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古西欧史家在编纂长时段“世界历史”时惯于使用“四大帝国”更替的撰史结构原则。依照这一原则，他们把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直至他们自己生活时代的历史连在了一起，统统划归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为了使中世纪诸多历史事实的变化与“四大帝国”的神学启示相契合，中古西欧史家建构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赋予了四大帝国更替理论以“民族性”的内涵。
[关键词]四大帝国，罗马帝国，帝国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35-08
“四大帝国”更替的撰史结构原则源自于《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神学论断，是中古西欧史家编纂长时段“世界历史”时惯用的一种撰史结构原则。虽然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一定的共识，认为该原则存在着以经解史的弊端，是中古基督教史学附属于神学的一个鲜明例证，但对这一撰史结构原则在中古西欧世界的运用状况尚未予以较为全面的考察，尤其对该原则在运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特质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本文拟对该撰史结构原则在中古西欧世界的运用状况作一简略的探察和讨论。
一、“四大帝国”理论原则的由来
“四大帝国”的结构模式源自于《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圣经》中的预言家但以理曾以解梦的方式指出，人类的历史要经历四个阶段，其最后结果是走向一个永恒的天国。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记载，但以理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各有不同的形状。第一只兽像狮子，但有鹰的翅膀。第二只兽像熊，用两只后腿站立，牙齿间叼着三根肋骨。第三只兽像豹，背上有四个如乌翼般的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并被赋予权柄。第四只兽恐怖可怕，极其强壮……它有十个角。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但以理心中恐惧，走近一位侍立者，问这四只巨兽是何意思，他说这四只巨兽是指四个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国。现代学者们经过研究后认定《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形成于公元前168年至公元前165年，当时的犹太人掀起了反抗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的民族大起义，《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位参与起义的犹太人，他编造了四只怪兽的故事，企图以神谕启示的形式表明曾经统治犹太人的异族政权终将覆灭，犹太·马加比领导的起义将带领犹太人胜利复国，其中四只怪兽是亚述或迦勒底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四大帝国的隐喻。
事实上，帝国相继交替统治世界的观念和理论并非由《旧约圣经》的作者所独创，在基督教诞生一百多年前的近东、东地中海世界，这种观念和理论即已广为流传，如马库斯·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MarcusVelleiusPaterculus）曾提及：
埃米利乌斯·苏拉在他的罗马大事记（Chronology）中曾经言道：“亚述人最先握有了统辖众民族的权力，之后是米底人，再之后是波斯人，其后则是马其顿人。再之后，两位马其顿血统的国王腓力和安条克三世被彻底征服，不久后随着迦太基的覆灭，（掌控世界）的至高权力转归罗马人所有。”
埃米利乌斯·苏拉大约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初，其时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已经经历了数千年之久的文明旅程，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各个区域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颇为热络频繁，早已打破了先前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发展的封闭状态，但由于亚述、波斯、马其顿等大帝国的相继崛起，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此外，在公元前2世纪的布匿战争中，罗马已经取得了压倒强敌迦太基的决定性胜利，转而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东方并在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彻底击败了东部强敌马其顿，于是埃米利乌斯·苏拉有感而发，认为统治“世界”的至高权力已转归罗马人所有。到1～2世纪，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而且随着国内长期内战的结束以及元首制度的确立，帝国境内长期安定，经济、文化、法律、建筑等各项事业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历史阶段被世人称誉为“罗马和平”时期，因此，某些异教著作家认为罗马帝国是接续近东四大帝国统治的第五大帝国，而且它比之前的四大帝国更为强盛和优越，如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索斯在他的《罗马古事记》（Roman Antiquities）中写道：
无论谁想要关注众城邦及国度连续而起的霸权的话，对于它们的叙述需要追溯至往昔，对各个国度予以探索和综合比较，以确定究竟哪一国度拥有了最为宽广的疆域并在和平及战争状况下取得了最为耀眼的成就，那么他将会发现罗马人的霸权远远超越了此前记载的所有帝国。
狄奥尼索斯然后具体叙述了亚述、米底、波斯和马其顿是如何不及罗马的。阿庇安在他的《罗马史》序言中也把罗马作为了超越此前四大帝国的第五大帝国加以赞美：
迄今为止尚无一个帝国在幅员和存续时间上能够与罗马相比。……亚述、米底、波斯存在的时间合在一起不及900年，而罗马如今已达到了900年，而且鄙人认为他们的幅员不及罗马的一半……亚历山大帝国在幅员、军队以及征服事业的成功和速度方面都是值得推崇的，而且这一帝国也存有少许的企图心——疆域无远弗届、成就越古绝伦，但它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就仿佛一簇一闪即灭的亮光。
罗马帝国的异教著作家们所宣扬的帝国相继交替统治世界的理论是以“亚述、米底、波斯、马其顿、罗马”五大帝国作为序列，这与但以理梦中四只巨兽从大海中伏出的启示有所出入，故而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早期的基督教史家们在对异教的帝国交替理论予以继承的同时，也对其中的帝国序列进行了调整，以求与但以理梦中的启示相吻合，于是米底被基督教史家们从帝国序列中删除，从而形成了“亚述或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交替统治世界的新序列，这一“四大帝国”的理论一直被中世纪的史作家们所继承。米底之所以被基督教史家们从帝国序列中删除或许是由于这一帝国与基督教圣事之间的关联甚少，《旧约圣经》以古代犹太人的历史作为记载的主线，由于犹太人曾经遭受过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的统治，《旧约圣经》中存在着许多有关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记载，而对于米底王国的记载却很少。基督教史学兴起后，《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犹太人的神圣历史被基督徒视为基督教的前事而备受重视，因而早期基督教史家在构造四大帝国序列时删除了米底，把亚述或巴比伦、波斯以及与罗马帝国存在着直接交替关系的马其顿帝国保留了下来，于是他们和早期基督教史家生活时代的帝国——罗马帝国一同构成了基督教史学的四大帝国序列。4世纪的拉丁教父哲罗姆不仅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还为之作注，他把《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两则梦幻启示——尼布甲尼撒二世梦到的一座金头、银胸、铜腿、铁足的纯金雕像和但以理梦到的从海中伏出的四只巨兽解释成人类世界将要经历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将一直持续至世界的末日，雕像半铁半泥的脚和第四只巨兽的十个犄角被哲罗姆解释成罗马帝国将分裂成若干个小的王国。哲罗姆认为各路蛮族对于罗马帝国的侵扰是人类世界正在走向没落和衰亡的标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耶稣为王的“上帝之国”的到来已为时不远。 二、法兰克史家“四大帝国”
结构原则的运用
