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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广东省汕头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蔡宗泽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去年7月，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蔡宗泽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前一天，便有他家里被抄出大量现金的消息和图片开始流传，作为一名在2013年便已退休的官员，这无疑留给众人更多关注点。在对蔡宗泽的调查结果通报中，关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表述显得尤为刺眼。
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本文在表格中所列的落马或被审判的官员，都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有关。
蔡宗泽落马前，他在汕头任职期间的两名重要同僚也先后被查，其中之一的黄志光当时是汕头市委书记，后来在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任上落马。巧合的是，黄志光也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
警方在黄志光家中搜出7支枪支，根据其供述，枪是公安局有关人员送给其试用，因工作忙碌，一直没有时间上缴。不过，两名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的证人均表示没这回事。
判决书显示，1985年至1990年期间，黄志光分别购买了制式猎枪及制式气枪各一支，并在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了枪证，枪证有效期至1998年底。枪证到期后，黄志光一直将枪支放在住处非法持有。1995年至2002年期间，他又非法取得制式猎枪5支，干脆就没有办理枪证及持枪证。
警方在黄志光家中搜出7支枪支。
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李若虹和情妇居住的别墅内，被搜查出两支枪和数十发子弹。1996年，其情妇的胞弟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绥芬河口岸摊位花600元买了两支枪，李若虹还伪造了持枪证。
除了在非法渠道购买，赠送也是这些官员非法持有枪支的主要途径。1988年至2008年，河南省义煤集团原董事长武予鲁在没有持枪证的情况下，分别从他人处获取三支枪，其中包括一支重庆市长安机器制造厂生产的“虎头”牌猎枪，一支焦作市中州机械厂生产的“健卫”牌运动步枪。这些枪在武予鲁家中存放到2013年5月，他还交给原平顶山军分区一名领导保管;另一支长枪则交给朋友保管后被丢弃。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保是刘志军落马前，原铁道部被查处的重要官员，其被认为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关系密切。他非法持有枪支的来源，可以从他的二审刑事裁定书中找到答案——“向别人借的”。2007年，罗金保以去山西大同打猎为名，向朋友借来意大利产保莱塔A390型半自动猎枪一支、子弹250发，然后就一直存放在家里直到2011年被缴获。这枪，一借就是四年。
甚至有的落马官员手里的枪支弹药，就是从公职人员手里拿来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连子恒非法持有的10支枪和800余发子弹，来自于三门峡市原煤炭局局长雷建国。相对于普通民众，拥有公权力的官员似乎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枪支。而一些官员对枪支特有的“喜好”，也凸显出枪支管理的难度。
我国法律对枪支的管理十分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规定，公安、检察、海关等系统的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方可配备公务用枪。
除此之外，法律对于民用枪支的管理也做了明文限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狩猎场，可以配置猎枪;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因业务需要，可以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
即使官员的枪支只是保持非法持有的状态，依然会造成不可控的社会危害，有时权在手加上枪在手，酿造血案，往往成为全社会的痛点。
在此类案件中，最具恶名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的所作所为，为了阻止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受害女子揭發其犯罪行为，他持枪追杀并在居民区开枪杀人，抛尸时为泄愤又向其开枪射击，并用汽油焚尸灭迹。
公安机关勘查杀人相关现场时查获了他藏匿的转轮手枪、六四式手枪及49发子弹，还在他办公室内查获其非法存放的91枚雷管。2017年5月26日，赵黎平被执行死刑。
同样，赵黎平的枪支来源也引发各界关注。对此，警务器械专家表示，每支警用制式手枪都会有编号，并进行登记，装备材料局、公安部门会定时更新。警察在任期内可以长期使用，但退休后必须上交入库。同时，公安系统省厅一级干部会配备自卫手枪，赵黎平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时，应该配有自卫手枪。专家分析，赵黎平枪支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从边境买来的黑枪;二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缴获的枪支留着自用，没有上缴所以未予记录。
