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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东看来,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是知识阶层。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顺畅运转,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识人”、“新制度文明”、“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的儿子”
刚刚恢复了一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暂居于图书馆后的立斋,和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做了邻居。一进门就能看到物理学家朱经武和足球教练米卢的大照片,前者称“前途是自己创造的”,后者说“态度决定一切”。
刘东的办公室在二楼,门上贴着陈寅恪追思王国维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面则是《中国学术》编辑部,过道里的书架,被整整齐齐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占据。办公桌上好些书夹着密密麻麻的即时贴,这是疯狂读书的结果。刚一见面,身材高大、颇有几分齐鲁豪侠之气的刘东就用明亮的声音招呼道:“稍等,我去收拾一下办公室,这几天忙得快晕过去了!”采访中途下楼拍照,门口蹲着一只猫,正享受秋日的阳光,刘东笑道,“‘国学猫’倒很悠闲。”
除了日常教学、主持学术讲座,他还主编了近10套丛书。其中《海外中国研究》和《人文与社会》两部译丛已分别延续22年和11年。他的电脑里前者书目已逼近200种,后者也超过了120种。3套新的丛书——《西方的日本研究》、《大学之忧》和《台湾国学》即将面世。刘东戏称他是“中国学术翻译界的法人代表”,“把抢先阅读更多的好书,作为一种辅助的谋生手段,来坚守自己选定的读书生涯”。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移植”,他所主编的《中国学术》季刊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目前正跟耶鲁大学商谈推出英文版。
如此忙碌,刘东还是每天都要听一会儿古典乐。1977年他曾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当时主考老师评价他的嗓音是历届学生中第二好的。孰料因书面考试成绩优异,阴差阳错被南京大学截了去。但他至今仍是模范发烧友,“就算出国,箱子里也尽是唱片”。来清华后,刘东惦记着成立一个“清华雅歌社”。而他最羡慕的朋友是歌唱家范竞马,“人家一张口,音就比你准!”
从1985年考上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的博士,毕业后在社科院外文所10年,在北大中文系10年,到如今和好友陈来共同主持清华国学院,世事沧桑,刘东对中国知识生产的执着投入历二十多年而未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是“傻子”创造的。
这其实是一种非功利的智慧。就像当年托人买的股票都亏光了,自己不是为投资买的房子却涨了7倍,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不上“投资-回报”这当了,你升就升降就降,我不进入你这套逻辑。“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到我乡下的房子去写作,我管它值多少钱?”对待学术事业也是如此,“管你算多少学术成果,我要干我的大事。”
当年,他和几个朋友曾连续辩论36小时,玻璃体都黄了,精神仍然亢奋。如今身体自然不比从前,然而自称“惜命”的他,还在以劳动模范的强度做着“动手派”。在他看来,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是知识阶层。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顺畅运转,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识人”、“新制度文明”、“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的儿子”。
他原本希望女儿夏夏在新西兰读完政治学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不料她却选择留在新西兰做幼教,说,“爸爸,新西兰福利很好,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非常小,除了像你这样当到院长级别的教授收入会高一些,我们的收入和普通大学老师差不多。”她还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
看来刘东只好指望小女儿——刚刚三四岁、生来钟爱图书的天听继承衣钵了。20年后,也许她会成为新制度文明之中的新知识人;也许她会认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她的父亲不是没有功劳的。
知识生产不理顺就只能来料加工
人物周刊:你有个说法,叫“翻译家应当是思想家”,这怎么理解?
刘东:我当然是指学术著作的翻译,这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别提多重要了!只有当翻译家本身是思想家时,才能挑选出最好的书,才能吃透它,才能不只是传递别人的思想,还能反向地跟原作者对话。比如,为什么我还起点作用?我毕竟是作为学者去组织翻译的。否则往往就是胡乱翻——你把版权买走了,自己翻译不好,别人又翻译不成,就等于把这本书谋杀了!我有时简直顿足捶胸,这本书让他拿去译,正所谓“毁书不倦”,以后就只好看英文版了。
人物周刊:做学术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东:最大的困难有两个。其一是语种上的困难。中国人学外语就跟搞运动似的,说学俄语就都学俄语,说学英语就都学英语,剩下的全成了小语种,只有学语言出身的人。所以,一旦碰到英语之外的语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人翻译,人家还嫌钱少,说我要是给外国公司翻译,那该拿多少钱?
