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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四军战史，有一个问题引人关注，那就是1940年春夏关于八路军南下华中部队的战略使用方向的争论。
国民党企图逼迫新四军撤出华北
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未平息，又将反共的重心逐步移向华中。蒋介石企图逼迫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撤出华中，退至黄河以北，尔后凭借黄河天险，堵塞新四军归路，置新四军于死地。
从这年3月起，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在华中地区制造了皖东、皖东北和苏北地区的磨擦事件。在豫皖苏边区，国民党骑二军、骑八师向涡河沿岸推进，对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进行限制与封锁。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纠集了两个师，密谋进攻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涡阳新兴集，并电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于学忠，敦请他派部队分两路南下，进逼津浦路西地区，图谋夹击第六支队，制造新的大规模磨擦事件。同时，以刘少奇（化名胡服）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也受到李品仙部的进犯。
3月13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河南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3月16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要求八路军应该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人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人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注：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人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
4月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主要将领及彭雪枫、刘少奇等，要求八路军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一）某方（注：国民党）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由于要求皖东刘少奇方面、淮北彭雪枫方面“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两方的压力可想而知。
八路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
1940年4月5日，为在华中落实“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黄克诚、彭雪枫及刘少奇等人：华中各路顽固派武装都有困难，“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人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因此，他仍然坚持八路军南下华中：“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人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人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关于南下兵力及主要任务，这份电报指出，“黄（注：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人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文玉）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准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准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创造这一根据地的武装，除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彭吴支队外，还有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他们一起“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
关于指挥关系，这份电报指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显而易见，刘少奇在华中“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中地位最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黄克诚立即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二旅共5个团南下。该部1.2万人，还有随军干部500多名，分两个梯队昼夜兼程，越过陇海路进入豫东、皖北地区。6月20日，第一梯队到达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对于黄克诚南下，彭雪枫、张震非常兴奋。据张震后来回忆：“黄克诚部是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编成的红十五军团部队发展起来的，先后战斗在太行山和冀鲁豫山区，曾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是八路军的主力之一。当此之时，我深感党中央、毛主席发展华中、争夺中原战略决策的英明果断和坚强决心，在豫皖苏边区，有这么一支老部队作骨干，也是我们的迫切愿望！那段日子里，雪枫同黄克诚共叙别情，他俩在红军时期就是亲密的战友，我也经常向两位老上级汇报情况，同他们一起分析研究，谋划运筹，有时通宵达旦。” 彭雪枫、黄克诚都是红三军团的著名指挥员，且两人极有渊源：1933年11月，彭雪枫在江西抚州（今临川）八角亭战斗中负重伤，由黄克诚接任红四师政治委员;1936年5月，彭雪枫到陕西保安红军大学学习，又由黄接任红四师政治委员。
彭雪枫抗战初期是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1938年10月率领部队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番号挺进豫东敌后抗日，所部指挥关系却时常变换，让指战员苦恼不堪。张震曾回忆说：“中共中央曾决定我们归中原局领导，但给养、弹药、经费补充问题尚未明确。江南新四军以为我们归八路军，而八路军则认为我们已属于新四军的建制。因此，我们非常困难，不仅干部、战士每月几角的零用钱发不出，就连每天3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能吃到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就很不错了。”
1939年上半年，彭雪枫部的上级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关系又曾经反复。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该部划归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总指挥;6月，该部又重归中原局管辖，并划归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直到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才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由于种种原因，在不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前提下，彭、黄是想并肩作战的。
对黄克诚部的不同使用意见
对黄克诚部到达华中后如何使用，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与中原局一度有过不同的考虑。毛泽东、彭德怀的意见是：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合编，巩固豫皖苏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同时，派南下华中的另一支部队，即苏鲁豫支队进至泗县、苏北发展，并要求山东鲁南地区派出力量南下苏北。