而另一名来自内蒙古公安系统的冯志明，非法持有4支枪，549发子弹。
有的官员是在落马后才被发现私藏枪支弹药，但有的人是玩枪玩出了事，直接被追究刑事责任，仕途也就戛然而止。2014年，福建武平县城厢镇原党委副书记修启开打猎时，误将一村民当做野猪击中致死。据死者家属说，枪伤不在要害处，应是负伤后失血过多而亡。据媒体报道，修启开在意识到误伤村民以后，没有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而是选择逃逸。事发后，在被刑拘前，修启开仍回镇政府正常上班。但在同事看来，他比平时更加内向沉默，“工作更认真努力了，但还是能看出来心里有事情”。
同年，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蒸湘分局公职人员肖卫东狩猎时误杀一名村民。死者家属称，有七八个人开着三辆车上山打猎，其中一辆车上写着“执法”。当时，这类案件受到媒体多方报道，官员非法狩猎这一“猎枪上的腐败”引发社会关注。2018年上映的电影《暴裂无声》中也有类似情节。
提到枪，总能让人想到影视作品中的江湖豪情、快意恩仇，不过电影归电影，现实是现实。在公开报道中，一些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落马官员也和“江湖”有联系，但这样的“江湖气”显然用错了地方。
在办理云南省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余麻约案件过程中，令专案组人员震惊的是，在其住处搜查出1支手枪和7发子弹。德宏毗邻缅甸，所辖5个县市中4个有边境口岸，特别是木材、玉石贸易的兴起，催生了大批靠边贸、走私、开设赌场等一夜暴富的人。余麻约与当地的企业家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
而武予鲁在疯狂受贿的同时，把枪支当成了自己的爱好，一方面用于自己鉴赏把玩，另一方面也用于自己的收藏，并美其名曰“防身”。
比起前二人，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的嚣张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为众人所知的烧坏点钞机，他的“武器库”也是热门话题。为了防止仇家报复、反抗抓捕，他还在办公桌夹层放了一把斧头，车的后备箱也准备了刀和铁球等利器。另一种说法是，他持有价值80万元的镀金枪。
这些情况早被纪检人员摸透，早有准备。拿人当天，在特警出示专案组文书时，嚣张惯了的马超群抢过来一把撕掉。特警见状立马冲上去，最终将其制服。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被捕时的场面，媒体披露了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最后一个画面：40名持枪特警进入张越办公室拿人，直接把张越架到车里。昔日威风凛凛的河北“政法王”两眼紧闭、脸色苍白。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拿下一个官员真需要摆出这么大阵仗，甚至不惜动用持枪特警吗？答案是当然有必要，有报道指出，张越性格颇为蛮横，常常随身携带两把手枪。
“江湖”会让官员陷入少部分人制定的规则圈子里面去，而这些规则有不少是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甚至与党纪党规背道而驰的，不是枪让人变得“江湖”，而是当官员成为“社会人”，枪就成了肆意妄为的工具。
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本文在表格中所列的落马或被审判的官员，都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有关。
什么枪，哪来的？
蔡宗泽落马前，他在汕头任职期间的两名重要同僚也先后被查，其中之一的黄志光当时是汕头市委书记，后来在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任上落马。巧合的是，黄志光也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
警方在黄志光家中搜出7支枪支，根据其供述，枪是公安局有关人员送给其试用，因工作忙碌，一直没有时间上缴。不过，两名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的证人均表示没这回事。
判决书显示，1985年至1990年期间，黄志光分别购买了制式猎枪及制式气枪各一支，并在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了枪证，枪证有效期至1998年底。枪证到期后，黄志光一直将枪支放在住处非法持有。1995年至2002年期间，他又非法取得制式猎枪5支，干脆就没有办理枪证及持枪证。
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李若虹和情妇居住的别墅内，被搜查出两支枪和数十发子弹。1996年，其情妇的胞弟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绥芬河口岸摊位花600元买了两支枪，李若虹还伪造了持枪证。
除了在非法渠道购买，赠送也是这些官员非法持有枪支的主要途径。1988年至2008年，河南省义煤集团原董事长武予鲁在没有持枪证的情况下，分别从他人处获取三支枪，其中包括一支重庆市长安机器制造厂生产的“虎头”牌猎枪，一支焦作市中州机械厂生产的“健卫”牌运动步枪。这些枪在武予鲁家中存放到2013年5月，他还交给原平顶山军分区一名领导保管;另一支长枪则交给朋友保管后被丢弃。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保是刘志军落马前，原铁道部被查处的重要官员，其被认为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关系密切。他非法持有枪支的来源，可以从他的二审刑事裁定书中找到答案——“向别人借的”。2007年，罗金保以去山西大同打猎为名，向朋友借来意大利产保莱塔A390型半自动猎枪一支、子弹250发，然后就一直存放在家里直到2011年被缴获。这枪，一借就是四年。
