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诸多社会态度中，社会预期是个体行为发生的重要微观基础，而个体行为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预期稳定才会有稳定的行为，只有在可预期的环境中，社会和经济主体才会从事创造和创新活动。
人们的日常行为以预期为牵引，譬如，消费预期会影响消费行为，就业预期会影响就业行为，生育预期会影响生育行为。预期不足会延滞或改变既定的行为方式，更甚者会使得人们无所适从、焦虑不安、悲观失望。
可以认为，稳定民众预期、增强社会信心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前提保证。如果多数民众对未来没有明确的预期，消极情绪蔓延，那么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定会受阻。在此意义上，对民众社会预期与发展信心的把握与调适，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
总体预期稳中趋好
关于社会预期，学界并没有一致的概念界定。简言之，社会预期就是民众在总体层面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期望，在微观层面关于个体福祉状态改善的期望。
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在总体层面提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预期状态。相反，一些研究强调，社会预期不足或信心匮乏正是社会危机出现或经济风险激化的助推器，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不利。
为了较好地测量当下民众的社会预期状态，在一项全国性纵贯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可以从总体性事项和个体性事项两个层面测量民众的社会预期状态 。
其中，总体性事项包括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状况、物价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治安状况、食品安全状况、就业机会和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等，个体性事项包括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生活压力和发展机会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了民众对社会性事项的预期指数和个体性事项的预期指数。
统计结果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众无论对社会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86.8、74.8、78.8、82.5、82）还是个体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75、81、80、87、87）的总体预期状况均稳中趋好。二者相较，从2013年起，民众对个体性事项的预期要好于对社会总体性事项的预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安排，比如精准扶贫战略的纵深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优化等，有效促进了民众的获得感，进而更好地激发了民众对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
进一步对历年来民众预期事项各构成要素的分布状况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第一，从2012年到2016年，社会公正始终是人们对国家总体性事项预期最低的方面，其在各事项中的排序未发生改变。第二，从2012年到2016年，民众对就业机会的预期最为充足，其排序在各年间亦未发生改变。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是民众诉求最为强烈的社会性事项。
第三，在對个体性事项方面，民众预期欠佳的前三项分别是生活压力、住房状况与社会地位。这一结果也为我们今后的政策制定和改革目标提供了可参考的事实基础。
分化与固化
民众预期的高低涨跌以现实为基础，对未来状况的预期与对当下状况的判断并非断然两分，而是一种连续的心理状态。依据当下满意程度与未来预期状况，可将民众预期划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积极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不满意但却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二种类型是“双重满足”状态，这种类型的民众既对当下状况满意又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三种类型是“双重匮乏”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既不满于当下状况又对未来预期不足;第四种类型是“消极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满意但对未来预期不足。预期类型不同，其所隐含的问题及潜在风险亦不同。
在这一分类基础上，从民众对当下状况的满意度和未来预期的交互分布来看，无论是总体性事项还是个体性事项，民众的预期呈现出一定的分化和固化态势。从2012年到2016年，民众预期最低的事项始终是社会层面的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以及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与生活压力。
也就是说，上述事项不仅民众预期较低，而且同样是对现状较为不满的方面，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政策应着重发力的焦点。
除了上述分布矩阵显现出的问题，因循这一分类图式，除了“双重满足”状态，其他3种预期类型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潜在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
合理引导过高预期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构成了民众行为与价值取向的外部环境，这种结构性的变动愈是频繁，变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愈是有利于某一群体或阶层，那么不仅会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社会刚性的增强，也会使得利益受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受更为强烈。
也就是说，与稳定的社会相比，在变动剧烈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加敏感于自身的得失。进一步而言，相比一般的社会态度，社会预期的社会属性更强。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包容性较差的社会，一旦人们认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参照群体直接相比或间接相比没有达到既定预期，且这种预期状态在经济社会频繁变动中仍不能实现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悲观、失望、焦虑等情绪。
总体上判断，当下民众预期呈现 “双重面向”。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多数民众对生活改善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预期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风险多发，使得部分民众的发展预期不足，消极、悲观、焦虑等情绪显现。
这种正向与反向态度的并存看似不尽协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制度安排不当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民众社会心态失衡。简而言之，民众预期既不能过多超出社会实现能力，也不能低于现实境遇状况。只有让预期保持在一个张弛有度的合理区间，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根据不同预期类型所潜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防止“叠加效应”，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间收入差距水平亦不断拉大，近年来一直处于0.45以上。这种状况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不仅不满于现状，而且对未来发展改善的预期也信心消沉。
应该意识到，差异性原则下的分配机制既要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也应该保证社会不利群体的境遇改善。
