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這个老兵工情不自禁又掀开了对两弹一星和三线建设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美苏双方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时紧时缓，两大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逐渐激化，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运动不断扩大。动荡、分化、改组，成为当时时事的特点。
　　在两个超级大国力谋控制中国的险恶风浪中，毛泽东主导的中国外交，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和平建设赢得了环境条件。
　　对于来自美苏两面的挑战，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中间立场，对抗而又有度。绝不超越主权底线，又不把事情做绝。既有最坏的准备，又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在两极力量薄弱的第三度空间积极争取自己的同盟，建立了两个同盟。
　　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中国选择了以和平为前置元素的“和平·战争”编码。这就意味着，要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同时积极防止美国战争引向越南北方和中国，要高度警惕赫鲁晓夫把中国推入这场战争，避免把美国的锋芒集中吸引到中国身上。
　　在和平外交这组编码中，外交是君位元素，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和加强纵深防御就是臣位元素。有了两弹一星，中国就不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不怕美国的核讹诈。广大的国土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侵略者视为畏途，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大智慧和大力量能够得到和平，人民为此而付出相应代价值。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显示了下面这组编码的正效应：
　　目标选择 — 独立自主
　　路径选择 — 自力更生
　　行为选择 — 艰苦奋斗+科学态度
　　三线建设的成绩，显示了下面这组编码的正效应：
　　目标选择 — 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路径选择 — 进山、分散、隐蔽（山、散、洞）
　　行为选择 — 集中指挥+全民动员
　　为这两组编码提供正能量的文化基因是：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悲情感，在炎黄子孙心灵深处潜伏、传承、发酵，每逢中华民族遭遇灾难或者喜庆，这种情绪就会转化成巨大能量。今天，中国梦愿景，也在唤发这种能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中庸、辩证思想元素。毛泽东引用老话来教育干部。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旨在提醒干部不要过度征敛，以免丧失民心。王稼祥上书中央，“在反修斗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不及’的缺点容易发现，而‘过火’的问题容易忽视，而辩论的逻辑可能引导我们陷入自己不想陷入的荒谬境地。”
　　文化编码中的互动价值元素是对立统一的，人们进行自适应选择时，必须考量事件的两个方面，把握适当的序和度。例如战备与民生这对元素，当战备是前置元素时，有矛盾就得民生让路。让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指示是，人民和军队先有饭吃有衣穿。
　　战备是急活，要抢时间。它的行为编码肯定是“快·好”。毛泽东根据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欲速则不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还要留有余地。
　　然而，实践结果，三线建设“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不少浪费”。
　　为什么毛泽东指示的“原则”没有落实呢？我首先想到的答案是“知易行难”。可是又问，为什么偏向过火而没有偏向不及？再一想，我认为，是制度缺陷的必然后果。其实，当时并非无人觉察问题，只是没法说，不敢说，不想说。邱会作主政常规兵器时搞大规划，一位副部级领导有异议，马上就让他靠边站了。
　　当公权力绝对集中于皇帝时，就难免会演出“皇帝新衣”的闹剧。当时，反右的风暴刚刚过去，宁左勿右的偏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老人家又说，三线建设搞不好他睡不好觉。楚王好细腰，宫中饿死减肥女。
　　我于是又想起一句老话：为了办大事，公权力应当加强；为了防大错，对公权的约束也要相应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