甚至有的落马官员手里的枪支弹药，就是从公职人员手里拿来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连子恒非法持有的10支枪和800余发子弹，来自于三门峡市原煤炭局局长雷建国。相对于普通民众，拥有公权力的官员似乎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枪支。而一些官员对枪支特有的“喜好”，也凸显出枪支管理的难度。
枪灾人祸
我国法律对枪支的管理十分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规定，公安、检察、海关等系统的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方可配备公务用枪。
除此之外，法律对于民用枪支的管理也做了明文限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狩猎场，可以配置猎枪;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因业务需要，可以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
即使官员的枪支只是保持非法持有的状态，依然会造成不可控的社会危害，有时权在手加上枪在手，酿造血案，往往成为全社会的痛点。
在此类案件中，最具恶名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的所作所为，为了阻止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受害女子揭發其犯罪行为，他持枪追杀并在居民区开枪杀人，抛尸时为泄愤又向其开枪射击，并用汽油焚尸灭迹。
公安机关勘查杀人相关现场时查获了他藏匿的转轮手枪、六四式手枪及49发子弹，还在他办公室内查获其非法存放的91枚雷管。2017年5月26日，赵黎平被执行死刑。
同样，赵黎平的枪支来源也引发各界关注。对此，警务器械专家表示，每支警用制式手枪都会有编号，并进行登记，装备材料局、公安部门会定时更新。警察在任期内可以长期使用，但退休后必须上交入库。同时，公安系统省厅一级干部会配备自卫手枪，赵黎平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时，应该配有自卫手枪。专家分析，赵黎平枪支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从边境买来的黑枪;二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缴获的枪支留着自用，没有上缴所以未予记录。
而另一名来自内蒙古公安系统的冯志明，非法持有4支枪，549发子弹。
有的官员是在落马后才被发现私藏枪支弹药，但有的人是玩枪玩出了事，直接被追究刑事责任，仕途也就戛然而止。2014年，福建武平县城厢镇原党委副书记修启开打猎时，误将一村民当做野猪击中致死。据死者家属说，枪伤不在要害处，应是负伤后失血过多而亡。据媒体报道，修启开在意识到误伤村民以后，没有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而是选择逃逸。事发后，在被刑拘前，修启开仍回镇政府正常上班。但在同事看来，他比平时更加内向沉默，“工作更认真努力了，但还是能看出来心里有事情”。
同年，湖南省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蒸湘分局公职人员肖卫东狩猎时误杀一名村民。死者家属称，有七八个人开着三辆车上山打猎，其中一辆车上写着“执法”。当时，这类案件受到媒体多方报道，官员非法狩猎这一“猎枪上的腐败”引发社会关注。2018年上映的电影《暴裂无声》中也有类似情节。
枪与江湖
提到枪，总能让人想到影视作品中的江湖豪情、快意恩仇，不过电影归电影，现实是现实。在公开报道中，一些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落马官员也和“江湖”有联系，但这样的“江湖气”显然用错了地方。
在办理云南省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余麻约案件过程中，令专案组人员震惊的是，在其住处搜查出1支手枪和7发子弹。德宏毗邻缅甸，所辖5个县市中4个有边境口岸，特别是木材、玉石贸易的兴起，催生了大批靠边贸、走私、开设赌场等一夜暴富的人。余麻约与当地的企业家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
而武予鲁在疯狂受贿的同时，把枪支当成了自己的爱好，一方面用于自己鉴赏把玩，另一方面也用于自己的收藏，并美其名曰“防身”。
比起前二人，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的嚣张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为众人所知的烧坏点钞机，他的“武器库”也是热门话题。为了防止仇家报复、反抗抓捕，他还在办公桌夹层放了一把斧头，车的后备箱也准备了刀和铁球等利器。另一种说法是，他持有价值80万元的镀金枪。
这些情况早被纪检人员摸透，早有准备。拿人当天，在特警出示专案组文书时，嚣张惯了的马超群抢过来一把撕掉。特警见状立马冲上去，最终将其制服。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被捕时的场面，媒体披露了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最后一个画面：40名持枪特警进入张越办公室拿人，直接把张越架到车里。昔日威风凛凛的河北“政法王”两眼紧闭、脸色苍白。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拿下一个官员真需要摆出这么大阵仗，甚至不惜动用持枪特警吗？答案是当然有必要，有报道指出，张越性格颇为蛮横，常常随身携带两把手枪。
“江湖”会让官员陷入少部分人制定的规则圈子里面去，而这些规则有不少是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甚至与党纪党规背道而驰的，不是枪让人变得“江湖”，而是当官员成为“社会人”，枪就成了肆意妄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