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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上，我被选举为中纪委委员。1988年春，我走上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岗位，主管全省的反腐败斗争，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自认工作是勤奋、敬业的，是在艰难曲折中度过的。总结起来，这十年主要做了六件事或者说打了六大战役，而且都是拉锯战、持久战，少有歼灭战。
第一，查处大案要案。就湖南来说，每年要处分几千名党员，清除一批腐败分子，挽回大量经济损失。从正面看，这是大成绩，但从反面看，发案率居高不下，涉案者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大，表明腐败的蔓延势头仍然强劲。第二，清理党政干部私建房，也叫清理摆在“大街上的腐败”。这是在价格双轨制（指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状态）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涉及数千名县以下干部。由于在清理中态度坚决，步骤稳妥，着眼于教育和解脱大多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这股歪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第三，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是在公有制土壤中滋生的毒瘤，许多人奉行“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的哲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制订规定，规范行为，加强检查，执行纪律外，我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对请客吃饭也要来一场革命》的文章。但是这场战役打了几年，却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此风不仅没有刹住，而且吃喝玩乐变成了一条龙，以致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如果有人再敢提出这个问题，人们会报以讽刺的微笑。第四，清理红包礼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红包逐步泛滥成灾，危害很大。为了整治这一腐败现象，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清理红包礼金的热潮，这项工作贯穿于我的整个任期。效果怎么样呢？很不理想。我退下来以后，我的后继者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但效果仍不理想。现在的红包已经不是开始时的几百元、上千元，而是上万元、数万元了。有的人对“红包”已不感兴趣，而热衷于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第五，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这股歪风主要表现在各个行业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在我的任期内几乎每年都发生数起因乱收费而酿成农民或其子女（学生）自杀的事件，因而引起全党重视，把乱收费列为反腐败的三项任务之一。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纠风办公室，对收费文件和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自上而下的专项治理，如农民减负，公路、教育乱收费等。这项工作时至今日效果如何？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以及治理公路乱收费效果较好外，其他均不理想。第六，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建设。面对腐败难以遏制的势头，我们探索治本之策，认真总结推广了“办事公开”、“岗位轮换”、“工程招标”、“经济评审”、“收支两条线”、“判罚分离”、“重大事项报告”、“礼品登记”等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办事公开”，又称“阳光行动”。经过大力提倡和推行，引起了全省上下的广泛注意。尽管如此，也只是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但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岗位的。一晃八年过去了，现在的反腐败形势如何呢？当然成绩可以讲出很多，党中央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广大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我认为，总的说来，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呈多发高发之势，或者说现在还看不到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什么”的问号总是萦回在我的心头。问题出在哪里？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旧体制上。体制上的障碍，才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有四个“结”，我们始终没有解开。我思考，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长时期保持比较廉洁的状况，根本条件有二：其一，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带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色彩的革命道德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大多数党员干部身上得以强化和维持；其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尽管没有效率，但确实消除了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现在，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了。党员干部已经恢复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道德，经济基础已经变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经济。要市场经济主体不寻租、不求利是不可能的。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另寻出路，在体制上做文章。目前尚未解开的“结”有以下四个：
一是权力越位。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之间是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的。这就是党政不分、党事不分、党企不分、党群不分和党社不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用很大力气解决上述问题，但效果不佳。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土壤和空间。因为管了太多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必然形成人民难以负担的庞大机构和人员。这是乱收费的总根源。机构人员不减，以乱收费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是无法解决的。这么多人要吃饭，财政又负担不起，只好把手伸向老百姓。机构繁多，权力界限不清，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二是反腐败主体错位。我们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腐败斗争，这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执政党的自律。不要忘记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而我们党是掌握绝对权力的执政集团，大量的腐败现象发生在党内，因而党内反腐败力量必然受到党内腐败分子的牵制或抵消。党内腐败保护主义盛行，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光靠党的自律是很不够的。这种局面不改变，就不可能有效地遏止腐败。出路何在？就是让人民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即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人民起来之日，才是腐败被真正遏止之时。遗憾的是现在人民的力量还没有显示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人民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他们一方面痛恨腐败，赞成反腐败，一方面又害怕腐败（惧怕贪官），不敢公开批评和监督政府。当他们的权利受到贪官侵害时，想到的不是民告官，而是不惜倾家荡产找关系、走后门，对贪官进行“打理”，以避祸消灾。这种状况不改变，反腐败从何谈起！
三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表面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系。但因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扬不够，其结果是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安徽省纪委在总结该省近年来不少县市区委书记因买官卖官而身陷囹圄的教训时说，是由于“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但必须进一步追问，党员为什么沉默？说穿了，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党员的沉默”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有问题。从横向上讲，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但至今没有找到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谁来监督党？我们的回答是人民，但是人民怎样对党实行有效的监督，好像至今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党领导人民，又要人民监督，真的能够统一起来吗？请问这种监督体制，真的能够遏制腐败吗？
四是教育失灵。这几年的一个事实使人不解，那就是教育竟与腐败成正比。这就说明，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卑躬屈膝，溜须拍马，作妇人状，以取得信任与提拔。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须以新的思路和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反腐败问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之路，下决心解开这几个“结”。这“就是民主”（毛泽东语），但不是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而是法治民主。历史证明，民主与腐败成反比，民主化的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越低。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人把民主与稳定对立起来，他们口头上讲民主，内心深处总认为搞民主会出乱子。这才真是“叶公好龙”。