另一个是译者地位大不如前。严复总共译过8本书,却有如此巨大的名声,可以和梁启超、章太炎并列,被公认为一代大师。后面一两辈也还行,贺麟、王玖兴、王太庆、何兆武等等,至少也算学术权威吧?再后来对翻译家的尊敬就很稀薄了。像刘北成、彭刚、应奇、冯克利,只能算吃了很多苦。那天我问北成兄,“你现在跟严复比,几倍于他了?”他说,“大概4倍吧。”他能有严复那待遇吗?我现在每年组织的翻译量,更可以顶严复一生的3倍,可根本就填不上发下的表格,根本就不算学术成果!好在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职称可评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更偏重于做组织者?
刘东:基尔凯郭尔曾讽刺说,世界就像被上帝织了一半的地毯,而黑格尔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作为这地毯上的线头,却非要以自己的思辨体系,来说明后一半的图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跟黑格尔一样“可笑”:原本只被认定为一个“单兵”,却由于类似的终极关切,而总要思考属于方面军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既然一个人确实在思考方面军的问题,你就不能只去检验:他到底亲手杀死了几个敌人?正如你不能因为朱可夫没有亲手扣动扳机,就判定他并没有什么战功。
人物周刊:某种意义上说您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是为了弄清人家怎么看我们,弄清这点为什么那么重要?
刘东:汉学界在美国学术界属边缘分支,但也有数千人之众,其中不仅包括大学里的,也包括智库里的。这些人相当重要——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就是中美,而美国怎样评估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你要是统统都不了解,那么处理起双边关系来,就只能是盲人瞎马了。
当然,这个汉学界研究起中国来,还是摆脱不了它的理论预设,那主要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这种与生俱来的制约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要知道,这种理论在创造之初,就未曾考虑过第三世界特别是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经验,那么它们在被运用的时候,怎么能自如地涵盖和解释后者的历史呢?
印度学者像阿玛蒂亚·森、斯皮瓦克、查特吉、霍米巴巴等人,还不乏自己的理论创造,不光给西方带来了新颖,也提醒了印度经验的独特性。而中国却只是到人家现成的理论库中去挑选,然后偏又信得死去活来,争得头破血流——顶多像是一个姑娘进到了服装市场,看到别人设计的成衣,巴望着“必有一款适合”自己!
人物周刊: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很被动。
刘东:我以前打过比方:巴黎打喷嚏,加州就感冒,中国就发烧。就像时装发布,一定来自米兰、巴黎、伦敦、纽约,它们说什么是流行色,什么就真的奉命流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界面临着双重的任务。首先要进入到人家的语境中去。然而真正进入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更重要的还在于回应。哈佛的柯伟林教授很刺激地说过,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特点,无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产生于欧洲经验的欧洲理论。
你再想想,为什么凡跟“外”字沾边、能当个“二传”的出版社,像外研社、译林社等等,日子都比较好过?说明外国知识创新的能力就是比你强!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但还远不是一个文化大国。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别人得到的东西,却不会创造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不能理顺,整个中国文化就没有一个造血机制,就只能来料加工。
正因此,翻译才要用头脑去进行。如果我们翻译的书,能够进入由师生共同参与的研讨班,让大家跟引进的思想去主动地对话,甚至去激烈地玩命,那么,就有可能激发我们自己的思想,乃至去修补和更新别人的思想。什么时候我们理顺了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也就可以参与创建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了。
人类中最伟大的是四个教师
人物周刊:我们的国学是否也可以参与到你所说的作为文明对话的知识生产中?
