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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09年5月14日5：17，克鲁格曼时隔九天更新了他的博客，给大家道歉说“去了亚洲旅行。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和台北。”19：26，他又发新的博文说：“如果中国能变得更快一些就好了，比如说减少我演讲的时间。一天两次，每次2，5小时的演讲、回答问题；每天安排和商界人士、政府官员的会议、宴席……还有，别再用“预言家”这个令人尴尬的称呼了”。
事实上。为了“物超所值”，克鲁格曼的日程被安排的密不透风。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就笑言：“从下飞机到现在，我见了很多学者和记者，还没好好看看这里(中国)”。这个大胡子老头儿被称作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政策等领域的研究颇丰，去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称差异性带来了贸易行为。论理，中国的纺织品、美国的汽车应该是单纯的出口品。但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家之间，甚至直到今天。发达国家彼此之间仍是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福特出口给德国，德国的奔驰同样也有很多美国人喜欢”——克鲁格曼看到了规模效应对于产业布局和贸易的影响，用简单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在具有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即便完全相同的国家间也有动力进行贸易。贸易使得每个国家可以大量的生产某些商品，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从而将成本降得更低。
让克鲁格曼闻名于世的并不是贸易理论，而是对经济趋势准确的判断：1994年，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2001年，认为油价将进入飙涨；2006年。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风险。他还以直言、敢于批判政府著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责布什政府的财政预算不过是数字游戏。这次来中国，人们似乎也期望能听到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言，更希望他能站在“正义”的～方，对美国政府解决危机的方式进行批判。
其实，这个“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似乎从来都与众不同。
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
“危机的急性期已经过去，在疾病发生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病人因为急剧的恶化而死亡，现在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病是很重的。转到了慢性。还需要很久才能恢复，经济也是如此。”
克鲁格曼认为，整个世界看起来有点像日本“失落的十年”——如果我们很幸运很聪明。可能不到十年就会获得全球经济的复苏，但经济弱势要保持很长时间。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所希望的经济趋势呈现“U”型或者“V”型恢复，他认真地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碰到一个L底，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复苏。”
他认为，从历史看来，衰退要想结束的话，只要中央银行采用一些降息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在格林斯潘时代非常见效，以至于美联储和财长一度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商业周期”。同样，这次各国央行都快速行动来大幅度降低利率，但问题是美国国债利率现在大概是0.1％，已经无法再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带来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只可能越来越放松，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做出了预测，基于正常的政策法则。短期的利率是负5％，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
因为很难通过降息推动需求、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央行就开始购买私营机构的商业债券、按揭抵押债券、长期的政府债券。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缓解现在的危机。“我们采用了一些财政方面的激励措施：政府不同程度的扩张公共设施项目；通过减税方案，政府把钱注入到那些资本不充足的银行。”
克鲁格曼还指出，虽然看到了衰退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整个经济还在萎缩，只是下降的速度有所放缓——就美国而言。上个月美国的失业新增数字是50万，再之前一个月是70万；再比如制造业的指标，开工率不足50％，说明整个行业还在不断的萎缩——萎缩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并不意味着恢复的开始。他认为，从根本上恢复经济是比较困难的。从1991年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人均GDP几乎没有怎么增长，虽然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和发明、高质量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直到2003年开始，日本的经济才复苏。而他所担心的，正是全球都将陷入这种漫长的、“不知为什么”的停滞之中。他研究了日本如何真正实现经济的恢复——出口。可是，如果衰退是世界级的，那恢复世界经济就需要整个世界都有贸易盈余。
克鲁格曼打趣道：“也许我们需要再发现一个星球，让他们来买东西，不然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出口产品。”
整个世界都缺乏了复苏机制，即使是声名大哚的诺奖获得者也双手一摊。说：“现在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说“我想将来总会有方法，比如可能出现新的技术，或者是环境政策引入，各国投入巨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可能这是一条路。”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美国来负责
“在现在经济形势下。中国无法靠增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因为无论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网络泡沫破灭时，都只是局部经济出现问题，这一次则是全球经济体系都出了问题，大家都深陷其中。中国需要立刻调整经济结构，未来三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应该更多依赖提高内需，而不是出口。过去在国际化浪潮推动下，日本、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都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了飞速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继续，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全球消费量有限，如果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都效仿进行出口，那么市场终究会饱和。另外，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是美国，随着美国步入危机，消费能力大大降低。
同样属于“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有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而美国却放开了机器印美元，加剧经济的不平衡。与克鲁格曼对话的一众中国学者立场鲜明：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而克鲁格曼认为，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决定是各经济体自己确定的，而由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制定“盯紧美元”的货币政策的经济体自己来承担。而不是“让美国负责”。
克鲁格曼说：“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要求中国产生很大的贸易盈余，从根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决定，或者是做了这样的决策，人民币紧盯着美元。尽管中国出口量很大，尽管外资和私有资本流入中国的时候还是保持人民币紧盯着美元的政策，而且在导致大量的贸易顺差以及外国的私有资本进入中国之后还在维持这种状况。像这样的一种政策，必然会导致中国政府会有大量的外汇，然后就要处理它。在美国曾经有过一系列的经济繁荣，比如房地产也需要很多的借款，有这样的需求。但是，现在这个模式导致了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思考的角度就是世界希望更多的储蓄而不是更 多的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积累更多的资产然后去投资那些可以投资的商业机会。在美国确实如此，家庭的储蓄增加，企业的利润留存也增加。在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对资金的需求，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会对美国带来好处，能够使我们利率保持稳定水平。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它只是增加了这种阻碍储蓄增长的因素一两年之前我说的可能是对的话，在今天的环境下就不那么正确了。”