3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霍诺留里乌斯和阿尔卡迪乌斯分治东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在位的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蛮族将领奥多维克废黜，由爱德华·吉本确立的近代以来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395年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是帝国的完全分裂，476年罗慕路斯的退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这一观点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遭到了布赖斯（Bryce）、孚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蒙森（Mommsen）等学者的质疑。但无法否认的是在476年至9世纪这段时期中，地中海世界无论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裂变，一方面拉丁化西方和希腊化东方都实现了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纪封建制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拉丁化西方和希腊化东方都已跨越了文明裂变的临界点，各自形成了特有的中世纪文明发展模式。然而，这些深刻的历史变化并未被当时的人们所承认，476年之后，罗马帝国统一和长存的观念仍长期根植于地中海世界各阶层人民的心目中。例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高卢，人们依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君主是统辖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皇帝，而克洛维等日耳曼蛮族首领只不过是拜占庭皇帝的属臣罢了。维埃纳主教阿维都斯（Avitus）在庆贺克洛维受洗的贺信中称：
东方（指拜占庭皇帝）应该感到庆幸自己凭依信仰任命了我们现在的君主。
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史家在自己的史作中并没有呈现出古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之间的历史分期，476年之后的历史被统统划归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从罗马帝国开始直至法兰克时代的历史都是连着的，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一卷第四十八节中并列使用了阿尔卡迪乌斯和霍诺留里乌斯两位皇帝的纪年，表明格雷戈里并没有认同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观点。《法兰克人史》中也并没有410年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城的记载，也没有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的记载，或许是因为格雷戈里把这些事件仅仅看成是罗马帝国暂时性的变乱，认为它们并未动摇“罗马帝国”存在的根基，故而不值一提。由于《法兰克人史》以记叙高卢地方的历史作为主题，因而它的作者格雷戈里没有采用“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叙述亚述、波斯、马其顿的历史，但格雷戈里同样遵循了基督教史学预定性和启示性的原则，他把自己生活的历史阶段——“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视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后则是基督为王的“上帝之国”。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第十卷第二十五节中记载了高卢地区末世前的种种迹象：瘟疫、饥荒以及假基督、假先知的横行，这与《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末世前的景象如出一辙。
及至800年查理曼加冕，基督教神学家们预言的世界末日迟迟未曾到来，相反，在尘世中又出现了一个法兰克大帝国，它的版图囊括了西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它的国王查理曼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些新的历史变化为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解释法兰克帝国在但以理“四大帝国”梦幻启示中的地位？又应如何解释法兰克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和同时代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有的史家如结巴诺特克把法兰克帝国看成是一个新的上帝预定的、主宰世界的帝国，认为它并不是但以理梦幻启示中的第四只巨兽——“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代之而起的全新帝国。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记载，尼布甲尼撒二世曾经梦到了一个高大宏伟、极其明亮的塑像，有纯金的头、银的胸和臂、铜的肚腹和大腿、铁的小腿和半铁半泥的脚，但以理认为这塑像的金头、银胸和银臂、铜肚和大腿各自代表着一个帝国，铁的小腿也代表着一个帝国，它能击垮、打碎列国，正如铁能击垮、打碎一切，半铁半泥的脚表示那帝国后来分裂，铁和泥混杂在一起，表示那国的民族彼此混杂通婚，却不能团结，正如铁和泥彼此无法混合。显然，半铁半泥的脚隐喻的是“罗马帝国”，结巴诺特克依据但以理对于尼布甲尼撒二世梦幻的启示性解释，认为上帝在毁灭罗马帝国之后，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主宰世界的帝国。他在《查理曼事迹》（Deeds ofCharlemagne）开篇中写道：
当同时掌管各国命运和时间更序的全能的世界主宰把一座华贵的塑像——即罗马人——的半铁半泥的脚砸碎之后，他凭借卓越的查理的双手在法兰克人中间树立起另外一座毫无逊色的塑像的精金头颅。他已经开始唯我独尊地统治着世界的西部……
结巴诺特克对法兰克帝国的认识与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不符，如果法兰克帝国是一个取代罗马帝国的新帝国，那么，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人类将要经历“五大帝国”的统治。于是，加洛林时代的某些基督教史家否认法兰克帝国是一个全新的帝国，他们依据帝国权力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理论，认为法兰克时代仍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只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从古罗马人那里转移至拜占庭人并最终转移至法兰克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古罗马、拜占庭、法兰克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新旧帝国之间的接替更续关系，而是同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在不同的王朝之间不断地变换转移。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在与东方的拜占庭皇帝争夺罗马帝国的法统继承权时，时常利用帝国权力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理论，如871年，皇帝路易二世曾命罗马教廷掌管图书典籍的官员阿塔纳西乌斯起草一份外交公函，这份公函以皇帝路易二世的口吻向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通报——希腊人已因他们的异端观点而丧失了“罗马人帝国”的地位：这一帝国地位因法兰克人的信仰纯正而转移至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史作家们也使用这一理论把同时代的法兰克帝国解释成古罗马帝国的继续，以此与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相契合。如维埃纳主教阿多信奉“罗马不灭论”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世界编年史中阐释了罗马帝统延续的线索，这个线索从奥古斯都一直延续至拜占庭皇帝，之后再延续至查理曼“这位有着法兰克蛮族血统的皇帝”。在西法兰克王国的末年，洛布斯修道院住持法尔昆在他的《洛布斯历代住持传》中叙述了自亚述至罗马等一系列世界性帝国的交替延续，法尔昆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罗马帝国由法兰克人的国王们统治，因为法兰克人愿意保卫教会并保护修道院，上帝赋予了他们统治罗马帝国的权力。中世纪的史作家、神学家们与早期的基督教徒不同，他们并不像后者那样热切地期盼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备受世俗政权——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因而企盼世俗的罗马帝国能够早日灭亡，基督为王的“上帝之国”能够尽早建立从而解救他们脱离苦海。而中世纪的史作家、神学家们大多属于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既得利益阶层，对他们而言，世界末日的来临不仅意味着世俗权力的终结，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享受幸福的世俗生活，因而他们希望能够延迟世界末日的来临。于是，加洛林时代的某些神学家们援引圣保罗《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测，把法兰克帝国幻想成拖延“敌基督”到来，推迟世界末日来临的力量，蒙蒂埃朗代的阿德松（Adso of Montierender）就曾断言：罗马帝国在法兰克君主们的治理下得到了延续，他们正努力地拖延“敌基督”的来临。法尔昆在其史作序言的结尾处也表达了类似的心愿：如果法兰克人持续侍奉上帝并继续支持教会的事业，他们的统治为什么不能够延续至永远呢？另外，在10世纪的法兰克世界还广泛流传着“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根据这一传说，“敌基督”的到来将受到“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阻挡，这位皇帝将再次统一整个罗马帝国并统辖整个世界。