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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归化与异化都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上述两种方法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存在独特的价值。本文旨在以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祝福》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分析两位译者所采取的归化与异化策略，进一步阐释归化与异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归化与异化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祝福
一、引言
翻译不单单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相互转化，更是两种文化模式之间的转换。如何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这一问题成为翻译界长时间以来关注的焦点。对该问题的分歧，一般可分为两种观点，即归化与异化。《祝福》是鲁迅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不同的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对译作的传播产生一定影响。
二、归化与异化概述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譯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施莱尔马赫本身支持异化，该演讲也被认为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
韦努蒂从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探讨隐身问题，认为两者都涉及对源语文本和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对源语文本进行挑选，选取易于使用归化方法进行翻译的文本，归化翻译方法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对本土文学经典的拥护（Venuti 1998b：241）。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着英美的翻译文化，“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遵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从归化角度来看，翻译需具有透明性、流畅性和隐形性，尽可能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即尽可能地让读者不动，而让作者靠近读者。
异化则“采用目标语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所排斥的方法翻译所选择的外语文本”。（Venuti 1998b：242）施莱尔马赫提倡这一方法，将其描述为尽量让作者不动，而让读者进一步靠近作者。韦努蒂支持其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异化是一种战略性的文化介入，它使目标语文化意识到外语文本中固有的语言文化异质性，从而将读者送到作者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为凸显原文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时需保持一种不流畅、陌生化或异质的翻译风格。韦努蒂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反击英语世界“暴力”且不平等的归化文化价值观的方式。同时，韦努蒂主张译者应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以彰显译者的身份，提升译作的地位。
三、鲁迅《祝福》及其两个英译本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著作颇丰，《祝福》是其1924年创作的小说，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彷徨》中。该小说描写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农村妇女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村妇女的压迫，对解放思想、启迪民众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对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了解，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杨宪益（1915-2009），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诗人。在外文局的要求下，杨宪益与其夫人承担了《祝福》的翻译工作。1960年，其翻译的鲁迅作品《祝福》（The New Year’s Sacrifice）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收录在鲁迅小说集中。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记者，是一名出色的世界文化传播者，他将《祝福》译为Benediction，于1936年出版，收录在《活的中国》。
四、两个英译本对比分析
杨宪益和斯诺翻译的《祝福》英译本极具代表性。两位翻译家分别是母语为原作语言的中国人和母语为译作语言的美国人，两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截然不同，这使得两者在翻译时各具特色。杨宪益在外文局的要求下进行了大量翻译，译作忠实原作，语言通俗流畅，浅显易懂，朴实无华。斯诺译作辞藻华丽，修辞甚多，为了让西方人更加清晰明白地了解中国文化，内容翔实，翻译作品时加了很多脚注，但同时译作中难免出现误译现象。
1.添加脚注
例一：
原文：卫老婆子来拜年了。
杨译本：Old Mrs. Wei came to pay her respects.
斯诺译本：Old Woman Wei called to kou-tou and offer felicitations. Kou-tou refers that the prostration made at this time in wishing greetings.
在此处，杨宪益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拜年简单直接地译为pay her respect（问候，表示尊重），但未能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底蕴。斯诺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koutou（叩头的音译，磕头）并加脚注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让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2.减译法
例二：
原文：“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
“老了。”
“死了？”
杨译本：“Hsiang Lin’s Wife？ How was that？” I asked again.
“She’s dead.”
斯诺译本：“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I demand in an anxious voice.
“Aged.”
“Dead？”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都比较忌讳说起“死”这个字，年纪大的人更加注意这一点。“老”字是对死亡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杨宪益使用归化策略，运用减译法将其直接译为“She’s dead.”（她死了。），同时省略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加通顺流畅。斯诺将“老”译为“aged”，没有添加其他解释说明，也许外国读者初次看到会感到困惑，它偏离了本民族语言的规范，但通过联系上下文，甚至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读者会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 3.增譯法
例三：
原文：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
杨译本：So I had to put up temporarily with a certain Mr. Lu， the fourth son of his family. He is a member of our clan， and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before mine， so I ought to call him “Fourth Uncle.”
斯诺译本：I stay with Lo Shih Lao-ye， a relative one generation older than myself， a fellow who ought to be called “Fourth Uncl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amily way of reckoning.
两者对该句的翻译比较相似，即解释为什么称鲁四老爷为四叔。杨宪益按照原文的顺序逐句翻译，斯诺在翻译时语序有所改变，同时在最后增译一句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amily way of reckoning（按照中国家庭的排序方式），这里可以看作异化的翻译方法。在中国，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是按年龄排序的，在国外，并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斯诺的增译有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4.修辞
例四：
原文：“祥林嫂，你又来了。”
杨译本：“Hsiang Lin’s Wife， there you go again.”