刘东:国学当然可以参与到当代知识生产创新中去。传统学术的内部划分,本来是经史子集,结果按西方的学科设置,被强行划分成文史哲。但经史子集的意思,并不是这个研究哲学、那个研究历史。它是你肚子里的分工,是你的五腑六脏,人少了哪一个器官能活?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逐渐地成为通才。所以首先要理顺国学本身,解放它,让它沿着自己的轨迹去创新。
在法国,像莱维纳斯那样的思想家,既是犹太传统的,又是当代世界的。为什么儒家不能有切中时弊的当代思想家呢?全世界有我们这么一个文明,具有如此的挑战性,它是靠一套价值学说,而不是所谓宗教,来收拾人心、变化气质、维持纲纪、传承文明的,而且几千年来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要是没有儒家,你还以为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形态,乃是人生的常态呢。我们应该追寻孔子的精神,去跟当代对话,重新去发挥。你不能老比划着,西方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那样最后人家即使承认你了,也是承认你并没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要先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再去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充满主动精神地选取。现在社会已经完全礼崩乐坏,丧失了足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卡里斯马支援”。而由此反观,最能约束中国老百姓的——因为他原先的气质是这样——还是去立起一个做人的标准。当儒家不被过去那种政治体制所绑架,完全回到纯粹精神领域,回到伦理学说的时候,是最能约束中国的人心的。这是国学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人物周刊:儒家学说能适用于今时今日吗?
刘东:我们一直说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说了。如果一味地每况愈下,那不比类人猿还要茹毛饮血了吗?但历史还有一个反向的冲动。儒家士大夫每次都去收拾人心,去重新收束社会的纲纪。中国当然经历了很多乱世,但它安定年代的道德水准不会低于同时代的西方人。当年我们编委会的哥们儿,去密云水库附近一个村子度假。到了以后,老乡叫我们先吃饭,我们问带的行李怎么搁,人家哈哈大笑回答,“放心,从祖辈起我们这儿还没丢过东西。”
所以我个人相信,就约束中国这1/4的人类而言,儒家学说的功用是无与伦比的。对具有这种独特路径的文明而言,有了儒家当然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失去了儒学的约束就会一无是处!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恶行?“文革”把做人的底线给毁了。我为什么不舍得离开中国?就是觉得“文革”时太惨了,我们必须转变这种局面!我的家人在这儿,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一走了之算什么事儿!得叫下一代不遭受这个才行。
人物周刊:中国文化在解决当代问题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
刘东:凭借有限的资源安居乐业,这是中国文化的强项。儒学原本有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后来西风东渐时人们往往以为那都是糟粕。然而力主功利学说的严复,越到晚年越觉得后悔。让每个中国人都做美国梦——且不说这梦何等苍白无聊——那明明是地球的末日,一定会把资源全部喝干。我并不是说孔子的思想就是最后的真理,但我们应该把孔子的学说和当代生活结合,重新设想出能约束我们的、让中国和地球都永续发展的规则。
人物周刊:毁掉一代人或者毁掉一个传统,像“文革”那样,可能10年20年就毁掉了;但如果要培育一代人建设一个传统,10年20年恐怕不行吧?
刘东:谁也不敢盲目乐观,但你必须朝那个方向去行进。孔子活着时也很悲观,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毕竟指引了一个方向,只要沿着这个方向渐进,就可以说“虽百代可知也”。如果我们只看重人类的蛮力,那么影响人类历史最巨的,就应当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可你读了雅斯贝尔斯的《四大圣哲》就知道,人类最伟大的却是四个教师(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他们每人教导出一个文明,而此后再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只能是他们精神上的子嗣。所以人类最终的规则还是以理服人。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可以算是一种教育救国论,我们过去太看轻这种文化观念了。
预知未来的智慧,塑造未来的公民
人物周刊: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只是为了学术吗?
