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11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进行了两个月的访问研究。这两个学术机构，前者在台北的南港区，后者在桃园县的中坜市，相距大约50公里，坐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我在台湾两个月，主要时间待在“中研院”，借助“中研院”便捷的交通车(即班车)支持，不仅去了“中央大学”三次，去了新竹清华大学一次，还去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台湾大学三四次之多。
　　如果单从资料的总量和特色来说，北京、上海也许不在台北之下，很可能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从利用的方便程度或实际可利用的资料来说，个人的亲身感受则是内地和台湾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了多年在内地查阅资料的费力经验，初到台湾，体验到如此方便的资料利用环境，真是感慨殊深：原来查资料也可以这么轻松!
　　我早就从国外访学归来的朋友那里得知，在西方国家的各个图书馆查阅资料非常方便；行前不久向去过台湾的朋友取经，也听说过在台湾图书馆查资料是一样的方便。但百闻不如一见，亲身体会一下，还是有一番特别的感受。在台湾图书馆看书时，我常常想起何兆武教授17年前在我就读研究生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一次报告中说的话：图书馆不是藏珍楼。先生把那次报告中讲的有关图书馆方面的内容后来通过口述，在《上学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对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工作的评价，我想可以有三个主要的标准，第一是看收藏是否丰富，第二是看对本单位的人利用是否方便，第三是看对外来者利用是否方便。这三项标准，第一项考察的是一个图书馆搜集资料是否具有专业水准，第二项考察的是看它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本单位的教学科研工作，第三项标准排在最后，但并非不重要，它特别能检验一个图书馆的现代化程度。在我看来，一个封闭的、保守的图书馆，虽然有图书馆之名，实际上不过是变相的古代藏书楼而已。依照这三个标准来衡量台湾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都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
　　先说第一项，收藏的丰富程度如何。在台湾，因图书馆几乎全部开架，待在里面真有遨游书海之感。平时看得较少的港台版书、外文书，这里搜罗尤为丰富。大陆的图书期刊也相当丰富而全面，一是由于大陆出版物总量远远超过台湾，二是由于大陆书价便宜，经济早已起飞的台湾，采购更是非常大方。晚清民国时期的原版报纸、图书、期刊，这里比较少，远远不能和北京、上海相比，但只要大陆出影印本，他们几乎全部购藏。
　　“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藏有一套妇女史资料，可谓“特色收藏”。不独海内外图书馆收藏的大量近代妇女史期刊，被复制、装订，连《申报》、《大公报》、《北平晨报》之类报纸上有关妇女、家庭和儿童之类的副刊，也被复印、装订。为了便于读者利用，该资料还可提供一个星期的外借服务。因这些复制的妇女史资料全部盖有“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图章，我猜想大约是20年前近代史所大力推动妇女史研究时，在基金会资助下搜罗的，后来有机会和有关学者交流，果然验证了我的推断。台北近代史所郭廷以图书馆还收藏了一部分《清华周刊》的复制本，我估计与多年前兼管图书馆的苏云峰教授有关，苏先生很可能是在写有关清华校史的两本著作时从海外复制了这些旧期刊的。十几年前我和苏先生曾多次通信讨论问题，可惜天不假年，这次访台已经见不到他了，这个猜想也无从验证了。
　　我在郭廷以图书馆还发现了一套复制的大型资料书——《北京警察警务档案文献选编》，原书由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共71册，这里收藏的是复制本。从简体字的编者前言来看，属内部出版物，不公开发行。看到这套资料后，我立即用QQ给专门研究北洋时期京师警察厅的丁君发信息，她回复说尽管她在北京市档案馆查过不少档案资料，但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套资料!而且，在内地各图书馆并无收藏，丁君据我提供的线索，打了多次电话询问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没有如愿。我们不由得暗暗惊服郭廷以图书馆搜集资料之用心。
　　我有时登陆台湾各图书馆的书目查询系统，尽力把自己多年来因条件不便未能看到的资料一一搜索，还是颇有所获的。我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的几本英文专业书，在这里全部找到了。特别令我兴奋的是，我在台大图书馆找到了1928年新月书店版的《妇女解放新论》，很快将全书复制下来并加以装订。回北京时，我挑了一部分自己觉得特别重要的资料随身携带，这本书即在其中。这是研究潘光旦必须参考的一本书，因为潘光旦给这本书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对书中所阐述的思想观点极为赞同。据我所知，该书在北京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五六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去那里开架的过刊阅览室查阅资料，收获不小，但因复制费奇高，我只能选择性地复制了一小部分；当时明知这本书对自己的研究重要，但因囊中羞涩，也只好忍痛放弃。——近在咫尺的重要资料只能望梅止渴，却能在台湾轻易得到，这真是想不到的。其实，台湾并不以收藏这种旧书见长，台大的收藏也只是中献拓方公司制作的复制本而已。我之所得，则是复制本的复制本。尽管是第二度复制，但足够清晰，这对于只想利用其内容的我来说，仍心喜异常。