“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可能源自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7世纪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穆斯林崛起于阿拉伯半岛，他们狂飙般地进攻令拜占庭人胆战心惊，一位被称为“伪美多德”（Pseudo-Methodius）的叙利亚人被阿拉伯穆斯林的威胁所深深触动，他在《末日启示》中写道：阿拉伯穆斯林对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征服表明上帝在对罪人施以惩罚，同时也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他向虔信的基督徒们许下诺言，未来一位类似弥撒亚的统治君王将会出现，他愤怒和暴怒的火焰将喷向那些否认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位最后的“罗马人的国王”将驱逐异教徒，恢复教会的荣光，皈依那些不信教的人并在人类历史结束之前开创一个和平的新时代。8世纪时，“伪美多德”拉丁文的《末日启示》曾在西欧大地广泛流传并有可能催生了“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这一神话传说把法兰克君王奉为阻挡“敌基督”到来并统一整个罗马帝国的世界皇帝，不仅满足了当时的神学家、史学家们延缓世界末日到来的需求，而且也解决了法兰克帝国存在的神学合法性问题，使人们能从神学的角度恰当地说明罗马帝国的统治权是因何原因方才转移到法兰克君主的手中。10世纪意大利的编年史家蒙特·索拉克特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Mount Soracte）在这一神话传说的影响下，将查理曼认定为“最后一位世界皇帝”并在他的《编年史》中虚构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故事情节，以迎合“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皈依异教徒，重新统一和统辖整个世界的神话内容，这是第一部描述查理曼远行东方的史作，它讲述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许多传奇故事，查理曼甚至把耶路撒冷纳入到他的管辖权之下并向圣墓献祭，在载誉归来的时候，他又把圣骨一同带回了西方并接受了罗马民众的欢呼喝彩。 探讨军机处设立效果时，教师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短期效果，还要引导学生看到长期效果，在教学中借助史料、历史细节呈现、中西对比的方式，可以将军机处设立效果全面展现出来，进而有助于培养学生历史的、发展的看待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进而提高历史理解能力。
首先，军机处的设立初步解决了西北用兵的问题。补充下列材料，可以呼应教材所说的“解决西北用兵”的这一直接动机：
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经过长达五年的反复交涉，双方划定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区界限，准噶尔部保证喀尔喀蒙古不越过扎卜堪地方。此后双方维持了近20年相安无事的局面。
其次，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君主专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教材虽然图文并茂地强调了这个效果。但仅凭此信息不能深入理解军机处设立与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之间的关系。因此，教师需要从历史细节人手，走进军机大臣，了解其工作状态，帮助学生理解军机处设立的结果就是皇权不受任何限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一般来说，军机大臣寅初（凌晨3时）人值，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官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等到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到了辰时（7—9点）军机大臣始入见，或不待辰时而先被召见。尽管每天都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机大臣拥有多大权势。以下史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信息：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无定员，由雍正特旨
選任。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因此人说军机处“无公署，无专官”。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咨询；参与军国大政的议论；面聆并按皇帝旨意，撰拟机要文书。军机处撰拟的上谕涉及核心机要的军国大事，不经由内阁，由朝廷直接寄出，又称“廷寄”，交由兵部驿站递相传送，极其迅速、机密。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
无定员、无专官、雍正特旨选任，说明了军机大臣的任命权和去留问题掌握在皇帝手中，以皇帝的喜好为标准和原则，这杜绝了官员权力过大危及皇权的潜在威胁。军机大臣的职责是“顾问咨询”，“面聆皇帝旨意”，撰写拟定机要文书，说明军机大臣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他们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此外，军机处办事效率高，保密性强，更方便皇帝集权。“对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军机处的设立正是君主有效控制信息通道，维护并强化君权的极佳手段。
《清史稿》中对军机处或军机大臣的工作也有论述：
即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军机处名不师古……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这些信息，向我们展示了军机大臣的职能只是承旨遵办，跪受笔录，对皇权没有任何限制。虽然“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但无论如何，“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军机处的设立，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雍正时期也成为康雍乾盛世的一个重要阶段。
再者，雍正设立军机处，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使得清朝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这是违背雍正皇帝主观动机的后果。运用对比的方法，呈现中西不同发展路向，更能加深对此的理解。在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皇帝严密控制的核心机要机构）的时代，英国完成光荣革命，颁布《权利法案》，也建立了英格兰银行，成立了伦敦股票交易所；在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时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出了三权分立，美国、法国宪法相继诞生。换句话说，当欧美各国处在向政治民主化、法律化，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之下，大清王朝还处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学习历史的目的之一是理解历史，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并能够以史为鉴。军机处设立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在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皇帝等多方利益的博弈中，雍正皇帝以其乾纲独断的魄力设立了军机处，初步解决西北问题，加强了皇权，出现了盛世。但当时世界发展大势已经开始奔向民主法治，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军机处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束缚士人思想最终逐渐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动机和效果并未实现完全统一，这是历史局限性使然。从军机处设立的动机和效果关系的阐释中，学生自然理解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并非易事。那么，借助分析军机处设立的动机和效果，学生如何触类旁通地分析中外其他改革或制度革新？如何正确认识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何实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统一呢？这就需要我们放眼长远，理解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家政治变革的社会背景等问题。
综上，运用史料论证、对比研究、心理分析、细节切入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多角度地分析行为的主观动机及客观效果，知道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思维方式，可以拓展其思维，提高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掌握动机和效果的思维方法，于提高历史理解能力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王秀青，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然而，从治史方法是否科学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把古罗马帝国与中古三大帝国连在一起的历史分期方法将会导致两种负面后果。
