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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独自一人在东京，想找个人聊天，那就像当地人一样租一个朋友吧。租赁朋友有两条原则：不谈爱情，不借钱。此外，还需要做好迎接各种类型顾客的准备。有需要人陪着看电视的孤寡老人，需要有人提供约会建议的腼腆男孩们，需要有人陪逛街的胆小女孩们，还有那些只是想要一个能帮忙排队等7小时买新发售的运动鞋的朋友的年轻人。
天气闷热，我很烦闷，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尽管我刚从在“空中食宿（Airbnb）”网上房屋租赁平台上租来的社区房出来没走多远到这里吃咖喱。我看不懂菜单，甚至都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份菜单，或许是一本宗教的小册子或是一封勒索信。
这是我第一次来东京，已经汗流浃背的我因时差感到不适。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轻松愉快，这多亏了我的朋友雅致。雅致属于那种无限宽容，让人感到安心、温暖，似乎永远都可靠忠诚的人，至少在这90分钟内是，因为我为我们此刻的友谊付了酬劳。
雅致
雅致不是妓女，不是保镖，也不是演员和医生，或许她集所有这些身份于一身。雅致在“顾客朋友”（The Client Partners）公司做租赁朋友已经5个年头了。
此刻我的这位女伴正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咖喱，一边讲述着在我之前遇到的“顾客朋友”，其中不乏大公司的领导，他们又有钱又“智慧”，但却不善主动与人交往，雅致则会谨慎、耐心地帮他们摆脱这种困境。还有很多迷失在神秘社会学中的青春期少女，按照她们父母的要求，雅致只要和她们相处，做她们的一个可以陪伴在身边的27岁普通的大朋友。
雅致还曾被雇佣在丧礼上痛哭，在婚礼上造势，或者仅是当嘉宾充数。去年，一个中学生租用了她和其他20个姑娘，只是为了在Instagram上发一张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开怀大笑的照片。
起初，当我得知友谊在东京是可以租赁到的时候，只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古怪行为，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东京每天都有新嗜好被人们发掘出来。他们会出租猫，卖掉穿过的贴身内衣，把猫头鹰养在笼子里当宠物。
后来凡得知我想在东京给自己租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的人，都说我有点不切实际。雅致工作的这家租赁公司主要承接当地人的业务，但也并不排斥我这种孤单的外国游客，于是我雇了一名翻译，让她帮忙办成这件事。日本较为传统的生意还未曾引起过外国人的极大兴趣，但我后来才得知，租赁朋友这种新兴产业不再像以往的日本生意，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颠覆了过去。
抛开雅致在Instagram上发的宣传照片不说，她生意的主要来源是一些和普通人之间的“平凡”友谊 ：晚饭后闲聊；在一段漫长的倾诉中充当一名好的倾听者；陪见父母，装出一副你们早已坠入爱河而且打算马上结婚、根本不需要父母为你们担心的样子。
雅致曾是一名空乘，那种关照身边所有人的能力也成为她的特质。她穿着灰色短裙和米色宽松外套，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落肩长发。我笑的时候她也跟着笑，她想引起我的注意的时候会亲切地挽我的手臂。尽管这份工作没那么容易，雅致还是表现得既友善又不失礼数。
雅致平均每周都有大概15场“约会”，从早到晚没有固定的时间。身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女儿，她一直在试图让自己的父母相信她从事的这个相对较新的职业也是合法合理的正规工作。“这个行业收入是不错，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每两个小时大概能赚115美元，但公司要抽取一部分。”雅致说道。
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雅致放下手中的餐具解释说，这份工作可以帮助到那些真正孤独、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善于在网上或者工作中生活，但却不善于生活在现实中。”雅致一边说一边摆弄着手机。对于喜欢租赁朋友的人来说，能和一个友善的人保持情感联络能带来很多能量，即便这份友谊不得不被加上价格标签。
“难道和浪漫无关吗？”我问道。“毫不相干。”雅致回答。
租赁朋友有两条原则：不谈爱情，不借钱。此外，还需要做好迎接各种类型顾客的准备。有需要人陪着看电视的孤寡老人，需要有人提供约会建议的腼腆男孩们，需要有人陪逛街的胆小女孩们，还有那些只是想要一个能帮忙排队等7小时买新发售的运动鞋的朋友的年轻人。
雅致曾有一个“冒牌男友”，叫隼人，35岁，面临结婚生子的巨大压力。但这些对隼人来说八字还没一撇，他便打算制造一场骗局给父母一个交代。见家长被他的父母提上日程，他终于在雅致的帮助下撒下一个弥天大谎：雅致在他公司上班，他们已坠入爱河。他们熟悉了彼此的详细简历，甚至还排练了情侣间的怪癖。见家长的日子到了，神奇的是隼人的父母居然买了他们的账。很快，这种假冒关系又上升到了新阶段，他们要订婚的消息也传开了。
