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进门处一只略显老旧的单人沙发，靠窗一张办公桌，桌上散乱地堆放着纸笔、文件夹等办公用品。这是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张银俊的办公室。前天晚上和同事们熬夜加班，她刚刚在这张沙发上凑合过了一夜。
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这套房产，原本是张银俊的私人住宅，现在是青爱工程大本营。十来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处理青爱工程各类日常事务。
青爱工程全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致力于向青少年普及性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方面的知识并提供相应的帮助。通过在全国幼儿园、大中小学援建青爱小屋，培养师资力量、举办讲课、电影放映等多样化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性健康教育，“从源头上解决艾滋病的问题”。
这段时间是青爱工程办公室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今年是青爱工程成立第10年，又赶上世界艾滋病日临近，青爱工程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也即将召开。各部委领导、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代表等近300人将参加座谈会，规模相比上一届扩大近一倍。“很忙，也很高兴，但总算是看到成果了。”张银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会务细节，难掩兴奋之情。在她看来，会议规模、参会领导级别、媒体关注度，都表明“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这一话题如今受重视的程度。
张银俊聊起青爱工程，讲到高兴处直挥右手。她是青爱工程创办者之一、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青爱工程创办于2006年，原来简称为青艾工程。后来在形象大使白岩松的建议下，将青艾工程改为“青爱工程”。
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超过1万例的省份有15个。
中国目前有约3亿在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今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已超过90%。在性知识普遍缺乏的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是艾滋病感染的三大途径。但在中国的青少年教育中，性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话题。青爱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在学校里创办青爱小屋，系统地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
他们在每所合作学校建起一间青爱小屋，配备一名专业老师进行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等教育。老师是从小屋所在学校选拔而来的。青爱工程办公室负责组织对老师们进行系统知识培训，再由这位老师向学生们传播相关知识。
除此之外，青爱工程还要募集社会资金，帮助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工艺慈善理念培育等，对部分艾滋孤儿及家庭进行救助。
一般来说，建立一间青爱小屋需要5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教学设备、教材等。小屋环境和条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席之地，为学生开展性健康知识讲座，帮助青少年学习性健康、性道德等相关知识。
青爱工程创办者之一、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摄影/张沫
青少年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教育，“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
但要堂而皇之进学校宣讲性健康教育，听上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青爱小屋和性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关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扁将其形容为“做窝”和“下蛋”。在李扁看来，最紧要的事情是要说服学校正式挂牌建起青爱小屋，有了这个“窝”，紧接着具体实施性健康和防艾教育、师资等“都不成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学校愿意建这个“窝”。即便青爱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多数学校第一反应也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性健康、艾滋病教育，他们第一反应是，‘这什么玩意儿？’”李扁回忆起曾遭遇的闭门羹，咧开嘴大笑起来。
张银俊曾在卫生部工作，积累了一些人脉。2006年前后，她曾在一家卫生系统的报刊担任主编。当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媒体和大众普遍将这一行为归因为大学生学习和就业压力大，而80后作为独生子女抗压能力又太弱。
但张银俊相信背后还有原因。她和同事一起做了一项关于北京自杀学生心理问题的调研。大量调研发现，自杀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而性问题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但所有的报道几乎都没有提及这一点。他们还发现，其中一位自杀学生留下来的资料表明，她怀疑自己很可能与一名外国人交往而患上了艾滋病。
这一调研结果触动了张银俊。“或许能做些什么。”她和长期研究性健康的朋友李扁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个社会组织，推动青少年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教育。
