叶前，英国法律界一直秉承“无尸体，无谋杀”的审判原则。一直到1990年，才出现了第一起警方虽无法找到尸体而仍将嫌犯定罪的案例。那是因为时任康涅狄格州州警法医部主任的李昌钰博士将被害人的DNA同嫌犯碎木机上获取的碎片进行比对，而呈堂作为重要物证的。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有权享有“无罪推定”，即当被告被指控有违反刑事法律以后，在最终被陪审团认定犯罪事实成立之前，犯罪嫌疑人会被假定为无罪。这就把举证责任全部推到检察院一方，律师只需要找检察官办案中的漏洞，就有可能让犯罪指控不成立；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不能被迫成为自己的证人自证其罪；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可能导致他们戴罪的问题，一般而言，被告不必因此而受惩罚。
据悉，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为确保无辜的人不受牢狱之灾，在警察调查取证和检察院起诉罪犯的过程中，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诸多权利。即使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极其恶劣，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但该犯罪嫌疑人的这些宪法权利仍受保护。这些权利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常常成为犯罪嫌疑人用以逃避罪责的手段。
正因为此，从某种程度来讲，被告享有的这些权利会降低案件的侦查效率，有时甚至可能会改变刑事案件的结果，但这是美国社会为其选择遵守的宪法原则付出的代价，在一个侧面，也可以作为美国社会对人权重视的一个佐证。
在美国联邦法框架下，一个刑事案件囊括检察官指控、大陪审团指控、过堂、庭审、上诉、量刑六个核心步骤。在过堂之后到庭审之前，如果双方同意，被告可以承认较轻的罪，或者同意给予政府某种配合（比如作为政府证人帮助政府控告其他情节较严重的嫌疑人），换取更轻的惩罚，这称为“辩控交易”。如果没有达成辩控交易，则会进入庭审阶段。
具有“美国中西部价值观”的“普通 人”
却为“病态心理”患者？
2017年7月20日下午，克里斯滕森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联邦法院正式被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克里斯滕森陈述中的一个细节颇为引人注目。当被法官询问克里斯滕森被收押麦肯恩郡监狱期间是否有服用任何药物时，克里斯滕森肯定地答复说，他正在服用氯硝西泮（Klonopin）作为一种抗抑郁药。克里斯滕森还告诉法官，药物并没有影响他对自己被指控的理解能力。
嫌疑人服用抗抑郁药物，是想以此获得减刑亦或是暴露出精神方面的问题目前无从得知，然而依据目前披露的种种细节，克里斯滕森“病态心理”患者的身份或许不 假。
香港东网援引美媒称，克里斯滕森生于一个中产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邻居们称，他的父亲从事建筑领域工作，经常带着两个儿子上武术课；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可能也做一些兼职工作；一家人偶尔会去镇上的圣彼得天主教会。邻居认为克里斯滕森一家具有“美国中西部的价值观”。
在邻居眼中，少年时期的克里斯滕森与常人无异，是一个“聪明、友好的男孩”，高中时期学业优秀，2007年，克里斯坦森高中毕业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史蒂芬斯角分校，大一时曾参加大学摔跤队，一年后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2013年本科毕业。指导过他的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表示，克里斯滕森在本科阶段协助他做过研究，“他就是一个普通学生，并没有什么异于常 人。”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物理系读博期间，克里斯滕森一直担任助教，直到2016年5月，期间曾被评为优秀助教。曾在物理系就读的多名学生称，他们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是“完全正常”，看上去为人很冷静、友好，而且非常聪明。
正是这样的一个在外界看来智商颇高、前途无量的人，如今却成为绑架杀人案的嫌疑犯，不禁令人唏嘘。因此得知他被捕时，有邻居直言“自己被吓坏了”。但是从其社交网络以及手机浏览记录中所看的书、逛的论坛来看，他有这样的行为似乎又不足为 奇。
针对涉嫌绑架章莹颖的嫌疑人，有心理学专家分析称，嫌疑人应该是“病态心理”患者。他表示，在过去的刑事案件中，病态心理一直被严重忽视。
专家称，病态心理并不代表一个人心理的彻底解体，病态心理患者多数时候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智商高于常人。
美国刑事案件推崇“无罪推论”
案件或进入“辩控交易”阶段
当地时间2017年7月20日下午3点，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正式提审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被绑架案嫌犯克里斯滕森。当天，嫌犯克里斯滕森开口，做了4分15秒的简短发言，再次坚称无罪，并仍对章莹颖的下落绝口不提。他的辩护律师汤姆·布鲁诺也表示，其委托人不认罪。在此次提审中，检方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有力证据。此案将进入预审听证阶段。
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态度让章莹颖的亲友备受伤害，至此，众多中国民众对此案也存在颇多疑问：为什么克里斯滕森绑架了章莹颖，但美国警方无法要求克里斯滕森说出章莹颖的下落？被害人的权利能够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得到保护吗？
这些疑问，折射出中美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在没有找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想以谋杀罪起诉嫌犯，在欧美的司法体制下相当难。在20世纪中叶前，英国法律界一直秉承“无尸体，无谋杀”的审判原则。一直到1990年，才出现了第一起警方虽无法找到尸体而仍将嫌犯定罪的案例。那是因为时任康涅狄格州州警法医部主任的李昌钰博士将被害人的DNA同嫌犯碎木机上获取的碎片进行比对，而呈堂作为重要物证的。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有权享有“无罪推定”，即当被告被指控有违反刑事法律以后，在最终被陪审团认定犯罪事实成立之前，犯罪嫌疑人会被假定为无罪。这就把举证责任全部推到检察院一方，律师只需要找检察官办案中的漏洞，就有可能让犯罪指控不成立；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不能被迫成为自己的证人自证其罪；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可能导致他们戴罪的问题，一般而言，被告不必因此而受惩罚。
据悉，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为确保无辜的人不受牢狱之灾，在警察调查取证和检察院起诉罪犯的过程中，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诸多权利。即使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极其恶劣，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但该犯罪嫌疑人的这些宪法权利仍受保护。这些权利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常常成为犯罪嫌疑人用以逃避罪责的手段。
正因为此，从某种程度来讲，被告享有的这些权利会降低案件的侦查效率，有时甚至可能会改变刑事案件的结果，但这是美国社会为其选择遵守的宪法原则付出的代价，在一个侧面，也可以作为美国社会对人权重视的一个佐证。
在美国联邦法框架下，一个刑事案件囊括检察官指控、大陪审团指控、过堂、庭审、上诉、量刑六个核心步骤。在过堂之后到庭审之前，如果双方同意，被告可以承认较轻的罪，或者同意给予政府某种配合（比如作为政府证人帮助政府控告其他情节较严重的嫌疑人），换取更轻的惩罚，这称为“辩控交易”。如果没有达成辩控交易，则会进入庭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