“太令人难为情了，”雅致说，“但当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隼人的父母，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时，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全是坏处。”但伪装出的美好总归是假的，这件事终究还是要落下帷幕。隼人终于伤心地告诉父母：雅致把事业看得高于爱情，已经被调到了另一个分公司。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午饭后，我和雅致在街上闲逛，我们的这段友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向北沿着满是广告大屏幕的交叉口走去，这里靠近涩谷地铁站，开怀大笑的年轻人们穿梭在各个商场之间，中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嬉笑打闹着，几乎所有人的T恤衫上都有各种另类的标语。这幅场景看起来像一部关于日本的宣传短片。
雅致说她的工作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络，这令她感到满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多人需要这项服务？
“为什么？”雅致说，“因为这是一个‘谎言’。”
由美
我的第二个租赁朋友由美，身材娇小，头上戴着的一顶男士软呢帽，这让她看起来更加小巧可人。由美英文说得不错，但她还是叫来了她的丈夫孝帮忙。他们是很有亲和力且行事低调的一对，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向周围人传达自己的温柔。下午天气潮湿，我们坐在一个又小又黑的居酒屋里。 我们享用着姜味猪，由美愉快地向我讲述着她从加入朋友租赁公司起遇到的各种有趣顾客。由美所在的朋友租赁公司已经创办6年，是日本最大的朋友租赁公司，在东京等地设有8个分公司，最近在大阪也成立了分公司。
曾有神秘作家要求由美为他朗读自己倾注10年心血完成的小说。还有人向她讲述自己年迈的父母的故事——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几个月的电子邮件。和雅致一样，由美也被雇佣参加过婚礼，只是她扮演的是新娘妹妹，而新娘真正的妹妹因为家族仇怨不能出席。新娘的妈妈也是租来的，她们两个“冒牌货”相处得还不错。
由美说除了这些较为有趣的经历外，大多数顾客需要的都只是简单的陪伴。她认为这种需求的出现受国家的深远影响。
日语中有个词叫做“gaman（我慢）”，粗浅地翻译就是坚持承受表面上看似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苦行僧主义。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日本价值观，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坚持严守。据世界卫生组织称，日本在遭遇福岛核事故后，国家遇到危机，人口下滑，老龄化加快，人们变得焦虑抑郁。因为工作劳累而死的人口明显增多，三分之一的自杀者都是因为过度工作。由美和孝说，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一直表现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想这就是雅致之前和我提到的“谎言”吧。
租赁朋友并不能神奇地治愈精神疾病，但或许至少可以成为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向我们倾诉自己的情感，”由美说，“人们不用担心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午饭后，我们在百元商店闲逛，一百日元可以买到一个落满灰尘的旧马克杯，一个个性的小猫雕塑，或者是一袋李子干。在地铁入口处，我们即将分道扬镳的时候，请人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种有趣的“亲密关系”呈现在照相机上——我们勾肩搭背，但好像都感到有点尴尬。由美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地址，还画了和自己帽子上一样的卡通图案。“照片寄给我！”她在后面写道。不管怎样，她表现得都好像这些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一样。
真希安倍
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周五早上，我出发前往目的地顾客朋友公司总部。顾客朋友公司总部在涩谷区一幢普通的办公楼里，很小但是通风的一个套房。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裁剪得像长袍一样的制服的圆脸女士，她叫真希安倍，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们谈论的不是这种奇怪需求的发展趋势，而是关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健康。