对此，要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进一步释放改革发展的红利并不断惠及不同收入阶层，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的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
二是降低“相对剥夺效应”，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实现稳定发展。当下，我们国家远未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客观上，处于经济社会地位中间层级的群体常处于社会流动渠道“上升和下行”急剧变动的地位状态;主观上，中间层级群体的地位认同下移趋势明显，主观地位与客观地位常不相一致。
由于中间群体处在既“患得”又“患失”的尴尬境地，使得其在与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夹心”心态和相对剥夺感。当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时，也更易对未来预期变得低迷和不确定。
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社会向上流动通道不断变窄、阶层壁垒不断加固、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甚至被称为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溃败化。
这些也警示我们，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就要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拓宽社会流通渠道，稳定现有社会中间群体，切实增强夹心层的发展信心和安全感，才能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三是利用“隧道效应”，合理引导过高预期，实现有序发展。发展的过程是失衡与再平衡的过程，无可避免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隧道效应”因其可包容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从而极其有利于政府执政，但这种效应何时会减退或者彻底消失，则很难准确判断。
换言之，即使多数民众对未来预期积极，但如果合理预期不能得到实现或过高预期超出政府满足能力，很可能发生逆转。
当下，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隧道效应”所形成的容忍空间，特别是对诸如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收入分配、住房等关乎民生的事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多数民众的合理诉求、正常期望和日常感受为起點和终点。也要有序引导民众的过高预期回落到合理水平，减轻政府“无限实现可能”的绩效压力。
四是增强“认同效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能动发展。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是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综合与表达的制度化载体。也就是说，要使各类组织成为人们社会合作及利益分享的基础单元。
罗尔斯在论述差异化分配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之时，一再强调一个社会的典型标志虽然是利益的不一致，而且经常会出现利益冲突，但与每一个人都靠自己单独生活相比，社会合作能够使得每一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在更大意义上存在的是利益的一致。
不仅如此，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完善对于增强人们的自尊感和社会认同感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社会行动的参与对象越是广泛，用以比较的参照群体越多元，对某一事项衡量的权重也就越分散。
这样，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的诸如相对剥夺感、嫉妒等负面情绪就能在另外一个组织的参与过程中得以化解。相反，一个社会的组织越是单一，人们用以衡量和比较的标准也就越单一，由此差别化的特性也就越显著。因而，要着力培育社会自组织，让民众能够广泛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之中，提升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变消极社会为能动社会，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人们的日常行为以预期为牵引，譬如，消费预期会影响消费行为，就业预期会影响就业行为，生育预期会影响生育行为。预期不足会延滞或改变既定的行为方式，更甚者会使得人们无所适从、焦虑不安、悲观失望。
可以认为，稳定民众预期、增强社会信心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前提保证。如果多数民众对未来没有明确的预期，消极情绪蔓延，那么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定会受阻。在此意义上，对民众社会预期与发展信心的把握与调适，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
总体预期稳中趋好
关于社会预期，学界并没有一致的概念界定。简言之，社会预期就是民众在总体层面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期望，在微观层面关于个体福祉状态改善的期望。
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在总体层面提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预期状态。相反，一些研究强调，社会预期不足或信心匮乏正是社会危机出现或经济风险激化的助推器，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不利。
为了较好地测量当下民众的社会预期状态，在一项全国性纵贯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可以从总体性事项和个体性事项两个层面测量民众的社会预期状态 。
其中，总体性事项包括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状况、物价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治安状况、食品安全状况、就业机会和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等，个体性事项包括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生活压力和发展机会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了民众对社会性事项的预期指数和个体性事项的预期指数。
统计结果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众无论对社会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86.8、74.8、78.8、82.5、82）还是个体性事项（历年预期指数分别为75、81、80、87、87）的总体预期状况均稳中趋好。二者相较，从2013年起，民众对个体性事项的预期要好于对社会总体性事项的预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安排，比如精准扶贫战略的纵深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优化等，有效促进了民众的获得感，进而更好地激发了民众对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
进一步对历年来民众预期事项各构成要素的分布状况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第一，从2012年到2016年，社会公正始终是人们对国家总体性事项预期最低的方面，其在各事项中的排序未发生改变。第二，从2012年到2016年，民众对就业机会的预期最为充足，其排序在各年间亦未发生改变。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是民众诉求最为强烈的社会性事项。
第三，在對个体性事项方面，民众预期欠佳的前三项分别是生活压力、住房状况与社会地位。这一结果也为我们今后的政策制定和改革目标提供了可参考的事实基础。
分化与固化