而刘少奇的意见是：豫皖苏边地区不必放较多兵力，主力应集中于皖东北地区，并向苏北发展。在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途中，他提出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与部署，并要黄克诚率领第二纵队主力4个团，挺进津浦路东，先解决苏北问题。根据毛泽东4月5日电报，“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刘少奇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按中央军委原定意图，黄克诚率部南下与彭雪枫部会师后，这个问题一直还在研究和讨论中。在此期间，考虑到刘少奇的意见，彭雪枫曾提出建议，留黄部新二旅于豫皖苏边区，以第三四四旅与苏鲁豫支队一同出皖东北地区。黄克诚则担心，津浦路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陇海以南地区狭小，不利于大兵团行动。他觉得，根据华北经验，平原游击战争要有山地作为依靠，从长期坚持华中斗争的需要看，主要应向西发展打通联络。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我部行动问题，彭（德怀）与胡（刘少奇）意见尚未一致，请军委速即决定。”
刘少奇电复彭雪枫、黄克诚，认为黄克诚的建议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他认为，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向苏北，再次提出应由黄克诚率2至3个团及苏鲁豫支队进至皖东北，创立根据地。
对刘少奇的意见，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致电彭雪枫等，指出日军第二步计划可能打通平汉线，进占南阳、洛阳，华中还有更大更严重战争之可能。为今后乘机向豫南、鄂北地区发展，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磨擦，提议要认真巩固根据地。彭德怀强调说“彭雪枫以一个纵队整军是发展华中的根本大计”。
一开始，毛泽东倾向于彭德怀的意见。6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由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明确规定“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b任务。”同时，毛泽东也照顾了刘少奇的意见：中央军委要苏鲁豫支队迅速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还要求八路军第四纵队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彭雪枫、黄克诚立即开始整编部队，组成了4个旅的架构并下达了各旅干部的任命，明确了防区和任务，并与八路军总部建立了电台联系。
毛澤东曾经指出，黄克诚部“应遵朱、彭令开人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所以，“部署兵力布置工作”要听刘少奇意见。
6月29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报党中央，要求彭、黄两部合编后，“准备在20天后派3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其余部队除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分向怀远及淮阳以北两个方向活动”。
接电后，彭雪枫与黄克诚商量，认为豫皖苏边区的日伪军时出“扫荡”，南面又有国民党重兵，正积极部署向我进攻。彭、黄会师后，虽然敌伪顽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所改善，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特别注意巩固这一战略根据地。他们考虑，在继续扩大时，可先完成西面打通睢杞太地区的任务，使这两块老区联结起来;而津浦路东已经有张爱萍部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等，敌情也没有路西那么严重和紧迫，所以第四纵队处于中原地区机动位置上，若日军打通平汉路把豫西南变成敌后，第四纵队则可乘机向伏牛山或大别山发展。显然，这对于完成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战时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八路军南下主力东开
1940年7月1日，基于上述考虑，彭雪枫向党中央并中原局发电，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华中整个发展形势，在解决目前之物资困难、磨擦问题上说，则以向东为有利。但在与日伪顽长期斗争上打算，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据华北经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必有山地为依托。建议在今后的平原游击战争中，要更加密切注意山地之发展。他还建议，黄克诚部应留下，以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战争形势有变，即可西人伏牛山，南进大别山。而目前，则可向宿县、怀远、蒙城、寿县、凤台发展，又可向柘城、淮阳、太康发展，与睢杞太地区打通联系等。同时，他还提出了将华中分为4个战略区及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移来豫皖苏边等建议。黄克诚也在这份电报上署了名，“我因刚刚到达，情况不甚了解，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挥。于是，我同意了彭雪枫同志的意见，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 建议电发出后没几天，他们就收到了刘少奇的復电，要他们先派3个团东援，完成任务后再归还原建制。7月中旬，刘少奇又连续发电催黄克诚率部东进。当时，彭雪枫、黄克诚均有顾虑：因第四纵队虽隶属八路军总部建制，归中央军委、总部指挥，但中央军委、总部也曾电示他们，要受中原局、刘少奇的指挥。在上级意见并未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黄克诚便报告、请示了毛泽东，得到批准后，他于7月27日率第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与新二旅越过津浦路，进抵皖东北地区。
黄克诚部刚到皖东北，中原局即决定，将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东西之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并重申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部署，区分了战略任务：以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合编，仍称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下辖3个旅，活动在豫皖苏（包括睢杞太）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以八路军新二旅、第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部大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
后来，黄克诚在其《黄克诚自述》中说：“一个月来，经过反复商量，几度变化，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原局、少奇同志确定的方针部署，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下，两次整编了部队，以积极的姿态，准备迎击顽军的进攻。”但是，经过这次整编后，第四纵队4个旅的架构不复存在，调整为第四、第五、第六3个旅的架构，“三四四旅部队则改番号为第四旅。该旅领导多次反映，要求六八七团归建。从我们的主观愿望说，也想要该团回来，因为中原局曾表示过，黄克诚所率之三个团完成东进任务后仍归还原建制。因此，我们在部队建设上没有及时充实四旅，总想等六八七团回来，这样，该旅作为纵队主力旅的作用，便受到一定影响。”
对于这次八路军南下兵力使用的战略争论，《彭雪枫传》有过如是客观评价：“从3月至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与中原局及彭雪枫之间，对战略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华中情况的可能发展，经过反复磋商，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增加了华中的兵力，彭雪枫与黄克诚在这一战略调整和部队整编的过程中，既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又坚决执行中央、总部和中原局的决定，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他们克服困难，领导部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整编，以积极的态度为迎击日伪顽军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并付诸于行动。”
也就是说，彭雪枫与刘少奇的战略争论是党内正常的意见交流，根本不涉及路线斗争。
此后，彭雪枫坚决按照刘少奇指示行动，最后战死在反顽战场。
国民党企图逼迫新四军撤出华北