“在外人眼里，日本看起来是一个富有且幸福的国家，但事实上我们在精神上存在问题。”真希安倍说，她说话慢且有条理。“日本人十分好脸面，我们不知道如何发自肺腑地表达情感，不善于向他人寻求帮助。因此许多人孤独地和自己的精神问题相依相伴，而不是打开心扉，解决这些问题。”
我和真希安倍见面的时候互相鞠躬，但我们也握了手，后来她突然想到这件事。“在日本很多人很久都不握手了。当我们和顾客握手时，很多人都哭了。”
真希安倍说，问题不在于人们缺少朋友。Facebook和Instagram总是在不停地更新，你看起来有很多朋友可以随时分享快乐。问题就在于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我和戴着面具的我，二者之间存在的间隙就是我们所说的孤独。”
也许这位朋友租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能彻底地帮那些人解决问题，但起码可以帮他们发现自己精神上的裂缝，又或许至少可以证明这种精神危机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怎样，真希安倍想要改善这种危机，哪怕只是在短暂的一段人为关系中。分别时，真希安倍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她们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使这种服务不再被需要。”她回答道。
从真希安倍那里出来，我走在街头，清晨的绵绵细雨已经下大了。我在遮雨处观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淋雨回家。
开始我认为，租赁朋友这种行为会使我们误解真友谊的重要性，将这种模糊的关系牵引到商业领域，或许雅致和她的同事们就可以成功撇清自己的责任了。但后来我的这种想法有了改观。我和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朋友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最亲密无间的友谊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让我感到被忽视，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我可以和租赁朋友说任何想说的话，而且不用担心会伤害我们的友谊，因为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一笔金钱建立了关系的陌生人。在这段简单的关系中，没有对彼此的顾虑，因此能更容易地相处，愉快地倾诉。
佑介
我的租赁朋友佑介，头发蓬松，笑容憨厚，眼睛具有洞察力。这是我今晚要见的最后一位租赁朋友。只因为佑介性别为男，就可以使他在女性租赁朋友的海洋中显得特别。
白天，佑介在写字楼卖家具——他认为这是像做租赁朋友一样需要一套方法的一份工作：表达好奇心，先“打开”自己，抛砖引玉。尽管这些都是巧妙的手段，但佑介的确是个无忧无虑、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学生时代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磨练了自己，为人和善，善于和喜欢旅游的年轻人交往，乐于表达自己。
我们约好在代代木地铁站碰面，然后他带着我沿着一条黑暗潮湿的街道走去，我们来到一家日式烧饼的小店。几分钟后，他开始向我展示如何自己制作美味的烧饼。
和许多日本人一样，佑介每天工作10小时，晚上经常和同事们消遣娱乐吃饭喝酒，今晚可能因为我成了例外。我们谈论关于童年、友情和老龄化的话题。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或者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适应东京，又或者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男性，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聊着聊着，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些酒水，佑介说他“上班时间”不喝酒，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忘了他做这些都是出于职责，我为他所说的每句话支付酬劳，这一刻我才完全相信我们伪造出了所谓的友谊。
或许，他们的所谓真感情都是我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因为这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尽管金钱就摆在我们面前。或许生活就是五味杂陈的，或许情感可以用金钱买来，但同时也可能收获真感情。
最后要告别时，我们达成共识要保持联系，尽管我们可能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在那一刻这些对我们来说的确很重要。几周后，我才意识到我感激那晚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感谢那晚煎饼的香味和潮湿的人行道。年轻时的友谊总是更单纯，因为当你老了就会把事情都看得更复杂。多年以后，我会回想起那晚我曾在日本过的另一种生活，一个名叫佑介的卖家具的小伙子，他头发有些蓬松、为人和善，在东京成为了我的朋友。