刘东: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和重塑公民文化是相通的。最后要做什么?当然要结下一代的文化之果,塑造未来好社会的好公民。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憧憬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也许能比较平缓地走到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有一个坏毛病,一说政治就觉得脏,自我标榜是搞纯学术的。但政治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历史学研究古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史,为什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政治就不再属于人类文化了?我们引进西学、恢复国学,让它们在对话中产生的东西,都应该传给后人,使之熔铸成下一代的公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人物周刊:最近中央也在提政治体制改革。
刘东:但又不断地解释要“和缓”、“稳妥”。那么怎么稳妥?最稳妥的一条就是重塑公民文化,用所有这些好东西去塑造下一代公民,让事情变得水到渠成。在中国主力大学教书,尽管很是辛苦,但有一点却可聊以自慰:下一代的公民,乃至由下一代公民选出的领袖,不管他们是谁,总应当是我们在精神上的儿子吧?
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谈政改的文章,提出也可以不触动现实政治利益,而借用另一种政治智慧,就是孙中山的策略——“预支未来”。中国科学界制定了路线图,说2020年要上月球,2050年要上火星。那我们社会科学界,能不能也制定一张路线图,2020年放开市一级选举,2030年放开省一级选举,以此类推?同时,以我们设计的公民教育到那时民众应该有足够的民主素养了。所以说预支未来是很大的智慧。现在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到时候有人想反对也反对不动,因为公民文化应该成熟了,对这个目标已经达成共识了。
人物周刊:你设想了一个很光明的前景,但你自己也说过,《人文与社会》没有像80年代的书那样引发某种“政治思想热”或者“公民文化热”。
刘东:《中华读书报》前总编庄健问过我,“有调查说只剩5%中国人每月读一本书,你怎么看?”我说我不信,因为这个所谓悲观的统计,其实还是太乐观太夸大了!你知道13亿的5%是多少吗?是整整一个法国!如果中国还有一个法国的读书人口,那我们还发什么愁?我编的书要卖多少本?她又问怎么才能改善。我顺口答道,“中央领导人必须带头读书。”我在法国的时候,和朋友在书店里逛,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你看那边翻书的人,前些日子竞选总统来着。”这才是热爱文化的民族!所以法兰西几乎在当代思想上独领风骚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领导人带头有什么效应?会使整个民族爱读书。你知道当年在中央有人爱读《第三次浪潮》和《第四帝国的崛起》时,那两本书卖了多少册么?
最好是不死,次好是过完瘾再死
人物周刊:你信不信“命运天注定”?
刘东:有些东西是注定的,比如“百年都是可怜身”。我甚至还相信人生来有气质上的差异。但我不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即使所有事情都注定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注定,就是你努力了还是没努力。西方人问我在中国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我说其实中国只有两派,一派是动手派,一派是袖手派。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你要用眼睛扫一扫我主持的那些项目,大概会吓得晕过去的;但干着干着也就干完了。这是命定的吗?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死亡,它会取消你所做的这一切的意义吗?