首先，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不承认中世纪与古代史之间的界限，故而无法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概念，由于把中世纪与古代史混同为一个历史时期，因而也就无法正视二者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对于中世纪和古代史的科学性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中世纪”概念的萌生正是建立在对此种历史分期方法予以否定的基础上的。在11～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以佛罗伦萨、威尼斯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国家萌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无论在经济贸易的繁荣富庶，还是在科学文化的昌明进步方面都走在了欧洲诸国的前列。这些城市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经贸发展的需要，竭力反对来自北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干涉和掠夺，因而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乃是上帝属意的统辖世界的大帝国的说法和主张极为反感，因为这种说法和主张将为德意志皇帝干涉和掠夺意大利提供理论依据。在意大利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Bruni）、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等人文主义者对“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和修正，他们认为古代罗马人是当今意大利人的祖先，他们为自己祖先所取得的古典成就而深感自豪，并且认为由异族（法去兰西人、德意志人）祖先（法兰克人、德意志人）所主导的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自己先人所创罗马帝国的继续。他们认为在日耳曼蛮族的侵扰之下，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它从未在意大利抑或德意志复兴。此外，布鲁尼和比翁多还非常赞同彼特拉克的观点——自5世纪至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由异族政权所主导的欧洲一直被尘封在文明退步的黑暗之中，直至意大利半岛诸城市国家的崛起，欧洲才开始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对于同时代意大利人的这一成就，他们深感自豪。尽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有关“中世纪”黑暗的论断已经遭到了后世众多学者的质疑，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中世纪与古代史之间的历史界限，相较于“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次，“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其撰史结构原则是根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某些神学论断演绎出来的，这种盲目依据神学论断解释并呈现历史的方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以史就论、游谈无根的弊端。譬如，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它们与东方诸国的联系甚少，不似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那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统治兼顾东西方的多个民族，因此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世界帝国”的盛名似乎与它们的实际统治状况并不相符。为此，弗莱辛奥托充实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提出了帝国权力自东方向西方不断转移的观点。而以蒙特·索拉克特的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史家为了强调法兰克帝国统辖东西方的世界性，甚至虚构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故事情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古西欧史家在撰史的过程中赋予了四大帝国更替理论以“民族性”的内涵，基督教认为一切民族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无任何的差别可言。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世界的历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的世界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故而，基督教反对狭隘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并积极实践“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宗旨，信奉这一宗旨的基督教史家依照整体的世界史观撰写历史，事实上，四大帝国更替的理论本身就是建构在整体世界史观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构拟了四个前后相继的世界性帝国，它们受上帝之命统辖整个人类世界。中古西欧史家一方面努力实践整体的世界史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赋予其“民族性”内涵：
弗莱辛奥托将基督教神学和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他在圣奥古斯丁双城理论的基础上，把当时流行的上帝目的论和帝国史观精致地加以调和。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德意志人主导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上帝之城已经开始趋于融合，而他所处的时代——霍亨斯陶芬王朝已经将至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
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只有它才能担负起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他的世界史成为以后十九世纪西欧一些历史学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撰写世界史的先导。
此外，法兰克及德意志史家们认为查理曼加冕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从希腊人那里转移到法兰克人之手，这一观点与法兰克、德意志帝国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斗争遥相呼应。查理曼加冕后，尘世间同时出现了两个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一个是西方的法兰克帝国，双方围绕着究竟谁是古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及双方在现实的国际外交关系中孰高孰低的问题展开了诸多的政治外交斗争，甚至一度诉诸武力。法兰克及德意志史家们所建构的“帝国权力转移”论为本国的此类政治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话题工具，凸显了中古西欧史家以本民族、本国为撰史本位的民族情怀。中古时期的国家民族情感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前者以中古封建国家作为情感依托的载体，而后者以具有主权属性的近代民族国家作为情感依托的载体。中古西欧的封建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不同，不似后者那样完全建立在否定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世界主权”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的基础之上。在法兰克时代和奥托时代的早期，大多数僧侣史家出身于世俗贵胄，他们以宫廷牧师和文书誊录者的身份为世俗君王效命并时常承担王命钦差和朝廷官员的职责。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中，他们首先是世俗皇帝的属臣，他们对罗马教宗的忠诚要受到对世俗皇帝的忠诚的约束和检验，他们对自己身为法兰克人和德意志人而深感自豪。如加洛林王朝末年的编年史家勒斋诺就以效法古代各民族史家为己任，立志为法兰克人撰写一部民族的历史。他在《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
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把他们时代的事迹书录传递下来，为我们所知晓，至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尽管它们距离现在更近，却是一种未曾打破的沉寂局面……我无法忍受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因为完全未被触及而悄然逝去，于是尽我所能地克服困难记载些许的事迹……