[编译自俄罗斯《私家报道》网站]
天气闷热，我很烦闷，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尽管我刚从在“空中食宿（Airbnb）”网上房屋租赁平台上租来的社区房出来没走多远到这里吃咖喱。我看不懂菜单，甚至都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份菜单，或许是一本宗教的小册子或是一封勒索信。
这是我第一次来东京，已经汗流浃背的我因时差感到不适。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轻松愉快，这多亏了我的朋友雅致。雅致属于那种无限宽容，让人感到安心、温暖，似乎永远都可靠忠诚的人，至少在这90分钟内是，因为我为我们此刻的友谊付了酬劳。
雅致
雅致不是妓女，不是保镖，也不是演员和医生，或许她集所有这些身份于一身。雅致在“顾客朋友”（The Client Partners）公司做租赁朋友已经5个年头了。
此刻我的这位女伴正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咖喱，一边讲述着在我之前遇到的“顾客朋友”，其中不乏大公司的领导，他们又有钱又“智慧”，但却不善主动与人交往，雅致则会谨慎、耐心地帮他们摆脱这种困境。还有很多迷失在神秘社会学中的青春期少女，按照她们父母的要求，雅致只要和她们相处，做她们的一个可以陪伴在身边的27岁普通的大朋友。
雅致还曾被雇佣在丧礼上痛哭，在婚礼上造势，或者仅是当嘉宾充数。去年，一个中学生租用了她和其他20个姑娘，只是为了在Instagram上发一张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开怀大笑的照片。
起初，当我得知友谊在东京是可以租赁到的时候，只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古怪行为，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东京每天都有新嗜好被人们发掘出来。他们会出租猫，卖掉穿过的贴身内衣，把猫头鹰养在笼子里当宠物。
后来凡得知我想在东京给自己租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的人，都说我有点不切实际。雅致工作的这家租赁公司主要承接当地人的业务，但也并不排斥我这种孤单的外国游客，于是我雇了一名翻译，让她帮忙办成这件事。日本较为传统的生意还未曾引起过外国人的极大兴趣，但我后来才得知，租赁朋友这种新兴产业不再像以往的日本生意，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颠覆了过去。
抛开雅致在Instagram上发的宣传照片不说，她生意的主要来源是一些和普通人之间的“平凡”友谊 ：晚饭后闲聊；在一段漫长的倾诉中充当一名好的倾听者；陪见父母，装出一副你们早已坠入爱河而且打算马上结婚、根本不需要父母为你们担心的样子。
雅致曾是一名空乘，那种关照身边所有人的能力也成为她的特质。她穿着灰色短裙和米色宽松外套，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落肩长发。我笑的时候她也跟着笑，她想引起我的注意的时候会亲切地挽我的手臂。尽管这份工作没那么容易，雅致还是表现得既友善又不失礼数。
雅致平均每周都有大概15场“约会”，从早到晚没有固定的时间。身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女儿，她一直在试图让自己的父母相信她从事的这个相对较新的职业也是合法合理的正规工作。“这个行业收入是不错，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每两个小时大概能赚115美元，但公司要抽取一部分。”雅致说道。
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雅致放下手中的餐具解释说，这份工作可以帮助到那些真正孤独、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善于在网上或者工作中生活，但却不善于生活在现实中。”雅致一边说一边摆弄着手机。对于喜欢租赁朋友的人来说，能和一个友善的人保持情感联络能带来很多能量，即便这份友谊不得不被加上价格标签。
“难道和浪漫无关吗？”我问道。“毫不相干。”雅致回答。
租赁朋友有两条原则：不谈爱情，不借钱。此外，还需要做好迎接各种类型顾客的准备。有需要人陪着看电视的孤寡老人，需要有人提供约会建议的腼腆男孩们，需要有人陪逛街的胆小女孩们，还有那些只是想要一个能帮忙排队等7小时买新发售的运动鞋的朋友的年轻人。
雅致曾有一个“冒牌男友”，叫隼人，35岁，面临结婚生子的巨大压力。但这些对隼人来说八字还没一撇，他便打算制造一场骗局给父母一个交代。见家长被他的父母提上日程，他终于在雅致的帮助下撒下一个弥天大谎：雅致在他公司上班，他们已坠入爱河。他们熟悉了彼此的详细简历，甚至还排练了情侣间的怪癖。见家长的日子到了，神奇的是隼人的父母居然买了他们的账。很快，这种假冒关系又上升到了新阶段，他们要订婚的消息也传开了。