刘东:尼采《悲剧的诞生》里有一句话,是嘲弄作为有死者的人类的:你们这些朝生暮死的可怜虫,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就是从未出生,次好的就是早死。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悲观看法。我们的确享有一段生命,可又的确总得死亡。如果从死看生,朝生而暮死,那最好不生,不生就没有死的痛苦。然而儒家却是从生看死:生就是生,死是生的最后一步。《论语》里曾子临死前召集门人:“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都不能动了,还叫人把他的手脚抬起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哎呀,我这一辈子谨慎持守,现在即将归于大化了……你看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是思念着生命的意义。全世界的宗教都起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尽管明知道生命有限,但为了心安,非说死后还有更长的路,反而把生这一段变成可有可无了。只有儒家正好相反,说出了“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如果有这么一种从生看死的态度——反正我最后要到终点去,我要尽量保养一下和抵抗一下,以敬畏的态度善待生命;同时又抓紧认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干下去,生命就会显得长一些。所以对我来说,正好跟尼采说的相反:尽管生命是这样有限,但对人类来说,最好的就是不死,次好的就是让我们过完瘾之后,再去从容地面对死亡。
(感谢岳秀坤、马强才、李丹婕提供帮助)
刚刚恢复了一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暂居于图书馆后的立斋,和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做了邻居。一进门就能看到物理学家朱经武和足球教练米卢的大照片,前者称“前途是自己创造的”,后者说“态度决定一切”。
刘东的办公室在二楼,门上贴着陈寅恪追思王国维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面则是《中国学术》编辑部,过道里的书架,被整整齐齐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占据。办公桌上好些书夹着密密麻麻的即时贴,这是疯狂读书的结果。刚一见面,身材高大、颇有几分齐鲁豪侠之气的刘东就用明亮的声音招呼道:“稍等,我去收拾一下办公室,这几天忙得快晕过去了!”采访中途下楼拍照,门口蹲着一只猫,正享受秋日的阳光,刘东笑道,“‘国学猫’倒很悠闲。”
除了日常教学、主持学术讲座,他还主编了近10套丛书。其中《海外中国研究》和《人文与社会》两部译丛已分别延续22年和11年。他的电脑里前者书目已逼近200种,后者也超过了120种。3套新的丛书——《西方的日本研究》、《大学之忧》和《台湾国学》即将面世。刘东戏称他是“中国学术翻译界的法人代表”,“把抢先阅读更多的好书,作为一种辅助的谋生手段,来坚守自己选定的读书生涯”。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移植”,他所主编的《中国学术》季刊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目前正跟耶鲁大学商谈推出英文版。
如此忙碌,刘东还是每天都要听一会儿古典乐。1977年他曾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当时主考老师评价他的嗓音是历届学生中第二好的。孰料因书面考试成绩优异,阴差阳错被南京大学截了去。但他至今仍是模范发烧友,“就算出国,箱子里也尽是唱片”。来清华后,刘东惦记着成立一个“清华雅歌社”。而他最羡慕的朋友是歌唱家范竞马,“人家一张口,音就比你准!”
从1985年考上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的博士,毕业后在社科院外文所10年,在北大中文系10年,到如今和好友陈来共同主持清华国学院,世事沧桑,刘东对中国知识生产的执着投入历二十多年而未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是“傻子”创造的。
这其实是一种非功利的智慧。就像当年托人买的股票都亏光了,自己不是为投资买的房子却涨了7倍,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不上“投资-回报”这当了,你升就升降就降,我不进入你这套逻辑。“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到我乡下的房子去写作,我管它值多少钱?”对待学术事业也是如此,“管你算多少学术成果,我要干我的大事。”
当年,他和几个朋友曾连续辩论36小时,玻璃体都黄了,精神仍然亢奋。如今身体自然不比从前,然而自称“惜命”的他,还在以劳动模范的强度做着“动手派”。在他看来,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是知识阶层。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顺畅运转,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识人”、“新制度文明”、“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的儿子”。
他原本希望女儿夏夏在新西兰读完政治学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不料她却选择留在新西兰做幼教,说,“爸爸,新西兰福利很好,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非常小,除了像你这样当到院长级别的教授收入会高一些,我们的收入和普通大学老师差不多。”她还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
看来刘东只好指望小女儿——刚刚三四岁、生来钟爱图书的天听继承衣钵了。20年后,也许她会成为新制度文明之中的新知识人;也许她会认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她的父亲不是没有功劳的。
知识生产不理顺就只能来料加工
人物周刊:你有个说法,叫“翻译家应当是思想家”,这怎么理解?
刘东:我当然是指学术著作的翻译,这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别提多重要了!只有当翻译家本身是思想家时,才能挑选出最好的书,才能吃透它,才能不只是传递别人的思想,还能反向地跟原作者对话。比如,为什么我还起点作用?我毕竟是作为学者去组织翻译的。否则往往就是胡乱翻——你把版权买走了,自己翻译不好,别人又翻译不成,就等于把这本书谋杀了!我有时简直顿足捶胸,这本书让他拿去译,正所谓“毁书不倦”,以后就只好看英文版了。
人物周刊:做学术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东:最大的困难有两个。其一是语种上的困难。中国人学外语就跟搞运动似的,说学俄语就都学俄语,说学英语就都学英语,剩下的全成了小语种,只有学语言出身的人。所以,一旦碰到英语之外的语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人翻译,人家还嫌钱少,说我要是给外国公司翻译,那该拿多少钱?