　　再说第二项，看对本单位的人利用是否方便。据“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朋友介绍，该所的研究人员在郭廷以图书馆可以借阅的图书数量相当可观，上限是1000本。我听后非常吃惊，回来后告诉北京的朋友，台北近史所的研究人员可以借的书很多，让他们猜最多可以借多少本，没有一个人猜对，大胆的一些朋友说是最多就几百本吧，听说是1000本时都和我一样，非常吃惊。在该所图书馆借书的期限是两年，在“中研院”其他图书馆借书，期限是三个月。如此庞大的出借数量和长久的借期，给每个研究人员带来了最大程度的便利。但并未给其他人造成不便。因为“中研院”的每个研究所都有图书馆，院里还有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图书馆，各馆之间的收藏既有所偏重，又有很多重合，在一个馆借出的书往往可以在别的馆借到，就算各馆都把那本书借出去了，还可以预约，图书馆在接到预约后会缩短原借阅者的借期，以方便其他人利用。另外，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中研院”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聘有助理，可以帮助做做借书之类的事务性工作。
　　“中研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图书馆里除了阅览桌和沙发以外，还有不少研究小间，自己看的书可以放在里面天天看，走的时候锁上门。
　　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分馆，不仅图书收藏丰富，而且开辟有公共空间供读者交流研讨。在远离书架的一个区域，有一处沙发围起来的公共空间可以容纳七八个人左右交流研讨；还有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桌子和椅子，可以申请使 用，也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坐而论道。
　　最后看第三项，图书馆对外来者的服务。在台湾各大学图书馆，一般只要你持有效证件在门口换了阅览证，即可入内阅览，并不需要证明个人职业资质的介绍信。需要复印的话，买上“影印卡”即可自行复印，在收费上也不搞什么内外之别。“中研院”各图书馆，按内地通常的说法是属于专业图书馆，但它们并不因此对外单位的人采取开放时间上或身份上的种种限制措施，和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政策完全一致。从理论上说，哪怕你是扫地的，门口摆摊的，都可以到“中研院”的图书馆来看书，并没有什么规则限制你的求知欲望得以实现的机会。说句实话，我在“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看到该所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在门口的登记册上可以获得证明，我个人的目击也有这种印象。内地读者熟悉的出版家、作家蔡登山是近史所图书馆的常客，他的那些读者面甚广的书，没有近史所图书资料的滋养，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在台大图书馆，换了阅览证，在地下一层存了包即可入内。在中坜的中央大学图书馆，甚至连存包都不必要，我换了阅览证以后四处找存包处不得，只好向工作人员求助，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不需要存包，你背着进去吧。我心想，尽管图书馆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但馆里地方这么大，区区几个摄像头能够保证每时每刻都监视到读者的一举一动吗?这里面恐怕还是有个读者的自觉性在内。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服务的人性化。和在台湾其他地方一样，台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读者非常和气，并不摆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让人看了不舒服，对读者的要求也能做到有问必答，耐心细致。有一次，我在“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大楼大堂，看到有几张桌子上摆了不少旧书，以为是卖旧书的，就凑上去看。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该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有一些不需要的书，想送到那些需要的人的手中，便委托图书馆的人代为处理。图书馆接受了这个要求，摆在研究大楼下任人挑选，还准备了一些纸箱子供挑书人装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但仍挑了半箱子书，图书馆的一位身材纤细的小姐笑容可掬地递上纸箱，还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搬到研究室去。我谢绝了她的好意，但对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这种事情也许并不普遍，不能经常碰到，但它所彰显出来的服务意识却是相当令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