概而言之，就是权力要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走民主化的道路，依靠权力结构性的制衡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去打好反腐败这一仗。
（作者系原中纪委委员，原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第一，查处大案要案。就湖南来说，每年要处分几千名党员，清除一批腐败分子，挽回大量经济损失。从正面看，这是大成绩，但从反面看，发案率居高不下，涉案者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大，表明腐败的蔓延势头仍然强劲。第二，清理党政干部私建房，也叫清理摆在“大街上的腐败”。这是在价格双轨制（指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状态）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涉及数千名县以下干部。由于在清理中态度坚决，步骤稳妥，着眼于教育和解脱大多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这股歪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第三，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是在公有制土壤中滋生的毒瘤，许多人奉行“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的哲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制订规定，规范行为，加强检查，执行纪律外，我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对请客吃饭也要来一场革命》的文章。但是这场战役打了几年，却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此风不仅没有刹住，而且吃喝玩乐变成了一条龙，以致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如果有人再敢提出这个问题，人们会报以讽刺的微笑。第四，清理红包礼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红包逐步泛滥成灾，危害很大。为了整治这一腐败现象，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清理红包礼金的热潮，这项工作贯穿于我的整个任期。效果怎么样呢？很不理想。我退下来以后，我的后继者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但效果仍不理想。现在的红包已经不是开始时的几百元、上千元，而是上万元、数万元了。有的人对“红包”已不感兴趣，而热衷于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第五，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这股歪风主要表现在各个行业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在我的任期内几乎每年都发生数起因乱收费而酿成农民或其子女（学生）自杀的事件，因而引起全党重视，把乱收费列为反腐败的三项任务之一。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纠风办公室，对收费文件和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自上而下的专项治理，如农民减负，公路、教育乱收费等。这项工作时至今日效果如何？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以及治理公路乱收费效果较好外，其他均不理想。第六，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建设。面对腐败难以遏制的势头，我们探索治本之策，认真总结推广了“办事公开”、“岗位轮换”、“工程招标”、“经济评审”、“收支两条线”、“判罚分离”、“重大事项报告”、“礼品登记”等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办事公开”，又称“阳光行动”。经过大力提倡和推行，引起了全省上下的广泛注意。尽管如此，也只是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但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岗位的。一晃八年过去了，现在的反腐败形势如何呢？当然成绩可以讲出很多，党中央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广大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我认为，总的说来，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呈多发高发之势，或者说现在还看不到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什么”的问号总是萦回在我的心头。问题出在哪里？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旧体制上。体制上的障碍，才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有四个“结”，我们始终没有解开。我思考，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长时期保持比较廉洁的状况，根本条件有二：其一，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带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色彩的革命道德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大多数党员干部身上得以强化和维持；其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尽管没有效率，但确实消除了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现在，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了。党员干部已经恢复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道德，经济基础已经变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经济。要市场经济主体不寻租、不求利是不可能的。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另寻出路，在体制上做文章。目前尚未解开的“结”有以下四个：
一是权力越位。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之间是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的。这就是党政不分、党事不分、党企不分、党群不分和党社不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用很大力气解决上述问题，但效果不佳。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土壤和空间。因为管了太多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必然形成人民难以负担的庞大机构和人员。这是乱收费的总根源。机构人员不减，以乱收费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是无法解决的。这么多人要吃饭，财政又负担不起，只好把手伸向老百姓。机构繁多，权力界限不清，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二是反腐败主体错位。我们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腐败斗争，这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根本上说，这只是执政党的自律。不要忘记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而我们党是掌握绝对权力的执政集团，大量的腐败现象发生在党内，因而党内反腐败力量必然受到党内腐败分子的牵制或抵消。党内腐败保护主义盛行，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光靠党的自律是很不够的。这种局面不改变，就不可能有效地遏止腐败。出路何在？就是让人民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即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人民起来之日，才是腐败被真正遏止之时。遗憾的是现在人民的力量还没有显示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人民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他们一方面痛恨腐败，赞成反腐败，一方面又害怕腐败（惧怕贪官），不敢公开批评和监督政府。当他们的权利受到贪官侵害时，想到的不是民告官，而是不惜倾家荡产找关系、走后门，对贪官进行“打理”，以避祸消灾。这种状况不改变，反腐败从何谈起！
三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表面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系。但因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扬不够，其结果是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安徽省纪委在总结该省近年来不少县市区委书记因买官卖官而身陷囹圄的教训时说，是由于“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但必须进一步追问，党员为什么沉默？说穿了，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党员的沉默”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有问题。从横向上讲，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但至今没有找到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谁来监督党？我们的回答是人民，但是人民怎样对党实行有效的监督，好像至今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党领导人民，又要人民监督，真的能够统一起来吗？请问这种监督体制，真的能够遏制腐败吗？
四是教育失灵。这几年的一个事实使人不解，那就是教育竟与腐败成正比。这就说明，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卑躬屈膝，溜须拍马，作妇人状，以取得信任与提拔。但是有的人看不到这些，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须以新的思路和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反腐败问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之路，下决心解开这几个“结”。这“就是民主”（毛泽东语），但不是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而是法治民主。历史证明，民主与腐败成反比，民主化的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越低。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人把民主与稳定对立起来，他们口头上讲民主，内心深处总认为搞民主会出乱子。这才真是“叶公好龙”。
概而言之，就是权力要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走民主化的道路，依靠权力结构性的制衡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去打好反腐败这一仗。
（作者系原中纪委委员，原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