最初的工作是从张银俊当一名“说客”开始的。她还记得她最早游说学校开展青爱工程教育的经历。
那是在陕西榆林的一所大学。经由当地一位朋友引荐，张银俊带着青爱工程的画册，找到了这所大学的校长办公室。画册里有一堆教育界重要人物照片，其中有著名教育家许嘉璐的照片和签名，他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进中央主席，也是青爱工程总顾问。画册里还有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参加活动的照片。
张银俊心情忐忑去校长办公室敲门，校长还算客气地接待了她，可校长对张银俊说的青少年性健康、艾滋病防治这些话题完全没有兴趣。
刚说了两句，校长想打发张银俊走人。他告诉张银俊，学校的重点工作在学生学习和提供就业技能上，她所说的性健康、心理健康等种种问题，“在我们学校每年发生的比率非常非常低”。
“说完就是一副送客的表情。”张银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灵机一动，她突然问校长：“冒昧地问您一句，那么低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是发生在您孩子身上呢？是不是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了？”
校长愣了一下，呆了几秒钟，显然被她的话触动了，开始低头翻看摆放在面前的画册，随后和张银俊认真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表达了对青爱工程的赞赏，并打电话叫来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和张银俊对接具体合作事宜。
即便如此，和这位工作人员通了几次电话后，在这所学校开展青爱教育的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像这样即便有了些许眉目但最后又黄了的案例，在青爱工程推广的过程中“太多太多了”。
口才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张银俊说，她平时没这么能说，与人交流的时候，谈论到与青爱无关的话题，她的脑子经常自动调整到放空状态。但一涉及青爱，就能滔滔不绝说上半天不喘气儿。
她提起最近一次上台发言，主持人让她说两句，她抓着话筒不放下，反复解释青爱工程正在做的事情，并呼吁在场人士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我知道大家估计都急了，但我恨不得再说半个小时。”
张银俊喜欢用拧紧水龙头来打比方，这也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常对她说的话。“仅关注艾滋病本身远远不够，还得在 ‘防’字上下功夫。”张银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水龙头没有拧紧，水就永远停不下来。和苏凯琳一样，在各种能发言的公开场所，张银俊反复这样打比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去年宣布，全球有望在2030年前根除艾滋病。但要想彻底根除艾滋病，不仅要治疗，还需要做好预防工作。
这也意味着，在青少年中宣传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工作，对根除艾滋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建设青爱小屋面临另一个难题：寻找资金——这和所有社会组织、慈善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涉及性健康和艾滋病这些字眼，让筹钱的过程变得尤其艰难。学校避之不及，社会慈善资金同样很难流入这个领域。人们更愿意出钱挖一口水窖，建一所校舍、资助几个失学儿童，没有人愿意把钱花在性健康教育这样“虚无缥缈”的工作上，更不要说提起来就不那么好听的“艾滋病防治”。
按中华慈善总会规定，项目成立首先就需要一大笔资金。张银俊曾在卫生部工作，积攒了不少人脉，自信能找来一些钱。但当她游说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遭到几乎无一例外的嘲笑。
“谈艾色变”，她反复用这个词形容当时大家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三十来岁的女性，健康、漂亮，却张口就是艾滋病、性健康，“的确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张银俊笑着说。还有人送给她一个称号：黄博士。关系密切一点的朋友会问她，你要想做慈善，做点什么不好，非要做这个？
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工作开展起来常常捉襟见肘。李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次出差，顺便邀请一位行业内知名教授来北京开会，两个人在机场等飞机，喝了杯咖啡谈事情，最后李扁发现账是记在青爱工程上的。“当时就心疼得不得了。”
转变发生在近几年。张银俊坦言，随着艾滋病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现在出去寻找资金，相对容易很多。
从去年开始，河南省林州市每年财政投入300万资助青爱工程建设。2014年，林州市在12所小学建了青爱小屋，今年又增加了30所。据林州市市委书记王军介绍，2016年林州将再建成100所青爱小屋，到2017年将实现全市137所中小学全部建设青爱小屋。
这样的好消息让李扁尤其高兴。这意味着，他的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理想，正逐渐成为现实。
青爱工程创办十年，从建立到开展工作都面临重重困难和压力。但最终得以坚持做下来，张银俊认为，得益于它有一支打不垮的“核心团队”。她指了指坐在对面的男士，笑了，“就是李扁和我。”
大约在2004年，“性小康”一词突然爆红，并被某杂志评为年度热词。提出者是《公益时报》一名记者，正是李扁。李扁后来辞职，两年后成为青爱工程最早的倡导者。“一个是公共场合难以启齿的‘性’字，一个是当时喊得热火朝天的‘小康’二字，谁想到两者能联系在一起？”李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扁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他的圆眼镜不到一百元，稍微好点的衣服大多是朋友送的。在李扁的人生价值标尺中，追求物质财富没有多大意义，他的目标是以研究性健康为出发点，“影响足够多的人”。