另一个是译者地位大不如前。严复总共译过8本书,却有如此巨大的名声,可以和梁启超、章太炎并列,被公认为一代大师。后面一两辈也还行,贺麟、王玖兴、王太庆、何兆武等等,至少也算学术权威吧?再后来对翻译家的尊敬就很稀薄了。像刘北成、彭刚、应奇、冯克利,只能算吃了很多苦。那天我问北成兄,“你现在跟严复比,几倍于他了?”他说,“大概4倍吧。”他能有严复那待遇吗?我现在每年组织的翻译量,更可以顶严复一生的3倍,可根本就填不上发下的表格,根本就不算学术成果!好在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职称可评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更偏重于做组织者?
刘东:基尔凯郭尔曾讽刺说,世界就像被上帝织了一半的地毯,而黑格尔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作为这地毯上的线头,却非要以自己的思辨体系,来说明后一半的图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跟黑格尔一样“可笑”:原本只被认定为一个“单兵”,却由于类似的终极关切,而总要思考属于方面军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既然一个人确实在思考方面军的问题,你就不能只去检验:他到底亲手杀死了几个敌人?正如你不能因为朱可夫没有亲手扣动扳机,就判定他并没有什么战功。
人物周刊:某种意义上说您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是为了弄清人家怎么看我们,弄清这点为什么那么重要?
刘东:汉学界在美国学术界属边缘分支,但也有数千人之众,其中不仅包括大学里的,也包括智库里的。这些人相当重要——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就是中美,而美国怎样评估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你要是统统都不了解,那么处理起双边关系来,就只能是盲人瞎马了。
当然,这个汉学界研究起中国来,还是摆脱不了它的理论预设,那主要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这种与生俱来的制约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要知道,这种理论在创造之初,就未曾考虑过第三世界特别是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经验,那么它们在被运用的时候,怎么能自如地涵盖和解释后者的历史呢?
印度学者像阿玛蒂亚·森、斯皮瓦克、查特吉、霍米巴巴等人,还不乏自己的理论创造,不光给西方带来了新颖,也提醒了印度经验的独特性。而中国却只是到人家现成的理论库中去挑选,然后偏又信得死去活来,争得头破血流——顶多像是一个姑娘进到了服装市场,看到别人设计的成衣,巴望着“必有一款适合”自己!
人物周刊: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很被动。
刘东:我以前打过比方:巴黎打喷嚏,加州就感冒,中国就发烧。就像时装发布,一定来自米兰、巴黎、伦敦、纽约,它们说什么是流行色,什么就真的奉命流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界面临着双重的任务。首先要进入到人家的语境中去。然而真正进入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更重要的还在于回应。哈佛的柯伟林教授很刺激地说过,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特点,无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产生于欧洲经验的欧洲理论。
你再想想,为什么凡跟“外”字沾边、能当个“二传”的出版社,像外研社、译林社等等,日子都比较好过?说明外国知识创新的能力就是比你强!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但还远不是一个文化大国。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别人得到的东西,却不会创造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不能理顺,整个中国文化就没有一个造血机制,就只能来料加工。
正因此,翻译才要用头脑去进行。如果我们翻译的书,能够进入由师生共同参与的研讨班,让大家跟引进的思想去主动地对话,甚至去激烈地玩命,那么,就有可能激发我们自己的思想,乃至去修补和更新别人的思想。什么时候我们理顺了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也就可以参与创建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了。
人类中最伟大的是四个教师
人物周刊:我们的国学是否也可以参与到你所说的作为文明对话的知识生产中?