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中，中古西欧史家在思想认同上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身为教界人士，他们既对基督教的末世论和《圣经》中的启示性论断深信不疑；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上臣属于世俗皇帝，他们对世俗的国家民族也抱有浓厚的情感。在运用四大帝国更替理论撰史时，他们有意识地赋予了其“民族性”的内涵，把自己的母国设定为古罗马帝国的延续，并把本民族设定为最终完成上帝神定使命的民族。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四大帝国，罗马帝国，帝国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35-08
“四大帝国”更替的撰史结构原则源自于《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神学论断，是中古西欧史家编纂长时段“世界历史”时惯用的一种撰史结构原则。虽然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一定的共识，认为该原则存在着以经解史的弊端，是中古基督教史学附属于神学的一个鲜明例证，但对这一撰史结构原则在中古西欧世界的运用状况尚未予以较为全面的考察，尤其对该原则在运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特质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本文拟对该撰史结构原则在中古西欧世界的运用状况作一简略的探察和讨论。
一、“四大帝国”理论原则的由来
“四大帝国”的结构模式源自于《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圣经》中的预言家但以理曾以解梦的方式指出，人类的历史要经历四个阶段，其最后结果是走向一个永恒的天国。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记载，但以理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各有不同的形状。第一只兽像狮子，但有鹰的翅膀。第二只兽像熊，用两只后腿站立，牙齿间叼着三根肋骨。第三只兽像豹，背上有四个如乌翼般的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并被赋予权柄。第四只兽恐怖可怕，极其强壮……它有十个角。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但以理心中恐惧，走近一位侍立者，问这四只巨兽是何意思，他说这四只巨兽是指四个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国。现代学者们经过研究后认定《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形成于公元前168年至公元前165年，当时的犹太人掀起了反抗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的民族大起义，《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位参与起义的犹太人，他编造了四只怪兽的故事，企图以神谕启示的形式表明曾经统治犹太人的异族政权终将覆灭，犹太·马加比领导的起义将带领犹太人胜利复国，其中四只怪兽是亚述或迦勒底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四大帝国的隐喻。
事实上，帝国相继交替统治世界的观念和理论并非由《旧约圣经》的作者所独创，在基督教诞生一百多年前的近东、东地中海世界，这种观念和理论即已广为流传，如马库斯·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MarcusVelleiusPaterculus）曾提及：
埃米利乌斯·苏拉在他的罗马大事记（Chronology）中曾经言道：“亚述人最先握有了统辖众民族的权力，之后是米底人，再之后是波斯人，其后则是马其顿人。再之后，两位马其顿血统的国王腓力和安条克三世被彻底征服，不久后随着迦太基的覆灭，（掌控世界）的至高权力转归罗马人所有。”
埃米利乌斯·苏拉大约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初，其时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已经经历了数千年之久的文明旅程，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各个区域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颇为热络频繁，早已打破了先前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发展的封闭状态，但由于亚述、波斯、马其顿等大帝国的相继崛起，近东、东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此外，在公元前2世纪的布匿战争中，罗马已经取得了压倒强敌迦太基的决定性胜利，转而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东方并在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彻底击败了东部强敌马其顿，于是埃米利乌斯·苏拉有感而发，认为统治“世界”的至高权力已转归罗马人所有。到1～2世纪，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而且随着国内长期内战的结束以及元首制度的确立，帝国境内长期安定，经济、文化、法律、建筑等各项事业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历史阶段被世人称誉为“罗马和平”时期，因此，某些异教著作家认为罗马帝国是接续近东四大帝国统治的第五大帝国，而且它比之前的四大帝国更为强盛和优越，如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索斯在他的《罗马古事记》（Roman Antiquities）中写道：
无论谁想要关注众城邦及国度连续而起的霸权的话，对于它们的叙述需要追溯至往昔，对各个国度予以探索和综合比较，以确定究竟哪一国度拥有了最为宽广的疆域并在和平及战争状况下取得了最为耀眼的成就，那么他将会发现罗马人的霸权远远超越了此前记载的所有帝国。
狄奥尼索斯然后具体叙述了亚述、米底、波斯和马其顿是如何不及罗马的。阿庇安在他的《罗马史》序言中也把罗马作为了超越此前四大帝国的第五大帝国加以赞美：
迄今为止尚无一个帝国在幅员和存续时间上能够与罗马相比。……亚述、米底、波斯存在的时间合在一起不及900年，而罗马如今已达到了900年，而且鄙人认为他们的幅员不及罗马的一半……亚历山大帝国在幅员、军队以及征服事业的成功和速度方面都是值得推崇的，而且这一帝国也存有少许的企图心——疆域无远弗届、成就越古绝伦，但它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就仿佛一簇一闪即灭的亮光。
罗马帝国的异教著作家们所宣扬的帝国相继交替统治世界的理论是以“亚述、米底、波斯、马其顿、罗马”五大帝国作为序列，这与但以理梦中四只巨兽从大海中伏出的启示有所出入，故而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早期的基督教史家们在对异教的帝国交替理论予以继承的同时，也对其中的帝国序列进行了调整，以求与但以理梦中的启示相吻合，于是米底被基督教史家们从帝国序列中删除，从而形成了“亚述或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交替统治世界的新序列，这一“四大帝国”的理论一直被中世纪的史作家们所继承。米底之所以被基督教史家们从帝国序列中删除或许是由于这一帝国与基督教圣事之间的关联甚少，《旧约圣经》以古代犹太人的历史作为记载的主线，由于犹太人曾经遭受过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的统治，《旧约圣经》中存在着许多有关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记载，而对于米底王国的记载却很少。基督教史学兴起后，《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犹太人的神圣历史被基督徒视为基督教的前事而备受重视，因而早期基督教史家在构造四大帝国序列时删除了米底，把亚述或巴比伦、波斯以及与罗马帝国存在着直接交替关系的马其顿帝国保留了下来，于是他们和早期基督教史家生活时代的帝国——罗马帝国一同构成了基督教史学的四大帝国序列。4世纪的拉丁教父哲罗姆不仅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还为之作注，他把《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两则梦幻启示——尼布甲尼撒二世梦到的一座金头、银胸、铜腿、铁足的纯金雕像和但以理梦到的从海中伏出的四只巨兽解释成人类世界将要经历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将一直持续至世界的末日，雕像半铁半泥的脚和第四只巨兽的十个犄角被哲罗姆解释成罗马帝国将分裂成若干个小的王国。哲罗姆认为各路蛮族对于罗马帝国的侵扰是人类世界正在走向没落和衰亡的标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耶稣为王的“上帝之国”的到来已为时不远。 二、法兰克史家“四大帝国”
结构原则的运用
3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霍诺留里乌斯和阿尔卡迪乌斯分治东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在位的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蛮族将领奥多维克废黜，由爱德华·吉本确立的近代以来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395年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是帝国的完全分裂，476年罗慕路斯的退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这一观点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遭到了布赖斯（Bryce）、孚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蒙森（Mommsen）等学者的质疑。但无法否认的是在476年至9世纪这段时期中，地中海世界无论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裂变，一方面拉丁化西方和希腊化东方都实现了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纪封建制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拉丁化西方和希腊化东方都已跨越了文明裂变的临界点，各自形成了特有的中世纪文明发展模式。然而，这些深刻的历史变化并未被当时的人们所承认，476年之后，罗马帝国统一和长存的观念仍长期根植于地中海世界各阶层人民的心目中。例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高卢，人们依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君主是统辖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皇帝，而克洛维等日耳曼蛮族首领只不过是拜占庭皇帝的属臣罢了。维埃纳主教阿维都斯（Avitus）在庆贺克洛维受洗的贺信中称：