2006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人大修订一下《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罪的内容，对卖淫嫖娼的有关规定也做出相应修改。一万多字，他称之为“万言书”。当然，他没有得到回应。这一年李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和张银俊创办青爱工程。
李扁形容自己是实干派。写字改变不了什么，还得“挽起袖子做事”。他认为中国人大多不懂性，青少年更缺乏性知识。“懂得性，最后才能懂得做人做事做爱。”
但“性健康”和“艾滋病”，在2006年还是难以放在台面上的话题。尽管学校大多开设生理卫生课，但是教学多是一笔带过。虽然青少年性健康问题常见诸报端，但很少引起重视。学校忙于应试教育，成绩和升学才是考核硬指标。
要吸引学生参加青爱小屋，首先需要家长们重视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在中国，性和艾滋病长期以来都是难以启齿的话题，缺乏相关知识的不仅仅是学生们。“这也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张银俊说。
每到一个新地方，类似的讲座常常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家长们堵在门口问：“我们是来上学的，学什么性健康，这不是教坏孩子们吗？”
张银俊如今早已对这类事情见怪不怪。改变观念从来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大环境的配合。而每建立起一座青爱小屋，“又为推动整个大环境贡献了一点力量。”
事实上，第一家青爱小屋早在2007年就已成立。地点在辽宁抚顺二中，由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出资援建，起名“白岩松号”。尽管小屋落成时曾引起一些关注，李扁坦言，抚顺二中的青爱小屋并未如期红火开展起来。 “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这是青爱小屋的目标。方法是由一座青爱小屋作为突破口，带动周边学校，并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逐渐形成规模。
李扁一度认为万间小屋的目标“实现不了了”。最困难的时候，他和张银俊都无数次想放弃。两人还是靠互相打气撑下来。
一封领导批示的信件经常被青爱工程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提到。
去年冬天，青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写了一封信，名为《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并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严隽琪转交中央领导。
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在信上作出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至此，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之间的关系被明确提出来。而在此前，人们虽然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但普遍认为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并无太多关系。
今年8月，国家教育部和卫计委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强调要将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把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这正是青爱工程多年的工作重点。
性健康、艾滋病正逐渐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如今，全国二十多个城市、665所学校挂牌建立了青爱小屋，包括不挂牌的小屋在内，共有上千所青爱小屋。仅云南省就从2012年起，从6所起步，发展到185所。到目前为止，青爱小屋项目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性健康教育老师。他们每年定期接受专业培训，再将学习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
张银俊回忆，最早，青爱工程做活动邀请相关领导人出席，得到的反馈大多都是拒绝。但这次座谈会，很多人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来的部级领导不少，都表示支持。”
这意味着从民间到官方，人们从“谈艾色变”“谈性色变”，开始转变为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防艾话题。
创办第十年，青爱工程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但办公地点没变，办公条件仍然简陋。李扁还没有自己的工作间，他在会议室的一角开辟出一块区域，作为他的工作区。一些重要的信函、青爱工程的工作构想，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尽管离真正开办一万间青爱小屋还有不短的距离，李扁眼下似乎已经看到了希望。除性健康教育和防艾外，他还为青爱小屋设置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内容。青爱小屋将成为一个立体的学习基地，各方面内容彼此关联，“真正高效运转起来。”李扁说。
获奖理由
这是一个似乎并不为普通公众熟悉的名字，却在青少年中声名远播。自2006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已在全国20个省市、近千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开展，探索出一条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结合之路。一间间青爱小屋，成了学校里的快乐课堂。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是它的梦想。近十年来，它已悄然成为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的重要民间力量。
“青爱工程”
全称为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