刘东:国学当然可以参与到当代知识生产创新中去。传统学术的内部划分,本来是经史子集,结果按西方的学科设置,被强行划分成文史哲。但经史子集的意思,并不是这个研究哲学、那个研究历史。它是你肚子里的分工,是你的五腑六脏,人少了哪一个器官能活?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逐渐地成为通才。所以首先要理顺国学本身,解放它,让它沿着自己的轨迹去创新。
在法国,像莱维纳斯那样的思想家,既是犹太传统的,又是当代世界的。为什么儒家不能有切中时弊的当代思想家呢?全世界有我们这么一个文明,具有如此的挑战性,它是靠一套价值学说,而不是所谓宗教,来收拾人心、变化气质、维持纲纪、传承文明的,而且几千年来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要是没有儒家,你还以为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形态,乃是人生的常态呢。我们应该追寻孔子的精神,去跟当代对话,重新去发挥。你不能老比划着,西方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那样最后人家即使承认你了,也是承认你并没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要先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再去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充满主动精神地选取。现在社会已经完全礼崩乐坏,丧失了足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卡里斯马支援”。而由此反观,最能约束中国老百姓的——因为他原先的气质是这样——还是去立起一个做人的标准。当儒家不被过去那种政治体制所绑架,完全回到纯粹精神领域,回到伦理学说的时候,是最能约束中国的人心的。这是国学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人物周刊:儒家学说能适用于今时今日吗?
刘东:我们一直说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说了。如果一味地每况愈下,那不比类人猿还要茹毛饮血了吗?但历史还有一个反向的冲动。儒家士大夫每次都去收拾人心,去重新收束社会的纲纪。中国当然经历了很多乱世,但它安定年代的道德水准不会低于同时代的西方人。当年我们编委会的哥们儿,去密云水库附近一个村子度假。到了以后,老乡叫我们先吃饭,我们问带的行李怎么搁,人家哈哈大笑回答,“放心,从祖辈起我们这儿还没丢过东西。”
所以我个人相信,就约束中国这1/4的人类而言,儒家学说的功用是无与伦比的。对具有这种独特路径的文明而言,有了儒家当然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失去了儒学的约束就会一无是处!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恶行?“文革”把做人的底线给毁了。我为什么不舍得离开中国?就是觉得“文革”时太惨了,我们必须转变这种局面!我的家人在这儿,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一走了之算什么事儿!得叫下一代不遭受这个才行。
人物周刊:中国文化在解决当代问题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
刘东:凭借有限的资源安居乐业,这是中国文化的强项。儒学原本有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后来西风东渐时人们往往以为那都是糟粕。然而力主功利学说的严复,越到晚年越觉得后悔。让每个中国人都做美国梦——且不说这梦何等苍白无聊——那明明是地球的末日,一定会把资源全部喝干。我并不是说孔子的思想就是最后的真理,但我们应该把孔子的学说和当代生活结合,重新设想出能约束我们的、让中国和地球都永续发展的规则。
人物周刊:毁掉一代人或者毁掉一个传统,像“文革”那样,可能10年20年就毁掉了;但如果要培育一代人建设一个传统,10年20年恐怕不行吧?
刘东:谁也不敢盲目乐观,但你必须朝那个方向去行进。孔子活着时也很悲观,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毕竟指引了一个方向,只要沿着这个方向渐进,就可以说“虽百代可知也”。如果我们只看重人类的蛮力,那么影响人类历史最巨的,就应当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可你读了雅斯贝尔斯的《四大圣哲》就知道,人类最伟大的却是四个教师(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他们每人教导出一个文明,而此后再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只能是他们精神上的子嗣。所以人类最终的规则还是以理服人。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可以算是一种教育救国论,我们过去太看轻这种文化观念了。
预知未来的智慧,塑造未来的公民
人物周刊: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只是为了学术吗?
