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打击地方政府的腐败，只有地方干部的所思所行能以农民的需求为准则，政府的执政才有合法性。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规划不仅旨在提高生产效率，推进农业市场化运作，还意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生活差距，减缓农村人口向沿海发达城市的流动，防止一些村庄出现“空心化”现象。
　　去年和今年，我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发现，一些村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无力耕地，以至土地撂荒。人口流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破坏了原本的村庄和家庭结构，让农民失去归属感。但近年来的趋势也显示，年轻一代农民自愿离开农村，以逃避微薄且繁重的农业劳动和生活。2009年9月，我在农村地区考察时发现，在农村，就连找临时工干农活都很困难。
　　长期以来，农村和农民被国家忽视了。国家对城乡居民的不公平对待显示在，1978年，国家财政为1.7亿万城市居民支付的社会保障金额为51亿元，而为7.9亿万农民仅支付了2.3亿元。上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继续恶化，从1:22降为1984年的1:63，越来越不利于农民。2000年以前，这一情况没有大的改观。占国土70％的农村地区当年只享有全国20％的医疗卫生设施，而80％的卫生设施位于城市。
　　为缩小城乡差距，稳定农村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计划在2009—2011年三年间，拨款8500亿元(约合870亿欧元)投入到卫生保障体系中去，特别是要建设城乡卫生保障体系，其中，4000亿元将投入到医疗保障中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中央政府、省市和县政府以及参保农民每年各向保险基金交纳一定费用。通过这一方式，农民能够报销一部分治疗费，平均为40％。我采访的大部分农民都对我说，毕竟这已走出了第一步，而且国家还宣布，这一报销比率将逐年上升。
　　中国政府认识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经济危机时期，特别是当失业率上升时，社会保障可缓和潜在矛盾；其次，隨着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过渡，失地农民应通过新的社会保障方式得到补偿；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农民对“养儿防老”的依赖，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更好地实施；另外，可以减少对城市居民的政策偏向和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
　　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缓解农民群众的潜在不满情绪。在一些地区，农民和地方政府间矛盾升级。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就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冲突不断激化。中国法律规定村里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可谁能代表村集体?事实上，村干部拥有土地的支配权。他们拍卖土地，拿到的卖地钱有时不直接分给农民，而是交给村委会存起来，再将利息定期分给农民。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农民不将卖地钱用于再生产，而是胡乱花光。尽管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很容易导致村干部侵吞公款的现象，而失地农民却根本拿不到或是只拿到很少的补偿。
　　在一些贫困地区，土地被美其名曰以“经济开发”为名非法征用，农民愤而反抗，不时会发生地区性暴力反抗事件。受害农民不得不远赴省城或北京上访，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受理案件。在互联网上，不断有农民批评地方政府暴力征地，驱赶农民或是强征动迁。一位农民写信给《人民日报》说，“土地是我们的全部，当我们老了，没有地该怎么活?”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解释说，这种强行征地的做法是严令禁止的。必须更好地保护土地和农民。
　　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今年我在江西农村考察时了解到，打工农民返乡问题在一些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对于那些返乡农民工较多的县，中央政府要求：第一，县里干部要在短时间内引进企业落户，创造就业岗位。同时既鼓励那些办了企业的农民工回到家乡投资建厂。国家还提供优惠贷款，并在土地和税收上提供特殊政策和政府补贴。第二，要求地方企业多雇用失业农民工。第三，县政府组织下岗再就业培训，帮助农民工在地方企业再就业或是从事个体劳动。这些措施对减少2009年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上文提到的四川某县，县政府成立了职业培训所，让农民工通过再培训达到国内和国际劳动市场的要求。并向创业农民提供无息贷款。
　　在许多县里采访时，我明显感受到，中国农民对中央政府非常信任，但对地方政府极不信任。令农民高兴的是，在过去几年，国家政策更多地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应促使人思考，如何能让农民更多地信任地方政府。因为，只有打击地方政府的腐败，只有地方干部的所思所行能以农民的需求为准则，政府的执政才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