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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谍战剧已经是新世纪以来电视屏幕上的典型类型片，它的方兴未艾印证着诸多社会文化原因，其宏大叙事满足了当前的主流价值观，紧张刺激、跌宕起伏的情节勾勒符合消费审美趣味，和平时代的英雄梦也暗藏了观众的英雄主义。
关键词：谍战剧；时代显像
当代谍战剧结合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热播的涉案剧与红色题材历史剧。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以涉案剧过度展示血腥暴力和凶杀恐怖为由，下令涉案剧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之后涉案剧便融入红色题材历史剧， 转变成了大放异彩的谍战剧。谍战剧作为红色题材历史剧的衍生品种之一，革命的主题必然是其宣传重点，它多强调正是依靠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主人公们才能在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分明的处境里战胜敌人，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当代谍战片却在意识形态之外，涉及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它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十七年”反特电影的多质空间。
当代谍战剧是产生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品，它也跟随全球潮流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标准化”倾向，许多本土谍战剧都出现了美剧化、好莱坞化的倾向。但相对于好莱坞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的喷张，当代谍战剧更能打动观众的却是一些颇具特色的谍战瞬间。
如果说于曼丽为了保全明台而割断绳索掉下城墙是源于爱情，那王天风将自己也纳入死间计划，最后死于明台之手的黑白定格却是信仰高于一切的死亡。在这儿，我们暂不讨论王天风的阵营和他的信仰归于何处的问题，因为在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被模糊的背景下，国家或者民族被竖起塑造成二者共同持有的信念。因此这种无畏死亡的果决反而成了更崇高的暴力美学，并将观众情绪推至高涨喷张的高点。我们完全可以在“十七年”影像里找到类似情绪高燃的牺牲瞬间的踪迹。《钢铁战士》（1950）中小战士的遗言是“刘海泉革命到底”，《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中杨晓冬母亲为不拖累儿子纵身跳下阳台的壮举，在当年都感动并激发起数代中国人。这种“死亡瞬间”因为拥有更高的信仰和追求而显得从容高尚，也颇具悲壮感。
关于革命的影视叙事中，这种至死不渝的奔赴死亡的态度极好地跳脱出日常生活的功利逻辑，但放在当下的问题在于，这一跃始于何物，又终于何处？在“十七年”电影里，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民”主体是早已经完成了的、合格的，它无需如此发问来辛苦自证。但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是具体普遍的。这也是《伪装者》表现得极不充分的一个地方。剧情里关于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基本是直接用台词表述出来。
明诚：“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明台：“有一项工作除外。”
明诚：“哪一项？”
明台：“报国。”
明诚：“……那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明楼：“我们兄弟三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信仰。”
明楼：“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的有价值。”
几句简单台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明台的成长是懵懂的，唯有明楼是坚定地为国奉献个人一切。但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崇高与幸福是如何倾注于明楼内心的？由于剧情开端并未交代明楼的前尘往事，我们也无法充分得知他从进步学生到坚定革命党人的发展路程。而明台从一个资本家养尊处优的小少爷成长到甘愿去做一份可能永远走不到阳光下的高危工作，舍弃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而选择了另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高洁生活，剧情只为他安排了两位人生导师（王天风和明楼）和两位走过生命的女子，相较于《潜伏》里余则成的发展，《伪装者》的叙事铺垫怕是远远不够的，它距离日常生活依然有距离。
余则成的心理历程反复而充分。余则成最初尚不能理解共产信仰，爱人是他的引路人，更是他的世俗幸福的缔造者，然而爱人的死亡，是阻滞他世俗生活的严重危机，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让余则成开始思考，乱世之下，世俗的选择和精神的追求是否冲突，而当必须选择时，被舍弃的那个是否正当。此时，前情里安排余则成阅读《为人民服务》的经典一幕开始发力，余则成不断地理解毛泽东的“死得其所”，终于为左蓝之死找到了比“人总是要死的”更高的意义。而在这个意义的指引下，余则成通过反复的置换和确认“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左蓝的死亡不再只是个体的，而是被牢牢地安置在绝大多数的“人民”中间。因此，这一幕证成了整部电视剧，完成了对死亡的坚强安抚、对信念的正面阐释，“人民”也在一瞬间被召唤出灵韵，并足以期待它与当代生活再次关联。
而这种将日常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自证才是当代谍战剧能最好自圆其说的逻辑方式。时至今日，那些动人心魄的瞬间依然能打动人心，这不难说明观众心中依然有英雄情结，缔造英雄的必然是远高于个人的崇高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合法性就需要有诠释的功力了。赤裸裸地用商业逻辑来诠释谍战剧，在市场上也不一定会奏效。香港的麦庄组合以拍窃听片的思路去拍《听风者》，淡化了历史与政治，且缺失信仰，同样改自麦家小说，但商业片的范式导致它远不能与《风声》相提并论。所以中国谍战剧虽然一直随着时代发展改变，但它始终有自己的标尺和底线。
谍战剧一直都有记录时代的功能。“十七年”反特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而新时期的谍战影像以严肃的“伤痕”反思开场，但到了八十年代末，被裹挟进“娱乐至死”的大浪潮。这些转变都蕴含了从革命到改革的逻辑转变。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当代谍战剧对社会的记录更为广泛，容量更大。相较于受众面更广的家庭伦理剧，谍战虽然有立足于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但这种精神向度上的要求，却让谍战剧有更多抒情和审美的空间，如同前文所说的向死求生的瞬间在这个时代依然有感染力。虽然谍战剧通俗化后，产生了革命图景不清晰的问题，但也为谍战剧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和包容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黎鸣.谍战剧的黄金创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1