2006年12月启动，原简称“青艾工程”，2009年改为“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主要通过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援建青爱小屋，从事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工作。
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这套房产，原本是张银俊的私人住宅，现在是青爱工程大本营。十来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处理青爱工程各类日常事务。
青爱工程全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致力于向青少年普及性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方面的知识并提供相应的帮助。通过在全国幼儿园、大中小学援建青爱小屋，培养师资力量、举办讲课、电影放映等多样化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性健康教育，“从源头上解决艾滋病的问题”。
这段时间是青爱工程办公室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今年是青爱工程成立第10年，又赶上世界艾滋病日临近，青爱工程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也即将召开。各部委领导、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代表等近300人将参加座谈会，规模相比上一届扩大近一倍。“很忙，也很高兴，但总算是看到成果了。”张银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会务细节，难掩兴奋之情。在她看来，会议规模、参会领导级别、媒体关注度，都表明“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这一话题如今受重视的程度。
张银俊聊起青爱工程，讲到高兴处直挥右手。她是青爱工程创办者之一、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避而不谈的话题
青爱工程创办于2006年，原来简称为青艾工程。后来在形象大使白岩松的建议下，将青艾工程改为“青爱工程”。
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超过1万例的省份有15个。
中国目前有约3亿在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今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已超过90%。在性知识普遍缺乏的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是艾滋病感染的三大途径。但在中国的青少年教育中，性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话题。青爱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在学校里创办青爱小屋，系统地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
他们在每所合作学校建起一间青爱小屋，配备一名专业老师进行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等教育。老师是从小屋所在学校选拔而来的。青爱工程办公室负责组织对老师们进行系统知识培训，再由这位老师向学生们传播相关知识。
除此之外，青爱工程还要募集社会资金，帮助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工艺慈善理念培育等，对部分艾滋孤儿及家庭进行救助。
一般来说，建立一间青爱小屋需要5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教学设备、教材等。小屋环境和条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席之地，为学生开展性健康知识讲座，帮助青少年学习性健康、性道德等相关知识。
青少年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教育，“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
但要堂而皇之进学校宣讲性健康教育，听上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青爱小屋和性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关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扁将其形容为“做窝”和“下蛋”。在李扁看来，最紧要的事情是要说服学校正式挂牌建起青爱小屋，有了这个“窝”，紧接着具体实施性健康和防艾教育、师资等“都不成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学校愿意建这个“窝”。即便青爱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多数学校第一反应也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性健康、艾滋病教育，他们第一反应是，‘这什么玩意儿？’”李扁回忆起曾遭遇的闭门羹，咧开嘴大笑起来。
不受欢迎的项目
张银俊曾在卫生部工作，积累了一些人脉。2006年前后，她曾在一家卫生系统的报刊担任主编。当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媒体和大众普遍将这一行为归因为大学生学习和就业压力大，而80后作为独生子女抗压能力又太弱。
但张银俊相信背后还有原因。她和同事一起做了一项关于北京自杀学生心理问题的调研。大量调研发现，自杀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而性问题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但所有的报道几乎都没有提及这一点。他们还发现，其中一位自杀学生留下来的资料表明，她怀疑自己很可能与一名外国人交往而患上了艾滋病。
这一调研结果触动了张银俊。“或许能做些什么。”她和长期研究性健康的朋友李扁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个社会组织，推动青少年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教育。
最初的工作是从张银俊当一名“说客”开始的。她还记得她最早游说学校开展青爱工程教育的经历。