东方（指拜占庭皇帝）应该感到庆幸自己凭依信仰任命了我们现在的君主。
墨洛温时代的法兰克史家在自己的史作中并没有呈现出古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之间的历史分期，476年之后的历史被统统划归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从罗马帝国开始直至法兰克时代的历史都是连着的，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一卷第四十八节中并列使用了阿尔卡迪乌斯和霍诺留里乌斯两位皇帝的纪年，表明格雷戈里并没有认同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观点。《法兰克人史》中也并没有410年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城的记载，也没有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的记载，或许是因为格雷戈里把这些事件仅仅看成是罗马帝国暂时性的变乱，认为它们并未动摇“罗马帝国”存在的根基，故而不值一提。由于《法兰克人史》以记叙高卢地方的历史作为主题，因而它的作者格雷戈里没有采用“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叙述亚述、波斯、马其顿的历史，但格雷戈里同样遵循了基督教史学预定性和启示性的原则，他把自己生活的历史阶段——“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视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后则是基督为王的“上帝之国”。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第十卷第二十五节中记载了高卢地区末世前的种种迹象：瘟疫、饥荒以及假基督、假先知的横行，这与《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末世前的景象如出一辙。
及至800年查理曼加冕，基督教神学家们预言的世界末日迟迟未曾到来，相反，在尘世中又出现了一个法兰克大帝国，它的版图囊括了西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它的国王查理曼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些新的历史变化为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解释法兰克帝国在但以理“四大帝国”梦幻启示中的地位？又应如何解释法兰克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和同时代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有的史家如结巴诺特克把法兰克帝国看成是一个新的上帝预定的、主宰世界的帝国，认为它并不是但以理梦幻启示中的第四只巨兽——“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代之而起的全新帝国。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记载，尼布甲尼撒二世曾经梦到了一个高大宏伟、极其明亮的塑像，有纯金的头、银的胸和臂、铜的肚腹和大腿、铁的小腿和半铁半泥的脚，但以理认为这塑像的金头、银胸和银臂、铜肚和大腿各自代表着一个帝国，铁的小腿也代表着一个帝国，它能击垮、打碎列国，正如铁能击垮、打碎一切，半铁半泥的脚表示那帝国后来分裂，铁和泥混杂在一起，表示那国的民族彼此混杂通婚，却不能团结，正如铁和泥彼此无法混合。显然，半铁半泥的脚隐喻的是“罗马帝国”，结巴诺特克依据但以理对于尼布甲尼撒二世梦幻的启示性解释，认为上帝在毁灭罗马帝国之后，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主宰世界的帝国。他在《查理曼事迹》（Deeds ofCharlemagne）开篇中写道：
当同时掌管各国命运和时间更序的全能的世界主宰把一座华贵的塑像——即罗马人——的半铁半泥的脚砸碎之后，他凭借卓越的查理的双手在法兰克人中间树立起另外一座毫无逊色的塑像的精金头颅。他已经开始唯我独尊地统治着世界的西部……
结巴诺特克对法兰克帝国的认识与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不符，如果法兰克帝国是一个取代罗马帝国的新帝国，那么，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人类将要经历“五大帝国”的统治。于是，加洛林时代的某些基督教史家否认法兰克帝国是一个全新的帝国，他们依据帝国权力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理论，认为法兰克时代仍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段，只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从古罗马人那里转移至拜占庭人并最终转移至法兰克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古罗马、拜占庭、法兰克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新旧帝国之间的接替更续关系，而是同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在不同的王朝之间不断地变换转移。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在与东方的拜占庭皇帝争夺罗马帝国的法统继承权时，时常利用帝国权力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理论，如871年，皇帝路易二世曾命罗马教廷掌管图书典籍的官员阿塔纳西乌斯起草一份外交公函，这份公函以皇帝路易二世的口吻向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通报——希腊人已因他们的异端观点而丧失了“罗马人帝国”的地位：这一帝国地位因法兰克人的信仰纯正而转移至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史作家们也使用这一理论把同时代的法兰克帝国解释成古罗马帝国的继续，以此与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相契合。如维埃纳主教阿多信奉“罗马不灭论”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世界编年史中阐释了罗马帝统延续的线索，这个线索从奥古斯都一直延续至拜占庭皇帝，之后再延续至查理曼“这位有着法兰克蛮族血统的皇帝”。在西法兰克王国的末年，洛布斯修道院住持法尔昆在他的《洛布斯历代住持传》中叙述了自亚述至罗马等一系列世界性帝国的交替延续，法尔昆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罗马帝国由法兰克人的国王们统治，因为法兰克人愿意保卫教会并保护修道院，上帝赋予了他们统治罗马帝国的权力。中世纪的史作家、神学家们与早期的基督教徒不同，他们并不像后者那样热切地期盼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备受世俗政权——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因而企盼世俗的罗马帝国能够早日灭亡，基督为王的“上帝之国”能够尽早建立从而解救他们脱离苦海。而中世纪的史作家、神学家们大多属于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既得利益阶层，对他们而言，世界末日的来临不仅意味着世俗权力的终结，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享受幸福的世俗生活，因而他们希望能够延迟世界末日的来临。于是，加洛林时代的某些神学家们援引圣保罗《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测，把法兰克帝国幻想成拖延“敌基督”到来，推迟世界末日来临的力量，蒙蒂埃朗代的阿德松（Adso of Montierender）就曾断言：罗马帝国在法兰克君主们的治理下得到了延续，他们正努力地拖延“敌基督”的来临。法尔昆在其史作序言的结尾处也表达了类似的心愿：如果法兰克人持续侍奉上帝并继续支持教会的事业，他们的统治为什么不能够延续至永远呢？另外，在10世纪的法兰克世界还广泛流传着“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根据这一传说，“敌基督”的到来将受到“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阻挡，这位皇帝将再次统一整个罗马帝国并统辖整个世界。