“太令人难为情了，”雅致说，“但当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隼人的父母，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时，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全是坏处。”但伪装出的美好总归是假的，这件事终究还是要落下帷幕。隼人终于伤心地告诉父母：雅致把事业看得高于爱情，已经被调到了另一个分公司。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午饭后，我和雅致在街上闲逛，我们的这段友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向北沿着满是广告大屏幕的交叉口走去，这里靠近涩谷地铁站，开怀大笑的年轻人们穿梭在各个商场之间，中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嬉笑打闹着，几乎所有人的T恤衫上都有各种另类的标语。这幅场景看起来像一部关于日本的宣传短片。
雅致说她的工作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络，这令她感到满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多人需要这项服务？
“为什么？”雅致说，“因为这是一个‘谎言’。”
由美
我的第二个租赁朋友由美，身材娇小，头上戴着的一顶男士软呢帽，这让她看起来更加小巧可人。由美英文说得不错，但她还是叫来了她的丈夫孝帮忙。他们是很有亲和力且行事低调的一对，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向周围人传达自己的温柔。下午天气潮湿，我们坐在一个又小又黑的居酒屋里。 我们享用着姜味猪，由美愉快地向我讲述着她从加入朋友租赁公司起遇到的各种有趣顾客。由美所在的朋友租赁公司已经创办6年，是日本最大的朋友租赁公司，在东京等地设有8个分公司，最近在大阪也成立了分公司。
曾有神秘作家要求由美为他朗读自己倾注10年心血完成的小说。还有人向她讲述自己年迈的父母的故事——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几个月的电子邮件。和雅致一样，由美也被雇佣参加过婚礼，只是她扮演的是新娘妹妹，而新娘真正的妹妹因为家族仇怨不能出席。新娘的妈妈也是租来的，她们两个“冒牌货”相处得还不错。
由美说除了这些较为有趣的经历外，大多数顾客需要的都只是简单的陪伴。她认为这种需求的出现受国家的深远影响。
日语中有个词叫做“gaman（我慢）”，粗浅地翻译就是坚持承受表面上看似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苦行僧主义。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日本价值观，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坚持严守。据世界卫生组织称，日本在遭遇福岛核事故后，国家遇到危机，人口下滑，老龄化加快，人们变得焦虑抑郁。因为工作劳累而死的人口明显增多，三分之一的自杀者都是因为过度工作。由美和孝说，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一直表现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想这就是雅致之前和我提到的“谎言”吧。
租赁朋友并不能神奇地治愈精神疾病，但或许至少可以成为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向我们倾诉自己的情感，”由美说，“人们不用担心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午饭后，我们在百元商店闲逛，一百日元可以买到一个落满灰尘的旧马克杯，一个个性的小猫雕塑，或者是一袋李子干。在地铁入口处，我们即将分道扬镳的时候，请人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种有趣的“亲密关系”呈现在照相机上——我们勾肩搭背，但好像都感到有点尴尬。由美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地址，还画了和自己帽子上一样的卡通图案。“照片寄给我！”她在后面写道。不管怎样，她表现得都好像这些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一样。
真希安倍
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周五早上，我出发前往目的地顾客朋友公司总部。顾客朋友公司总部在涩谷区一幢普通的办公楼里，很小但是通风的一个套房。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裁剪得像长袍一样的制服的圆脸女士，她叫真希安倍，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们谈论的不是这种奇怪需求的发展趋势，而是关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健康。
“在外人眼里，日本看起来是一个富有且幸福的国家，但事实上我们在精神上存在问题。”真希安倍说，她说话慢且有条理。“日本人十分好脸面，我们不知道如何发自肺腑地表达情感，不善于向他人寻求帮助。因此许多人孤独地和自己的精神问题相依相伴，而不是打开心扉，解决这些问题。”