那是在陕西榆林的一所大学。经由当地一位朋友引荐，张银俊带着青爱工程的画册，找到了这所大学的校长办公室。画册里有一堆教育界重要人物照片，其中有著名教育家许嘉璐的照片和签名，他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进中央主席，也是青爱工程总顾问。画册里还有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参加活动的照片。
张银俊心情忐忑去校长办公室敲门，校长还算客气地接待了她，可校长对张银俊说的青少年性健康、艾滋病防治这些话题完全没有兴趣。
刚说了两句，校长想打发张银俊走人。他告诉张银俊，学校的重点工作在学生学习和提供就业技能上，她所说的性健康、心理健康等种种问题，“在我们学校每年发生的比率非常非常低”。
“说完就是一副送客的表情。”张银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灵机一动，她突然问校长：“冒昧地问您一句，那么低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是发生在您孩子身上呢？是不是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了？”
校长愣了一下，呆了几秒钟，显然被她的话触动了，开始低头翻看摆放在面前的画册，随后和张银俊认真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表达了对青爱工程的赞赏，并打电话叫来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和张银俊对接具体合作事宜。
即便如此，和这位工作人员通了几次电话后，在这所学校开展青爱教育的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像这样即便有了些许眉目但最后又黄了的案例，在青爱工程推广的过程中“太多太多了”。
口才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张银俊说，她平时没这么能说，与人交流的时候，谈论到与青爱无关的话题，她的脑子经常自动调整到放空状态。但一涉及青爱，就能滔滔不绝说上半天不喘气儿。
她提起最近一次上台发言，主持人让她说两句，她抓着话筒不放下，反复解释青爱工程正在做的事情，并呼吁在场人士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我知道大家估计都急了，但我恨不得再说半个小时。”
谈“艾”色变
张银俊喜欢用拧紧水龙头来打比方，这也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常对她说的话。“仅关注艾滋病本身远远不够，还得在 ‘防’字上下功夫。”张银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水龙头没有拧紧，水就永远停不下来。和苏凯琳一样，在各种能发言的公开场所，张银俊反复这样打比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去年宣布，全球有望在2030年前根除艾滋病。但要想彻底根除艾滋病，不仅要治疗，还需要做好预防工作。
这也意味着，在青少年中宣传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工作，对根除艾滋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建设青爱小屋面临另一个难题：寻找资金——这和所有社会组织、慈善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涉及性健康和艾滋病这些字眼，让筹钱的过程变得尤其艰难。学校避之不及，社会慈善资金同样很难流入这个领域。人们更愿意出钱挖一口水窖，建一所校舍、资助几个失学儿童，没有人愿意把钱花在性健康教育这样“虚无缥缈”的工作上，更不要说提起来就不那么好听的“艾滋病防治”。
按中华慈善总会规定，项目成立首先就需要一大笔资金。张银俊曾在卫生部工作，积攒了不少人脉，自信能找来一些钱。但当她游说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遭到几乎无一例外的嘲笑。
“谈艾色变”，她反复用这个词形容当时大家对待艾滋病的态度。 三十来岁的女性，健康、漂亮，却张口就是艾滋病、性健康，“的确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张银俊笑着说。还有人送给她一个称号：黄博士。关系密切一点的朋友会问她，你要想做慈善，做点什么不好，非要做这个？
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工作开展起来常常捉襟见肘。李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次出差，顺便邀请一位行业内知名教授来北京开会，两个人在机场等飞机，喝了杯咖啡谈事情，最后李扁发现账是记在青爱工程上的。“当时就心疼得不得了。”
转变发生在近几年。张银俊坦言，随着艾滋病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现在出去寻找资金，相对容易很多。
从去年开始，河南省林州市每年财政投入300万资助青爱工程建设。2014年，林州市在12所小学建了青爱小屋，今年又增加了30所。据林州市市委书记王军介绍，2016年林州将再建成100所青爱小屋，到2017年将实现全市137所中小学全部建设青爱小屋。
这样的好消息让李扁尤其高兴。这意味着，他的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理想，正逐渐成为现实。
第一间青爱小屋
青爱工程创办十年，从建立到开展工作都面临重重困难和压力。但最终得以坚持做下来，张银俊认为，得益于它有一支打不垮的“核心团队”。她指了指坐在对面的男士，笑了，“就是李扁和我。”
大约在2004年，“性小康”一词突然爆红，并被某杂志评为年度热词。提出者是《公益时报》一名记者，正是李扁。李扁后来辞职，两年后成为青爱工程最早的倡导者。“一个是公共场合难以启齿的‘性’字，一个是当时喊得热火朝天的‘小康’二字，谁想到两者能联系在一起？”李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扁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他的圆眼镜不到一百元，稍微好点的衣服大多是朋友送的。在李扁的人生价值标尺中，追求物质财富没有多大意义，他的目标是以研究性健康为出发点，“影响足够多的人”。
2006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人大修订一下《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罪的内容，对卖淫嫖娼的有关规定也做出相应修改。一万多字，他称之为“万言书”。当然，他没有得到回应。这一年李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和张银俊创办青爱工程。