最后，克鲁格曼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基于中国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可以大规模进行全球性的投资，尤其是投资环保等新兴技术；第二，参与全球重组或调整。”
事实上，这些年克鲁格曼一直在写他《纽约时报》的专栏，通过专栏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他思路的变化——他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和政治。在此引用一篇评论的文宇“作为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克鲁格曼，和作为国际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非常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这几年他已经成为美国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觉得市场本身是‘不道德’和‘无情的’。他成为了最激烈的布什政府政策的抨击者。尽管他的语言依旧犀利，思路依旧清晰……也许诺贝尔奖委员会故意想把克鲁格曼和那些仍然坚定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区别开，与克鲁格曼同时代的好几位同样对新贸易理论有着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克鲁格曼早期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的赫尔普曼教授，这次并没有一起获奖。”
双鱼座的克鲁格曼，也许正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在学术理论上，他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模型建造者和分析师；在人生中，他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关乎美国的，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渴望她优秀而强大。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为了美国，政府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我并不是支持“大政府”
在他的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克鲁格曼开篇即写道“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
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婴儿潮一代”的特殊性都体现在克鲁格曼身上，他认为，“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另一方面，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间阶层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多，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这可能就是他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屡次抨击布什政府减税计划的源头——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到“镀金年代”；自由派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久存的制度，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将这些制度私有化或颠覆；自由派尊重美国的民主与法制，那些保守派总想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利——如他自己所言，个人的良知。
克鲁格曼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显然经济学界错认了这一说法，他所指的恐怕是政治和理想上的自由，而非经济学派。在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他写道：“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没有人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过去碰到的问题。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我们不会再重演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然而，从30年代以后，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就没断过。最近一次影响最大的就是被克鲁格曼“预言”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重新构筑“萧条经济学”框架、考虑被经济学界所扬弃的凯恩斯经济学，寻找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才能找到预防之道。他认为，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正是凯恩斯?
克鲁格曼曾被认作“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学派信徒”，可他自己却总是在思考，再推翻他过去的一些“错误”，单纯的把他归为某一类经济学家，恐怕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事实上。为了“物超所值”，克鲁格曼的日程被安排的密不透风。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就笑言：“从下飞机到现在，我见了很多学者和记者，还没好好看看这里(中国)”。这个大胡子老头儿被称作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政策等领域的研究颇丰，去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称差异性带来了贸易行为。论理，中国的纺织品、美国的汽车应该是单纯的出口品。但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家之间，甚至直到今天。发达国家彼此之间仍是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福特出口给德国，德国的奔驰同样也有很多美国人喜欢”——克鲁格曼看到了规模效应对于产业布局和贸易的影响，用简单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在具有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即便完全相同的国家间也有动力进行贸易。贸易使得每个国家可以大量的生产某些商品，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从而将成本降得更低。
让克鲁格曼闻名于世的并不是贸易理论，而是对经济趋势准确的判断：1994年，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2001年，认为油价将进入飙涨；2006年。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风险。他还以直言、敢于批判政府著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责布什政府的财政预算不过是数字游戏。这次来中国，人们似乎也期望能听到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言，更希望他能站在“正义”的～方，对美国政府解决危机的方式进行批判。
其实，这个“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似乎从来都与众不同。
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
“危机的急性期已经过去，在疾病发生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病人因为急剧的恶化而死亡，现在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病是很重的。转到了慢性。还需要很久才能恢复，经济也是如此。”
克鲁格曼认为，整个世界看起来有点像日本“失落的十年”——如果我们很幸运很聪明。可能不到十年就会获得全球经济的复苏，但经济弱势要保持很长时间。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所希望的经济趋势呈现“U”型或者“V”型恢复，他认真地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碰到一个L底，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复苏。”
他认为，从历史看来，衰退要想结束的话，只要中央银行采用一些降息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在格林斯潘时代非常见效，以至于美联储和财长一度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商业周期”。同样，这次各国央行都快速行动来大幅度降低利率，但问题是美国国债利率现在大概是0.1％，已经无法再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带来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只可能越来越放松，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做出了预测，基于正常的政策法则。短期的利率是负5％，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
因为很难通过降息推动需求、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央行就开始购买私营机构的商业债券、按揭抵押债券、长期的政府债券。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缓解现在的危机。“我们采用了一些财政方面的激励措施：政府不同程度的扩张公共设施项目；通过减税方案，政府把钱注入到那些资本不充足的银行。”