斯诺译本：“Hsing-lin Sao， you are back on the same trail.”
例五：
原文：直到她急得流泪
杨译本：only when she shed tears.
斯诺译本：Only when she released a flood of tears.
以上例子中，杨宪益译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斯诺译本多使用谚语、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两译本针对的目标群体不同，因此译文的难易程度及美学价值也有所不同。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也不一样，杨宪益在外文局的要求下，承担着将中国文学作品传播到世界的任务，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外国人能接受他的译本，因此他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斯诺在翻译该作品，更多地希望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他多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尽量让作者不动，而让读者靠近作者。
五、局限性
韦努蒂指出，归化与异化是连续统一体，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异化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术语，因为将原文译入目标语文化时，难免会涉及某种程度的归化。异化依据目标语文化的主导价值而定，因为只有背离那些价值时，异化才得以显现。韦努蒂强烈为异化译文辩护，认为它们“和归化译文一样对外语文化的解释同样是有偏好的，但这些译文倾向于将其展示而不是掩饰”（Venuti 2008：28）。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不一样，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一样。因此，翻译家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者完全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因此，纵然韦努蒂极力支持异化策略，归化与异化无法完全独立存在。
六、结语
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策略，追求文化的多样性，突出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反抗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通过对两个英译本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杨宪益多采用归化，斯诺多采用异化，然而我们无法断言哪个译本完全使用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方法，译者可以为了翻译需要，灵活使用这两个翻译方法，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1]Snow，E. Benediction[A].Snow，E. Living China[C].Westport：Hyperion Press，1937.
[2]Venuti，L. The Translati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2005.
[3]Venuti，L.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主译.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Yang Hsien-yi，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by Lu Hsun[M].Bei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2.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21-27.
[6]董晓波.翻译概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13-20.
[8]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49-52.
[9]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述评[J].中国翻译，2009（2）：34-38.
[10]蒋骁华.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07（3）：39-44.
[11]刘亚猛.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J].中国翻译，2005（5）：39-45.
[12]鲁迅.鲁迅小说名篇：祝福[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13]提莫志克，根茨勒.翻译与权力·王东风导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14]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祝福
一、引言
翻译不单单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相互转化，更是两种文化模式之间的转换。如何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这一问题成为翻译界长时间以来关注的焦点。对该问题的分歧，一般可分为两种观点，即归化与异化。《祝福》是鲁迅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不同的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对译作的传播产生一定影响。
二、归化与异化概述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譯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施莱尔马赫本身支持异化，该演讲也被认为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
韦努蒂从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探讨隐身问题，认为两者都涉及对源语文本和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对源语文本进行挑选，选取易于使用归化方法进行翻译的文本，归化翻译方法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对本土文学经典的拥护（Venuti 1998b：241）。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着英美的翻译文化，“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遵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从归化角度来看，翻译需具有透明性、流畅性和隐形性，尽可能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即尽可能地让读者不动，而让作者靠近读者。
异化则“采用目标语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所排斥的方法翻译所选择的外语文本”。（Venuti 1998b：242）施莱尔马赫提倡这一方法，将其描述为尽量让作者不动，而让读者进一步靠近作者。韦努蒂支持其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异化是一种战略性的文化介入，它使目标语文化意识到外语文本中固有的语言文化异质性，从而将读者送到作者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为凸显原文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时需保持一种不流畅、陌生化或异质的翻译风格。韦努蒂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反击英语世界“暴力”且不平等的归化文化价值观的方式。同时，韦努蒂主张译者应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以彰显译者的身份，提升译作的地位。
三、鲁迅《祝福》及其两个英译本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著作颇丰，《祝福》是其1924年创作的小说，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彷徨》中。该小说描写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农村妇女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村妇女的压迫，对解放思想、启迪民众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对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了解，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杨宪益（1915-2009），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诗人。在外文局的要求下，杨宪益与其夫人承担了《祝福》的翻译工作。1960年，其翻译的鲁迅作品《祝福》（The New Year’s Sacrifice）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收录在鲁迅小说集中。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记者，是一名出色的世界文化传播者，他将《祝福》译为Benediction，于1936年出版，收录在《活的中国》。
四、两个英译本对比分析
杨宪益和斯诺翻译的《祝福》英译本极具代表性。两位翻译家分别是母语为原作语言的中国人和母语为译作语言的美国人，两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截然不同，这使得两者在翻译时各具特色。杨宪益在外文局的要求下进行了大量翻译，译作忠实原作，语言通俗流畅，浅显易懂，朴实无华。斯诺译作辞藻华丽，修辞甚多，为了让西方人更加清晰明白地了解中国文化，内容翔实，翻译作品时加了很多脚注，但同时译作中难免出现误译现象。
1.添加脚注
例一：
原文：卫老婆子来拜年了。
杨译本：Old Mrs. Wei came to pay her respects.
