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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所依赖的两个关键假设前提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
经济学中讨论最少而又在实践中最多见的，当属产业政策。检索新旧经济学文献，鲜有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而在现实经济中，却处处碰到产业政策名义下的行政干预。
从经济学理论可知，仅当外部效应、自然垄断、公共品或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有可能（而不是必然能够）补充市场之不足，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与所有这些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都不搭界，产业政策的拥护者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说法——通常是人们习以为常但又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作为产业政策的理论支持。
论证产业政策必要性的第一个说法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承袭了改革开放前“有计划、按比例”等旧信条的遗风。要想优化，必须知道什么是最优，否则就不知道往哪里优化。然而，最优产业结构是否存在，至今仍无定论。
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国民需求偏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制度特征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矿产资源的蕴藏决定了中东各国石油业发达，中国则是世界第一大产煤国。由需求偏好导向，农业在欧洲以生产肉制品和乳制品为主，在中国则是粮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英国率先建立了保护产权的制度，所以第一个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结构大转变。产业结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经自然演化而形成，本无所谓优劣，当然也就谈不上调整和优化。
且不论最优的意义是什么，即使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政府能否认识到最优结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计划经济时代推行“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产业政策，历史证明，这一政策没有优化反而扭曲了产业结构，造成大量的资源错配与浪费。
产业政策的第二个说法叫做扶持支柱产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何谓支柱产业？从未有过明确的定义。在社会化分工异常发达的今天，每个行业都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识别支柱产业如同谈论人体各个器官的相对重要性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脊椎骨难道就比头骨更重要，应该作为支柱优先发展？同理，石油工业在什么意义上比农业更重要？航天航空是支柱，为什么占GDP40%的服务业就不是支柱呢？
退一步讲，就算存在着支柱产业，例如在世界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火车、电力、汽车、电子、计算机和信息产业，没有一个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在市场竞争中和良好的产权保护下，追逐利润的企业和个人开创和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从汽车业鼻祖亨利福特，到软件业巨人比尔盖茨，未曾听说有谁得到过产业政策的支持。
中国企业自身的经验也证明了一点，产业政策的效果起码是值得怀疑的。汽车行业长期执行向大厂倾斜的政策，今天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商竞争的，却并非重点扶持对象，而是当年无法享受优惠政策甚至受到限制的小型民营企业。再看家电、计算机、通讯设备、互联网等行业，在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中，又有哪一家是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
产业政策的第三个说法是纾解瓶颈制约和控制产能过剩。实际上，以此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既无必要，也不会奏效。凡供应短缺之处，必有价格的上涨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在利润的吸引下，更多的厂家进入，扩充产能，消除短缺。反之，当产能过剩时，利润随价格下跌，厂商退出，供给减少，无需政府干预，市场自动恢复供需均衡。
市场化的调整常给人们留下“盲目”和“浪费”的印象，殊不知有意识地通过产业政策进行主动调控，效果可能更糟。前些年政府担忧装机容量过剩，严控电厂投资，未曾想经济增长加速，电力供应不足，到处拉闸限电，产业政策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供需失衡。
产业政策的失败，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上。政府统一安排生产，结果是供需严重脱节，一方面消费品短缺，另一方面没有需求的工业品积压在仓库中，反映为宏观指标，新增存货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左右，最高时达到13%。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经济改革的展开，市场在衔接供需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存货对GDP的比率不断下降，进入本世纪已低于2%。
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标。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经济学中讨论最少而又在实践中最多见的，当属产业政策。检索新旧经济学文献，鲜有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而在现实经济中，却处处碰到产业政策名义下的行政干预。
从经济学理论可知，仅当外部效应、自然垄断、公共品或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有可能（而不是必然能够）补充市场之不足，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与所有这些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都不搭界，产业政策的拥护者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说法——通常是人们习以为常但又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作为产业政策的理论支持。
论证产业政策必要性的第一个说法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承袭了改革开放前“有计划、按比例”等旧信条的遗风。要想优化，必须知道什么是最优，否则就不知道往哪里优化。然而，最优产业结构是否存在，至今仍无定论。
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国民需求偏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制度特征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矿产资源的蕴藏决定了中东各国石油业发达，中国则是世界第一大产煤国。由需求偏好导向，农业在欧洲以生产肉制品和乳制品为主，在中国则是粮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英国率先建立了保护产权的制度，所以第一个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结构大转变。产业结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经自然演化而形成，本无所谓优劣，当然也就谈不上调整和优化。
且不论最优的意义是什么，即使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政府能否认识到最优结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计划经济时代推行“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产业政策，历史证明，这一政策没有优化反而扭曲了产业结构，造成大量的资源错配与浪费。
产业政策的第二个说法叫做扶持支柱产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何谓支柱产业？从未有过明确的定义。在社会化分工异常发达的今天，每个行业都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识别支柱产业如同谈论人体各个器官的相对重要性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脊椎骨难道就比头骨更重要，应该作为支柱优先发展？同理，石油工业在什么意义上比农业更重要？航天航空是支柱，为什么占GDP40%的服务业就不是支柱呢？
退一步讲，就算存在着支柱产业，例如在世界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火车、电力、汽车、电子、计算机和信息产业，没有一个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在市场竞争中和良好的产权保护下，追逐利润的企业和个人开创和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从汽车业鼻祖亨利福特，到软件业巨人比尔盖茨，未曾听说有谁得到过产业政策的支持。
中国企业自身的经验也证明了一点，产业政策的效果起码是值得怀疑的。汽车行业长期执行向大厂倾斜的政策，今天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商竞争的，却并非重点扶持对象，而是当年无法享受优惠政策甚至受到限制的小型民营企业。再看家电、计算机、通讯设备、互联网等行业，在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中，又有哪一家是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
产业政策的第三个说法是纾解瓶颈制约和控制产能过剩。实际上，以此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既无必要，也不会奏效。凡供应短缺之处，必有价格的上涨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在利润的吸引下，更多的厂家进入，扩充产能，消除短缺。反之，当产能过剩时，利润随价格下跌，厂商退出，供给减少，无需政府干预，市场自动恢复供需均衡。
市场化的调整常给人们留下“盲目”和“浪费”的印象，殊不知有意识地通过产业政策进行主动调控，效果可能更糟。前些年政府担忧装机容量过剩，严控电厂投资，未曾想经济增长加速，电力供应不足，到处拉闸限电，产业政策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供需失衡。
产业政策的失败，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上。政府统一安排生产，结果是供需严重脱节，一方面消费品短缺，另一方面没有需求的工业品积压在仓库中，反映为宏观指标，新增存货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左右，最高时达到13%。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经济改革的展开，市场在衔接供需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存货对GDP的比率不断下降，进入本世纪已低于2%。
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标。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