民众预期的高低涨跌以现实为基础，对未来状况的预期与对当下状况的判断并非断然两分，而是一种连续的心理状态。依据当下满意程度与未来预期状况，可将民众预期划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积极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不满意但却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二种类型是“双重满足”状态，这种类型的民众既对当下状况满意又对未来预期充足;第三种类型是“双重匮乏”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既不满于当下状况又对未来预期不足;第四种类型是“消极预期”状态，此种类型的民众对当下状况满意但对未来预期不足。预期类型不同，其所隐含的问题及潜在风险亦不同。
在这一分类基础上，从民众对当下状况的满意度和未来预期的交互分布来看，无论是总体性事项还是个体性事项，民众的预期呈现出一定的分化和固化态势。从2012年到2016年，民众预期最低的事项始终是社会层面的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以及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与生活压力。
也就是说，上述事项不仅民众预期较低，而且同样是对现状较为不满的方面，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政策应着重发力的焦点。
除了上述分布矩阵显现出的问题，因循这一分类图式，除了“双重满足”状态，其他3种预期类型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潜在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
合理引导过高预期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构成了民众行为与价值取向的外部环境，这种结构性的变动愈是频繁，变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愈是有利于某一群体或阶层，那么不仅会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社会刚性的增强，也会使得利益受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受更为强烈。
也就是说，与稳定的社会相比，在变动剧烈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加敏感于自身的得失。进一步而言，相比一般的社会态度，社会预期的社会属性更强。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包容性较差的社会，一旦人们认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参照群体直接相比或间接相比没有达到既定预期，且这种预期状态在经济社会频繁变动中仍不能实现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悲观、失望、焦虑等情绪。
总体上判断，当下民众预期呈现 “双重面向”。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多数民众对生活改善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预期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风险多发，使得部分民众的发展预期不足，消极、悲观、焦虑等情绪显现。
这种正向与反向态度的并存看似不尽协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制度安排不当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民众社会心态失衡。简而言之，民众预期既不能过多超出社会实现能力，也不能低于现实境遇状况。只有让预期保持在一个张弛有度的合理区间，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根据不同预期类型所潜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防止“叠加效应”，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间收入差距水平亦不断拉大，近年来一直处于0.45以上。这种状况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不仅不满于现状，而且对未来发展改善的预期也信心消沉。
应该意识到，差异性原则下的分配机制既要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也应该保证社会不利群体的境遇改善。
对此，要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机制，进一步释放改革发展的红利并不断惠及不同收入阶层，增强社会地位不利者的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
二是降低“相对剥夺效应”，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实现稳定发展。当下，我们国家远未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客观上，处于经济社会地位中间层级的群体常处于社会流动渠道“上升和下行”急剧变动的地位状态;主观上，中间层级群体的地位认同下移趋势明显，主观地位与客观地位常不相一致。
由于中间群体处在既“患得”又“患失”的尴尬境地，使得其在与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夹心”心态和相对剥夺感。当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时，也更易对未来预期变得低迷和不确定。
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社会向上流动通道不断变窄、阶层壁垒不断加固、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甚至被称为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溃败化。
这些也警示我们，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就要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拓宽社会流通渠道，稳定现有社会中间群体，切实增强夹心层的发展信心和安全感，才能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三是利用“隧道效应”，合理引导过高预期，实现有序发展。发展的过程是失衡与再平衡的过程，无可避免会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隧道效应”因其可包容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从而极其有利于政府执政，但这种效应何时会减退或者彻底消失，则很难准确判断。
换言之，即使多数民众对未来预期积极，但如果合理预期不能得到实现或过高预期超出政府满足能力，很可能发生逆转。
当下，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隧道效应”所形成的容忍空间，特别是对诸如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环境质量、收入分配、住房等关乎民生的事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多数民众的合理诉求、正常期望和日常感受为起點和终点。也要有序引导民众的过高预期回落到合理水平，减轻政府“无限实现可能”的绩效压力。
四是增强“认同效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能动发展。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是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综合与表达的制度化载体。也就是说，要使各类组织成为人们社会合作及利益分享的基础单元。
罗尔斯在论述差异化分配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之时，一再强调一个社会的典型标志虽然是利益的不一致，而且经常会出现利益冲突，但与每一个人都靠自己单独生活相比，社会合作能够使得每一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在更大意义上存在的是利益的一致。
不仅如此，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完善对于增强人们的自尊感和社会认同感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社会行动的参与对象越是广泛，用以比较的参照群体越多元，对某一事项衡量的权重也就越分散。
这样，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的诸如相对剥夺感、嫉妒等负面情绪就能在另外一个组织的参与过程中得以化解。相反，一个社会的组织越是单一，人们用以衡量和比较的标准也就越单一，由此差别化的特性也就越显著。因而，要着力培育社会自组织，让民众能够广泛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之中，提升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变消极社会为能动社会，充分激发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