“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可能源自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7世纪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穆斯林崛起于阿拉伯半岛，他们狂飙般地进攻令拜占庭人胆战心惊，一位被称为“伪美多德”（Pseudo-Methodius）的叙利亚人被阿拉伯穆斯林的威胁所深深触动，他在《末日启示》中写道：阿拉伯穆斯林对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征服表明上帝在对罪人施以惩罚，同时也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他向虔信的基督徒们许下诺言，未来一位类似弥撒亚的统治君王将会出现，他愤怒和暴怒的火焰将喷向那些否认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位最后的“罗马人的国王”将驱逐异教徒，恢复教会的荣光，皈依那些不信教的人并在人类历史结束之前开创一个和平的新时代。8世纪时，“伪美多德”拉丁文的《末日启示》曾在西欧大地广泛流传并有可能催生了“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的神话传说，这一神话传说把法兰克君王奉为阻挡“敌基督”到来并统一整个罗马帝国的世界皇帝，不仅满足了当时的神学家、史学家们延缓世界末日到来的需求，而且也解决了法兰克帝国存在的神学合法性问题，使人们能从神学的角度恰当地说明罗马帝国的统治权是因何原因方才转移到法兰克君主的手中。10世纪意大利的编年史家蒙特·索拉克特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Mount Soracte）在这一神话传说的影响下，将查理曼认定为“最后一位世界皇帝”并在他的《编年史》中虚构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故事情节，以迎合“最后一位世界皇帝”皈依异教徒，重新统一和统辖整个世界的神话内容，这是第一部描述查理曼远行东方的史作，它讲述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许多传奇故事，查理曼甚至把耶路撒冷纳入到他的管辖权之下并向圣墓献祭，在载誉归来的时候，他又把圣骨一同带回了西方并接受了罗马民众的欢呼喝彩。 探讨军机处设立效果时，教师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短期效果，还要引导学生看到长期效果，在教学中借助史料、历史细节呈现、中西对比的方式，可以将军机处设立效果全面展现出来，进而有助于培养学生历史的、发展的看待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进而提高历史理解能力。
首先，军机处的设立初步解决了西北用兵的问题。补充下列材料，可以呼应教材所说的“解决西北用兵”的这一直接动机：
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经过长达五年的反复交涉，双方划定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区界限，准噶尔部保证喀尔喀蒙古不越过扎卜堪地方。此后双方维持了近20年相安无事的局面。
其次，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君主专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教材虽然图文并茂地强调了这个效果。但仅凭此信息不能深入理解军机处设立与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之间的关系。因此，教师需要从历史细节人手，走进军机大臣，了解其工作状态，帮助学生理解军机处设立的结果就是皇权不受任何限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一般来说，军机大臣寅初（凌晨3时）人值，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官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等到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到了辰时（7—9点）军机大臣始入见，或不待辰时而先被召见。尽管每天都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机大臣拥有多大权势。以下史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信息：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无定员，由雍正特旨
選任。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因此人说军机处“无公署，无专官”。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咨询；参与军国大政的议论；面聆并按皇帝旨意，撰拟机要文书。军机处撰拟的上谕涉及核心机要的军国大事，不经由内阁，由朝廷直接寄出，又称“廷寄”，交由兵部驿站递相传送，极其迅速、机密。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
无定员、无专官、雍正特旨选任，说明了军机大臣的任命权和去留问题掌握在皇帝手中，以皇帝的喜好为标准和原则，这杜绝了官员权力过大危及皇权的潜在威胁。军机大臣的职责是“顾问咨询”，“面聆皇帝旨意”，撰写拟定机要文书，说明军机大臣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他们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此外，军机处办事效率高，保密性强，更方便皇帝集权。“对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军机处的设立正是君主有效控制信息通道，维护并强化君权的极佳手段。
《清史稿》中对军机处或军机大臣的工作也有论述：
即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军机处名不师古……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这些信息，向我们展示了军机大臣的职能只是承旨遵办，跪受笔录，对皇权没有任何限制。虽然“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但无论如何，“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军机处的设立，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雍正时期也成为康雍乾盛世的一个重要阶段。
再者，雍正设立军机处，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使得清朝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这是违背雍正皇帝主观动机的后果。运用对比的方法，呈现中西不同发展路向，更能加深对此的理解。在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皇帝严密控制的核心机要机构）的时代，英国完成光荣革命，颁布《权利法案》，也建立了英格兰银行，成立了伦敦股票交易所；在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时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出了三权分立，美国、法国宪法相继诞生。换句话说，当欧美各国处在向政治民主化、法律化，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之下，大清王朝还处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学习历史的目的之一是理解历史，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并能够以史为鉴。军机处设立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在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皇帝等多方利益的博弈中，雍正皇帝以其乾纲独断的魄力设立了军机处，初步解决西北问题，加强了皇权，出现了盛世。但当时世界发展大势已经开始奔向民主法治，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军机处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束缚士人思想最终逐渐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动机和效果并未实现完全统一，这是历史局限性使然。从军机处设立的动机和效果关系的阐释中，学生自然理解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并非易事。那么，借助分析军机处设立的动机和效果，学生如何触类旁通地分析中外其他改革或制度革新？如何正确认识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何实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统一呢？这就需要我们放眼长远，理解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家政治变革的社会背景等问题。
综上，运用史料论证、对比研究、心理分析、细节切入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多角度地分析行为的主观动机及客观效果，知道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思维方式，可以拓展其思维，提高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掌握动机和效果的思维方法，于提高历史理解能力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王秀青，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然而，从治史方法是否科学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把古罗马帝国与中古三大帝国连在一起的历史分期方法将会导致两种负面后果。