克鲁格曼还指出，虽然看到了衰退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整个经济还在萎缩，只是下降的速度有所放缓——就美国而言。上个月美国的失业新增数字是50万，再之前一个月是70万；再比如制造业的指标，开工率不足50％，说明整个行业还在不断的萎缩——萎缩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并不意味着恢复的开始。他认为，从根本上恢复经济是比较困难的。从1991年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人均GDP几乎没有怎么增长，虽然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和发明、高质量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直到2003年开始，日本的经济才复苏。而他所担心的，正是全球都将陷入这种漫长的、“不知为什么”的停滞之中。他研究了日本如何真正实现经济的恢复——出口。可是，如果衰退是世界级的，那恢复世界经济就需要整个世界都有贸易盈余。
克鲁格曼打趣道：“也许我们需要再发现一个星球，让他们来买东西，不然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出口产品。”
整个世界都缺乏了复苏机制，即使是声名大哚的诺奖获得者也双手一摊。说：“现在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说“我想将来总会有方法，比如可能出现新的技术，或者是环境政策引入，各国投入巨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可能这是一条路。”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美国来负责
“在现在经济形势下。中国无法靠增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因为无论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网络泡沫破灭时，都只是局部经济出现问题，这一次则是全球经济体系都出了问题，大家都深陷其中。中国需要立刻调整经济结构，未来三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应该更多依赖提高内需，而不是出口。过去在国际化浪潮推动下，日本、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都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了飞速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继续，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全球消费量有限，如果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都效仿进行出口，那么市场终究会饱和。另外，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是美国，随着美国步入危机，消费能力大大降低。
同样属于“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有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而美国却放开了机器印美元，加剧经济的不平衡。与克鲁格曼对话的一众中国学者立场鲜明：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而克鲁格曼认为，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决定是各经济体自己确定的，而由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制定“盯紧美元”的货币政策的经济体自己来承担。而不是“让美国负责”。
克鲁格曼说：“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要求中国产生很大的贸易盈余，从根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决定，或者是做了这样的决策，人民币紧盯着美元。尽管中国出口量很大，尽管外资和私有资本流入中国的时候还是保持人民币紧盯着美元的政策，而且在导致大量的贸易顺差以及外国的私有资本进入中国之后还在维持这种状况。像这样的一种政策，必然会导致中国政府会有大量的外汇，然后就要处理它。在美国曾经有过一系列的经济繁荣，比如房地产也需要很多的借款，有这样的需求。但是，现在这个模式导致了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思考的角度就是世界希望更多的储蓄而不是更 多的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积累更多的资产然后去投资那些可以投资的商业机会。在美国确实如此，家庭的储蓄增加，企业的利润留存也增加。在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对资金的需求，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会对美国带来好处，能够使我们利率保持稳定水平。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它只是增加了这种阻碍储蓄增长的因素一两年之前我说的可能是对的话，在今天的环境下就不那么正确了。”
最后，克鲁格曼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基于中国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可以大规模进行全球性的投资，尤其是投资环保等新兴技术；第二，参与全球重组或调整。”
事实上，这些年克鲁格曼一直在写他《纽约时报》的专栏，通过专栏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他思路的变化——他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和政治。在此引用一篇评论的文宇“作为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克鲁格曼，和作为国际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非常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这几年他已经成为美国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觉得市场本身是‘不道德’和‘无情的’。他成为了最激烈的布什政府政策的抨击者。尽管他的语言依旧犀利，思路依旧清晰……也许诺贝尔奖委员会故意想把克鲁格曼和那些仍然坚定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区别开，与克鲁格曼同时代的好几位同样对新贸易理论有着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克鲁格曼早期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的赫尔普曼教授，这次并没有一起获奖。”
双鱼座的克鲁格曼，也许正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在学术理论上，他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模型建造者和分析师；在人生中，他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关乎美国的，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渴望她优秀而强大。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为了美国，政府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我并不是支持“大政府”
在他的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克鲁格曼开篇即写道“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
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婴儿潮一代”的特殊性都体现在克鲁格曼身上，他认为，“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另一方面，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间阶层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多，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这可能就是他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屡次抨击布什政府减税计划的源头——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到“镀金年代”；自由派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久存的制度，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将这些制度私有化或颠覆；自由派尊重美国的民主与法制，那些保守派总想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利——如他自己所言，个人的良知。
克鲁格曼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显然经济学界错认了这一说法，他所指的恐怕是政治和理想上的自由，而非经济学派。在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他写道：“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没有人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过去碰到的问题。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我们不会再重演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然而，从30年代以后，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就没断过。最近一次影响最大的就是被克鲁格曼“预言”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重新构筑“萧条经济学”框架、考虑被经济学界所扬弃的凯恩斯经济学，寻找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才能找到预防之道。他认为，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正是凯恩斯?
克鲁格曼曾被认作“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学派信徒”，可他自己却总是在思考，再推翻他过去的一些“错误”，单纯的把他归为某一类经济学家，恐怕是最不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