[2]易小白.论涉案剧到谍战剧的策略转型.中国广博电视学刊.201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李晓滨（1992—），女，籍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二年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关键词：谍战剧；时代显像
当代谍战剧结合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热播的涉案剧与红色题材历史剧。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以涉案剧过度展示血腥暴力和凶杀恐怖为由，下令涉案剧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之后涉案剧便融入红色题材历史剧， 转变成了大放异彩的谍战剧。谍战剧作为红色题材历史剧的衍生品种之一，革命的主题必然是其宣传重点，它多强调正是依靠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主人公们才能在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分明的处境里战胜敌人，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当代谍战片却在意识形态之外，涉及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它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十七年”反特电影的多质空间。
当代谍战剧是产生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品，它也跟随全球潮流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标准化”倾向，许多本土谍战剧都出现了美剧化、好莱坞化的倾向。但相对于好莱坞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的喷张，当代谍战剧更能打动观众的却是一些颇具特色的谍战瞬间。
如果说于曼丽为了保全明台而割断绳索掉下城墙是源于爱情，那王天风将自己也纳入死间计划，最后死于明台之手的黑白定格却是信仰高于一切的死亡。在这儿，我们暂不讨论王天风的阵营和他的信仰归于何处的问题，因为在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被模糊的背景下，国家或者民族被竖起塑造成二者共同持有的信念。因此这种无畏死亡的果决反而成了更崇高的暴力美学，并将观众情绪推至高涨喷张的高点。我们完全可以在“十七年”影像里找到类似情绪高燃的牺牲瞬间的踪迹。《钢铁战士》（1950）中小战士的遗言是“刘海泉革命到底”，《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中杨晓冬母亲为不拖累儿子纵身跳下阳台的壮举，在当年都感动并激发起数代中国人。这种“死亡瞬间”因为拥有更高的信仰和追求而显得从容高尚，也颇具悲壮感。
关于革命的影视叙事中，这种至死不渝的奔赴死亡的态度极好地跳脱出日常生活的功利逻辑，但放在当下的问题在于，这一跃始于何物，又终于何处？在“十七年”电影里，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民”主体是早已经完成了的、合格的，它无需如此发问来辛苦自证。但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是具体普遍的。这也是《伪装者》表现得极不充分的一个地方。剧情里关于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基本是直接用台词表述出来。
明诚：“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明台：“有一项工作除外。”
明诚：“哪一项？”
明台：“报国。”
明诚：“……那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明楼：“我们兄弟三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信仰。”
明楼：“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的有价值。”
几句简单台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明台的成长是懵懂的，唯有明楼是坚定地为国奉献个人一切。但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崇高与幸福是如何倾注于明楼内心的？由于剧情开端并未交代明楼的前尘往事，我们也无法充分得知他从进步学生到坚定革命党人的发展路程。而明台从一个资本家养尊处优的小少爷成长到甘愿去做一份可能永远走不到阳光下的高危工作，舍弃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而选择了另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高洁生活，剧情只为他安排了两位人生导师（王天风和明楼）和两位走过生命的女子，相较于《潜伏》里余则成的发展，《伪装者》的叙事铺垫怕是远远不够的，它距离日常生活依然有距离。
余则成的心理历程反复而充分。余则成最初尚不能理解共产信仰，爱人是他的引路人，更是他的世俗幸福的缔造者，然而爱人的死亡，是阻滞他世俗生活的严重危机，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让余则成开始思考，乱世之下，世俗的选择和精神的追求是否冲突，而当必须选择时，被舍弃的那个是否正当。此时，前情里安排余则成阅读《为人民服务》的经典一幕开始发力，余则成不断地理解毛泽东的“死得其所”，终于为左蓝之死找到了比“人总是要死的”更高的意义。而在这个意义的指引下，余则成通过反复的置换和确认“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左蓝的死亡不再只是个体的，而是被牢牢地安置在绝大多数的“人民”中间。因此，这一幕证成了整部电视剧，完成了对死亡的坚强安抚、对信念的正面阐释，“人民”也在一瞬间被召唤出灵韵，并足以期待它与当代生活再次关联。
而这种将日常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自证才是当代谍战剧能最好自圆其说的逻辑方式。时至今日，那些动人心魄的瞬间依然能打动人心，这不难说明观众心中依然有英雄情结，缔造英雄的必然是远高于个人的崇高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合法性就需要有诠释的功力了。赤裸裸地用商业逻辑来诠释谍战剧，在市场上也不一定会奏效。香港的麦庄组合以拍窃听片的思路去拍《听风者》，淡化了历史与政治，且缺失信仰，同样改自麦家小说，但商业片的范式导致它远不能与《风声》相提并论。所以中国谍战剧虽然一直随着时代发展改变，但它始终有自己的标尺和底线。
谍战剧一直都有记录时代的功能。“十七年”反特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而新时期的谍战影像以严肃的“伤痕”反思开场，但到了八十年代末，被裹挟进“娱乐至死”的大浪潮。这些转变都蕴含了从革命到改革的逻辑转变。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当代谍战剧对社会的记录更为广泛，容量更大。相较于受众面更广的家庭伦理剧，谍战虽然有立足于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但这种精神向度上的要求，却让谍战剧有更多抒情和审美的空间，如同前文所说的向死求生的瞬间在这个时代依然有感染力。虽然谍战剧通俗化后，产生了革命图景不清晰的问题，但也为谍战剧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和包容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黎鸣.谍战剧的黄金创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1
[2]易小白.论涉案剧到谍战剧的策略转型.中国广博电视学刊.201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李晓滨（1992—），女，籍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二年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