首先，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不承认中世纪与古代史之间的界限，故而无法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概念，由于把中世纪与古代史混同为一个历史时期，因而也就无法正视二者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对于中世纪和古代史的科学性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中世纪”概念的萌生正是建立在对此种历史分期方法予以否定的基础上的。在11～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以佛罗伦萨、威尼斯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国家萌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无论在经济贸易的繁荣富庶，还是在科学文化的昌明进步方面都走在了欧洲诸国的前列。这些城市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经贸发展的需要，竭力反对来自北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干涉和掠夺，因而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乃是上帝属意的统辖世界的大帝国的说法和主张极为反感，因为这种说法和主张将为德意志皇帝干涉和掠夺意大利提供理论依据。在意大利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Bruni）、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等人文主义者对“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和修正，他们认为古代罗马人是当今意大利人的祖先，他们为自己祖先所取得的古典成就而深感自豪，并且认为由异族（法去兰西人、德意志人）祖先（法兰克人、德意志人）所主导的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自己先人所创罗马帝国的继续。他们认为在日耳曼蛮族的侵扰之下，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它从未在意大利抑或德意志复兴。此外，布鲁尼和比翁多还非常赞同彼特拉克的观点——自5世纪至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由异族政权所主导的欧洲一直被尘封在文明退步的黑暗之中，直至意大利半岛诸城市国家的崛起，欧洲才开始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对于同时代意大利人的这一成就，他们深感自豪。尽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有关“中世纪”黑暗的论断已经遭到了后世众多学者的质疑，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中世纪与古代史之间的历史界限，相较于“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次，“四大帝国”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其撰史结构原则是根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的某些神学论断演绎出来的，这种盲目依据神学论断解释并呈现历史的方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以史就论、游谈无根的弊端。譬如，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它们与东方诸国的联系甚少，不似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那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统治兼顾东西方的多个民族，因此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世界帝国”的盛名似乎与它们的实际统治状况并不相符。为此，弗莱辛奥托充实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提出了帝国权力自东方向西方不断转移的观点。而以蒙特·索拉克特的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史家为了强调法兰克帝国统辖东西方的世界性，甚至虚构了查理曼远征东方的故事情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古西欧史家在撰史的过程中赋予了四大帝国更替理论以“民族性”的内涵，基督教认为一切民族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无任何的差别可言。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世界的历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的世界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故而，基督教反对狭隘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并积极实践“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宗旨，信奉这一宗旨的基督教史家依照整体的世界史观撰写历史，事实上，四大帝国更替的理论本身就是建构在整体世界史观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构拟了四个前后相继的世界性帝国，它们受上帝之命统辖整个人类世界。中古西欧史家一方面努力实践整体的世界史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赋予其“民族性”内涵：
弗莱辛奥托将基督教神学和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他在圣奥古斯丁双城理论的基础上，把当时流行的上帝目的论和帝国史观精致地加以调和。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德意志人主导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上帝之城已经开始趋于融合，而他所处的时代——霍亨斯陶芬王朝已经将至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
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只有它才能担负起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他的世界史成为以后十九世纪西欧一些历史学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撰写世界史的先导。
此外，法兰克及德意志史家们认为查理曼加冕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从希腊人那里转移到法兰克人之手，这一观点与法兰克、德意志帝国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斗争遥相呼应。查理曼加冕后，尘世间同时出现了两个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一个是西方的法兰克帝国，双方围绕着究竟谁是古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及双方在现实的国际外交关系中孰高孰低的问题展开了诸多的政治外交斗争，甚至一度诉诸武力。法兰克及德意志史家们所建构的“帝国权力转移”论为本国的此类政治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话题工具，凸显了中古西欧史家以本民族、本国为撰史本位的民族情怀。中古时期的国家民族情感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前者以中古封建国家作为情感依托的载体，而后者以具有主权属性的近代民族国家作为情感依托的载体。中古西欧的封建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不同，不似后者那样完全建立在否定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世界主权”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的基础之上。在法兰克时代和奥托时代的早期，大多数僧侣史家出身于世俗贵胄，他们以宫廷牧师和文书誊录者的身份为世俗君王效命并时常承担王命钦差和朝廷官员的职责。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中，他们首先是世俗皇帝的属臣，他们对罗马教宗的忠诚要受到对世俗皇帝的忠诚的约束和检验，他们对自己身为法兰克人和德意志人而深感自豪。如加洛林王朝末年的编年史家勒斋诺就以效法古代各民族史家为己任，立志为法兰克人撰写一部民族的历史。他在《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
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把他们时代的事迹书录传递下来，为我们所知晓，至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尽管它们距离现在更近，却是一种未曾打破的沉寂局面……我无法忍受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因为完全未被触及而悄然逝去，于是尽我所能地克服困难记载些许的事迹……
在政教二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中，中古西欧史家在思想认同上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身为教界人士，他们既对基督教的末世论和《圣经》中的启示性论断深信不疑；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上臣属于世俗皇帝，他们对世俗的国家民族也抱有浓厚的情感。在运用四大帝国更替理论撰史时，他们有意识地赋予了其“民族性”的内涵，把自己的母国设定为古罗马帝国的延续，并把本民族设定为最终完成上帝神定使命的民族。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