我和真希安倍见面的时候互相鞠躬，但我们也握了手，后来她突然想到这件事。“在日本很多人很久都不握手了。当我们和顾客握手时，很多人都哭了。”
真希安倍说，问题不在于人们缺少朋友。Facebook和Instagram总是在不停地更新，你看起来有很多朋友可以随时分享快乐。问题就在于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我和戴着面具的我，二者之间存在的间隙就是我们所说的孤独。”
也许这位朋友租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能彻底地帮那些人解决问题，但起码可以帮他们发现自己精神上的裂缝，又或许至少可以证明这种精神危机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怎样，真希安倍想要改善这种危机，哪怕只是在短暂的一段人为关系中。分别时，真希安倍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她们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使这种服务不再被需要。”她回答道。
从真希安倍那里出来，我走在街头，清晨的绵绵细雨已经下大了。我在遮雨处观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淋雨回家。
开始我认为，租赁朋友这种行为会使我们误解真友谊的重要性，将这种模糊的关系牵引到商业领域，或许雅致和她的同事们就可以成功撇清自己的责任了。但后来我的这种想法有了改观。我和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朋友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最亲密无间的友谊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让我感到被忽视，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我可以和租赁朋友说任何想说的话，而且不用担心会伤害我们的友谊，因为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一笔金钱建立了关系的陌生人。在这段简单的关系中，没有对彼此的顾虑，因此能更容易地相处，愉快地倾诉。
佑介
我的租赁朋友佑介，头发蓬松，笑容憨厚，眼睛具有洞察力。这是我今晚要见的最后一位租赁朋友。只因为佑介性别为男，就可以使他在女性租赁朋友的海洋中显得特别。
白天，佑介在写字楼卖家具——他认为这是像做租赁朋友一样需要一套方法的一份工作：表达好奇心，先“打开”自己，抛砖引玉。尽管这些都是巧妙的手段，但佑介的确是个无忧无虑、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学生时代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磨练了自己，为人和善，善于和喜欢旅游的年轻人交往，乐于表达自己。
我们约好在代代木地铁站碰面，然后他带着我沿着一条黑暗潮湿的街道走去，我们来到一家日式烧饼的小店。几分钟后，他开始向我展示如何自己制作美味的烧饼。
和许多日本人一样，佑介每天工作10小时，晚上经常和同事们消遣娱乐吃饭喝酒，今晚可能因为我成了例外。我们谈论关于童年、友情和老龄化的话题。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或者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适应东京，又或者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男性，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聊着聊着，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些酒水，佑介说他“上班时间”不喝酒，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忘了他做这些都是出于职责，我为他所说的每句话支付酬劳，这一刻我才完全相信我们伪造出了所谓的友谊。
或许，他们的所谓真感情都是我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因为这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尽管金钱就摆在我们面前。或许生活就是五味杂陈的，或许情感可以用金钱买来，但同时也可能收获真感情。
最后要告别时，我们达成共识要保持联系，尽管我们可能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在那一刻这些对我们来说的确很重要。几周后，我才意识到我感激那晚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感谢那晚煎饼的香味和潮湿的人行道。年轻时的友谊总是更单纯，因为当你老了就会把事情都看得更复杂。多年以后，我会回想起那晚我曾在日本过的另一种生活，一个名叫佑介的卖家具的小伙子，他头发有些蓬松、为人和善，在东京成为了我的朋友。
[编译自俄罗斯《私家报道》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