刘东:理顺知识生产体系和重塑公民文化是相通的。最后要做什么?当然要结下一代的文化之果,塑造未来好社会的好公民。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憧憬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也许能比较平缓地走到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有一个坏毛病,一说政治就觉得脏,自我标榜是搞纯学术的。但政治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历史学研究古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史,为什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政治就不再属于人类文化了?我们引进西学、恢复国学,让它们在对话中产生的东西,都应该传给后人,使之熔铸成下一代的公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人物周刊:最近中央也在提政治体制改革。
刘东:但又不断地解释要“和缓”、“稳妥”。那么怎么稳妥?最稳妥的一条就是重塑公民文化,用所有这些好东西去塑造下一代公民,让事情变得水到渠成。在中国主力大学教书,尽管很是辛苦,但有一点却可聊以自慰:下一代的公民,乃至由下一代公民选出的领袖,不管他们是谁,总应当是我们在精神上的儿子吧?
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谈政改的文章,提出也可以不触动现实政治利益,而借用另一种政治智慧,就是孙中山的策略——“预支未来”。中国科学界制定了路线图,说2020年要上月球,2050年要上火星。那我们社会科学界,能不能也制定一张路线图,2020年放开市一级选举,2030年放开省一级选举,以此类推?同时,以我们设计的公民教育到那时民众应该有足够的民主素养了。所以说预支未来是很大的智慧。现在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到时候有人想反对也反对不动,因为公民文化应该成熟了,对这个目标已经达成共识了。
人物周刊:你设想了一个很光明的前景,但你自己也说过,《人文与社会》没有像80年代的书那样引发某种“政治思想热”或者“公民文化热”。
刘东:《中华读书报》前总编庄健问过我,“有调查说只剩5%中国人每月读一本书,你怎么看?”我说我不信,因为这个所谓悲观的统计,其实还是太乐观太夸大了!你知道13亿的5%是多少吗?是整整一个法国!如果中国还有一个法国的读书人口,那我们还发什么愁?我编的书要卖多少本?她又问怎么才能改善。我顺口答道,“中央领导人必须带头读书。”我在法国的时候,和朋友在书店里逛,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你看那边翻书的人,前些日子竞选总统来着。”这才是热爱文化的民族!所以法兰西几乎在当代思想上独领风骚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领导人带头有什么效应?会使整个民族爱读书。你知道当年在中央有人爱读《第三次浪潮》和《第四帝国的崛起》时,那两本书卖了多少册么?
最好是不死,次好是过完瘾再死
人物周刊:你信不信“命运天注定”?
刘东:有些东西是注定的,比如“百年都是可怜身”。我甚至还相信人生来有气质上的差异。但我不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即使所有事情都注定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注定,就是你努力了还是没努力。西方人问我在中国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我说其实中国只有两派,一派是动手派,一派是袖手派。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你要用眼睛扫一扫我主持的那些项目,大概会吓得晕过去的;但干着干着也就干完了。这是命定的吗?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死亡,它会取消你所做的这一切的意义吗?
刘东:尼采《悲剧的诞生》里有一句话,是嘲弄作为有死者的人类的:你们这些朝生暮死的可怜虫,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就是从未出生,次好的就是早死。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悲观看法。我们的确享有一段生命,可又的确总得死亡。如果从死看生,朝生而暮死,那最好不生,不生就没有死的痛苦。然而儒家却是从生看死:生就是生,死是生的最后一步。《论语》里曾子临死前召集门人:“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都不能动了,还叫人把他的手脚抬起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哎呀,我这一辈子谨慎持守,现在即将归于大化了……你看他在临死的时候,还是思念着生命的意义。全世界的宗教都起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尽管明知道生命有限,但为了心安,非说死后还有更长的路,反而把生这一段变成可有可无了。只有儒家正好相反,说出了“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如果有这么一种从生看死的态度——反正我最后要到终点去,我要尽量保养一下和抵抗一下,以敬畏的态度善待生命;同时又抓紧认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干下去,生命就会显得长一些。所以对我来说,正好跟尼采说的相反:尽管生命是这样有限,但对人类来说,最好的就是不死,次好的就是让我们过完瘾之后,再去从容地面对死亡。
(感谢岳秀坤、马强才、李丹婕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