李扁形容自己是实干派。写字改变不了什么，还得“挽起袖子做事”。他认为中国人大多不懂性，青少年更缺乏性知识。“懂得性，最后才能懂得做人做事做爱。”
但“性健康”和“艾滋病”，在2006年还是难以放在台面上的话题。尽管学校大多开设生理卫生课，但是教学多是一笔带过。虽然青少年性健康问题常见诸报端，但很少引起重视。学校忙于应试教育，成绩和升学才是考核硬指标。
要吸引学生参加青爱小屋，首先需要家长们重视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在中国，性和艾滋病长期以来都是难以启齿的话题，缺乏相关知识的不仅仅是学生们。“这也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张银俊说。
每到一个新地方，类似的讲座常常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家长们堵在门口问：“我们是来上学的，学什么性健康，这不是教坏孩子们吗？”
张银俊如今早已对这类事情见怪不怪。改变观念从来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大环境的配合。而每建立起一座青爱小屋，“又为推动整个大环境贡献了一点力量。”
事实上，第一家青爱小屋早在2007年就已成立。地点在辽宁抚顺二中，由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出资援建，起名“白岩松号”。尽管小屋落成时曾引起一些关注，李扁坦言，抚顺二中的青爱小屋并未如期红火开展起来。 “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这是青爱小屋的目标。方法是由一座青爱小屋作为突破口，带动周边学校，并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逐渐形成规模。
李扁一度认为万间小屋的目标“实现不了了”。最困难的时候，他和张银俊都无数次想放弃。两人还是靠互相打气撑下来。
防艾与性健康教育结合
一封领导批示的信件经常被青爱工程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提到。
去年冬天，青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写了一封信，名为《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并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严隽琪转交中央领导。
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在信上作出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至此，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之间的关系被明确提出来。而在此前，人们虽然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但普遍认为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并无太多关系。
今年8月，国家教育部和卫计委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强调要将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把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这正是青爱工程多年的工作重点。
性健康、艾滋病正逐渐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如今，全国二十多个城市、665所学校挂牌建立了青爱小屋，包括不挂牌的小屋在内，共有上千所青爱小屋。仅云南省就从2012年起，从6所起步，发展到185所。到目前为止，青爱小屋项目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性健康教育老师。他们每年定期接受专业培训，再将学习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
张银俊回忆，最早，青爱工程做活动邀请相关领导人出席，得到的反馈大多都是拒绝。但这次座谈会，很多人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来的部级领导不少，都表示支持。”
这意味着从民间到官方，人们从“谈艾色变”“谈性色变”，开始转变为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防艾话题。
创办第十年，青爱工程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但办公地点没变，办公条件仍然简陋。李扁还没有自己的工作间，他在会议室的一角开辟出一块区域，作为他的工作区。一些重要的信函、青爱工程的工作构想，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尽管离真正开办一万间青爱小屋还有不短的距离，李扁眼下似乎已经看到了希望。除性健康教育和防艾外，他还为青爱小屋设置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内容。青爱小屋将成为一个立体的学习基地，各方面内容彼此关联，“真正高效运转起来。”李扁说。
获奖理由
这是一个似乎并不为普通公众熟悉的名字，却在青少年中声名远播。自2006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已在全国20个省市、近千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开展，探索出一条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结合之路。一间间青爱小屋，成了学校里的快乐课堂。创万间小屋、造万方福田，是它的梦想。近十年来，它已悄然成为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的重要民间力量。
“青爱工程”
全称为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
2006年12月启动，原简称“青艾工程”，2009年改为“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主要通过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援建青爱小屋，从事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