斯诺译本：Old Woman Wei called to kou-tou and offer felicitations. Kou-tou refers that the prostration made at this time in wishing greetings.
在此处，杨宪益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拜年简单直接地译为pay her respect（问候，表示尊重），但未能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底蕴。斯诺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koutou（叩头的音译，磕头）并加脚注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让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2.减译法
例二：
原文：“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
“老了。”
“死了？”
杨译本：“Hsiang Lin’s Wife？ How was that？” I asked again.
“She’s dead.”
斯诺译本：“What has happened to her？” I demand in an anxious voice.
“Aged.”
“Dead？”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都比较忌讳说起“死”这个字，年纪大的人更加注意这一点。“老”字是对死亡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杨宪益使用归化策略，运用减译法将其直接译为“She’s dead.”（她死了。），同时省略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加通顺流畅。斯诺将“老”译为“aged”，没有添加其他解释说明，也许外国读者初次看到会感到困惑，它偏离了本民族语言的规范，但通过联系上下文，甚至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读者会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 3.增譯法
例三：
原文：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
杨译本：So I had to put up temporarily with a certain Mr. Lu， the fourth son of his family. He is a member of our clan， and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before mine， so I ought to call him “Fourth Uncle.”
斯诺译本：I stay with Lo Shih Lao-ye， a relative one generation older than myself， a fellow who ought to be called “Fourth Uncl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amily way of reckoning.
两者对该句的翻译比较相似，即解释为什么称鲁四老爷为四叔。杨宪益按照原文的顺序逐句翻译，斯诺在翻译时语序有所改变，同时在最后增译一句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amily way of reckoning（按照中国家庭的排序方式），这里可以看作异化的翻译方法。在中国，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是按年龄排序的，在国外，并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斯诺的增译有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4.修辞
例四：
原文：“祥林嫂，你又来了。”
杨译本：“Hsiang Lin’s Wife， there you go again.”
斯诺译本：“Hsing-lin Sao， you are back on the same trail.”
例五：
原文：直到她急得流泪
杨译本：only when she shed tears.
斯诺译本：Only when she released a flood of tears.
以上例子中，杨宪益译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斯诺译本多使用谚语、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两译本针对的目标群体不同，因此译文的难易程度及美学价值也有所不同。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也不一样，杨宪益在外文局的要求下，承担着将中国文学作品传播到世界的任务，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外国人能接受他的译本，因此他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斯诺在翻译该作品，更多地希望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他多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尽量让作者不动，而让读者靠近作者。
五、局限性
韦努蒂指出，归化与异化是连续统一体，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异化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术语，因为将原文译入目标语文化时，难免会涉及某种程度的归化。异化依据目标语文化的主导价值而定，因为只有背离那些价值时，异化才得以显现。韦努蒂强烈为异化译文辩护，认为它们“和归化译文一样对外语文化的解释同样是有偏好的，但这些译文倾向于将其展示而不是掩饰”（Venuti 2008：28）。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不一样，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一样。因此，翻译家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者完全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因此，纵然韦努蒂极力支持异化策略，归化与异化无法完全独立存在。
六、结语
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策略，追求文化的多样性，突出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反抗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通过对两个英译本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杨宪益多采用归化，斯诺多采用异化，然而我们无法断言哪个译本完全使用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方法，译者可以为了翻译需要，灵活使用这两个翻译方法，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1]Snow，E. Benediction[A].Snow，E. Living China[C].Westport：Hyperion Press，1937.
[2]Venuti，L. The Translati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2005.
[3]Venuti，L.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主译.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Yang Hsien-yi，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by Lu Hsun[M].Bei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2.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21-27.
[6]董晓波.翻译概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13-20.
[8]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49-52.
[9]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述评[J].中国翻译，2009（2）：34-38.
[10]蒋骁华.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07（3）：39-44.
[11]刘亚猛.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J].中国翻译，2005（5）：39-45.
[12]鲁迅.鲁迅小说名篇：祝福[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13]提莫志克，根茨勒.翻译与权力·王东风导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14]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