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猪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家畜之一，也是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自然物种。人类的祖先早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就有了捕捉小动物而食的习惯。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开始猎取大型野兽，以增加肉食的分量。然而，野兽的繁衍生息有一定的地域和季节限制，打猎并不能稳定地满足人类的肉食需求，况且捕猎野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危险。因此，驯养家畜便成为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相传，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野猪又称山猪，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非洲的森林、沼泽和草原，属杂食性动物，体格强壮，奔跑迅速，种类繁多，全世界有27个亚种，主要分为疣猪、大林猪、须猪、鹿豚4种。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国，至迟在9000年前就开始饲养家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一期出土遗存中就有家猪骨骼标本，时间距今9000年左右，这是目前可确认的国内最早的家猪。在广西桂林甑皮岩一个距今8000年以上的遗址，发现63头猪的躯体，年龄都在1岁半左右，这些猪显然是已被家养，而同时被宰杀的。此外，河北磁山、山东大汶口、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河南淅川下王岗、陕西西安半坡、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家猪骨骼化石。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出现成熟或改良的家猪品种“殷墟肿面猪”，是我国考古最早确认的家猪品种。可以说，猪的饲养与史前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同时的。

　　随着人们对野猪的驯养，家猪的体貌特征和生活习性与野猪渐行渐远。研究显示，动物被驯养后，要经过千年以上的时间，体态和骨骼才会有明显的变化。亚洲的野猪，其包含前脚的前躯约占全身的七成。从我国目前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塑猪文物来看，其前躯几乎占全身的一半，腹部明显下垂，肥胖的体态和现代家猪已十分相似，显然是长期圈养培育的结果。随着人类对猪的驯养，猪的前躯在身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如今的家猪，前躯只占三成，供肉分量大大增加。在历代出土的猪文物中可以明显看出其驯化轨迹。家猪体肥脚短，不能远行，又是杂食动物，可以喂饲人们吃剩的食物或不吃的蔬菜，颇适合农业社会的需要，故而至今都是人类饲养最为普遍的动物。
　　古人认为猪一身都是宝，用处良多，饲养可以致富，因此将其称为“乌金”。唐《朝野佥载》中记载，洪州（今南昌）“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此外，猪还有“乌鬼”“黑面郎”“黑爷”等称呼。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一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宋代《漫叟诗话》写道：“川人嗜此肉，家家养猪，杜诗谓‘家家养乌鬼’，是也。每呼猪则作‘乌鬼’声，故号猪为乌鬼。”唐代《云仙雜记》引《承平旧纂》：“黑面郎，谓猪也。”清末的贵族祭官则称活猪为“黑爷”。

　　从古至今，家猪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在养猪的漫长岁月中，古人也逐渐总结出许多方法，以大大增加饲养的经济价值。例如，中国至迟在商代，人们已经知道通过阉割猪可以增快其成肉的速度，缩短饲养时间，降低饲养成本。由于猪调节体温性能的不完善，人们通常将其饲养于通风良好的干燥地方，炎夏时还要有阴凉之处，避免烈日直接照射，因而将猪养于有遮盖的地方。同时，猪吃杂食，其粪便是很好的有机肥料，人们将猪饲养于自己所住的有屋檐的地方，与厕所为邻，便于肥料的收集。汉晋时期随葬用的许多猪圈模型多有栏墙，并连有茅屋。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猪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汉字的“家”，意指“宀”下有“豕”，寓意只有舍下养得起猪才称得上是有了家。《渊鉴类函》中称：“猪入门，百福臻。”一个“家”字，蕴含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黎民百姓共同尊崇的习俗与文化。
　　史前以猪头作陪葬品的习俗，在许多地区都盛行过。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力量和政治权威的象征。坟冢的“冢”字即是对葬猪习俗的形象写照。

　　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的灰坑中发现有成年个体的猪、狗骨分别堆于坑角，表明早在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埋葬猪骨。仰韶文化中亦有葬猪习俗，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中，有9座墓中人骨架及臂侧有猪獠牙;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中，在3座墓葬中发现有猪颌骨随葬;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灰坑中有猪骨架出土。大汶口文化早期还没有发现葬猪的遗存，但大汶口中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发现大量葬埋有猪骨、猪牙的遗存。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133座墓中，有43座共葬猪头96个，每墓1至4个不等，有的葬半只猪骨架，有的葬猪下颌骨、猪蹄和猪牙;宁阳堡头的全部大汶口文化墓葬，无一例外都采用猪头随葬;在邳州市刘林和邯郸涧沟则发现了专葬猪骨的灰沟和灰坑。位于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墓葬中，仅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3个遗址中所出土的猪下颌骨就达八九十块之多。长江流域的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普遍发现有随葬猪下颌骨的情况，其中，大溪文化墓葬中还有不少用猪牙制成的装饰品;东北地区的新开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有随葬野猪牙、猪头、猪骨架、猪脚骨的现象，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青铜时代所谓石棺墓文化，用猪骨随葬的现象更为突出，其中土城子墓葬90%的石棺盖上都散布着猪牙。历史学家王仁湘先生曾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葬猪的主要发现做了梳理，发现这一习俗的遗存大略以山东为中心，北达松辽，南逾长江，东濒大海，西至陕甘，呈现出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的特点。

　　兩汉以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迅速，猪在家畜饲养中的比例变得更大。受中国古代“事死如生”观念的影响，陶猪成为墓葬随葬明器中的重要种类。这些陶猪依然作为财富的象征，成为远古葬猪习俗的孑遗。而在葬玉习俗大为盛行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手握亦多用猪形器，富贵者用玉猪，一般百姓用石猪，其功用不仅是护尸防腐，还含有不让死者空手而去的意思。唐代中后期以后，很多墓葬里都出现了铁猪，均放置在墓室前二角上，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一直沿袭到元代。
　　猪世代陪伴人们的生活，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六畜之一。回望猪的驯化之路，探寻猪与人类相依相伴的历史足迹，可使人们升华对大千世界、万物生灵的思绪幽情，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对茫茫自然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