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未平息，又将反共的重心逐步移向华中。蒋介石企图逼迫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撤出华中，退至黄河以北，尔后凭借黄河天险，堵塞新四军归路，置新四军于死地。
从这年3月起，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在华中地区制造了皖东、皖东北和苏北地区的磨擦事件。在豫皖苏边区，国民党骑二军、骑八师向涡河沿岸推进，对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进行限制与封锁。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纠集了两个师，密谋进攻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涡阳新兴集，并电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于学忠，敦请他派部队分两路南下，进逼津浦路西地区，图谋夹击第六支队，制造新的大规模磨擦事件。同时，以刘少奇（化名胡服）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也受到李品仙部的进犯。
3月13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河南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3月16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要求八路军应该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人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人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注：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人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
4月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主要将领及彭雪枫、刘少奇等，要求八路军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一）某方（注：国民党）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由于要求皖东刘少奇方面、淮北彭雪枫方面“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两方的压力可想而知。
八路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
1940年4月5日，为在华中落实“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黄克诚、彭雪枫及刘少奇等人：华中各路顽固派武装都有困难，“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人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因此，他仍然坚持八路军南下华中：“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人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人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关于南下兵力及主要任务，这份电报指出，“黄（注：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人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文玉）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准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准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创造这一根据地的武装，除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彭吴支队外，还有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他们一起“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
关于指挥关系，这份电报指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显而易见，刘少奇在华中“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中地位最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黄克诚立即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二旅共5个团南下。该部1.2万人，还有随军干部500多名，分两个梯队昼夜兼程，越过陇海路进入豫东、皖北地区。6月20日，第一梯队到达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对于黄克诚南下，彭雪枫、张震非常兴奋。据张震后来回忆：“黄克诚部是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编成的红十五军团部队发展起来的，先后战斗在太行山和冀鲁豫山区，曾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是八路军的主力之一。当此之时，我深感党中央、毛主席发展华中、争夺中原战略决策的英明果断和坚强决心，在豫皖苏边区，有这么一支老部队作骨干，也是我们的迫切愿望！那段日子里，雪枫同黄克诚共叙别情，他俩在红军时期就是亲密的战友，我也经常向两位老上级汇报情况，同他们一起分析研究，谋划运筹，有时通宵达旦。” 彭雪枫、黄克诚都是红三军团的著名指挥员，且两人极有渊源：1933年11月，彭雪枫在江西抚州（今临川）八角亭战斗中负重伤，由黄克诚接任红四师政治委员;1936年5月，彭雪枫到陕西保安红军大学学习，又由黄接任红四师政治委员。
彭雪枫抗战初期是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1938年10月率领部队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番号挺进豫东敌后抗日，所部指挥关系却时常变换，让指战员苦恼不堪。张震曾回忆说：“中共中央曾决定我们归中原局领导，但给养、弹药、经费补充问题尚未明确。江南新四军以为我们归八路军，而八路军则认为我们已属于新四军的建制。因此，我们非常困难，不仅干部、战士每月几角的零用钱发不出，就连每天3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能吃到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就很不错了。”
1939年上半年，彭雪枫部的上级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关系又曾经反复。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该部划归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总指挥;6月，该部又重归中原局管辖，并划归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直到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才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由于种种原因，在不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前提下，彭、黄是想并肩作战的。
对黄克诚部的不同使用意见
对黄克诚部到达华中后如何使用，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与中原局一度有过不同的考虑。毛泽东、彭德怀的意见是：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合编，巩固豫皖苏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同时，派南下华中的另一支部队，即苏鲁豫支队进至泗县、苏北发展，并要求山东鲁南地区派出力量南下苏北。
而刘少奇的意见是：豫皖苏边地区不必放较多兵力，主力应集中于皖东北地区，并向苏北发展。在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途中，他提出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与部署，并要黄克诚率领第二纵队主力4个团，挺进津浦路东，先解决苏北问题。根据毛泽东4月5日电报，“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刘少奇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按中央军委原定意图，黄克诚率部南下与彭雪枫部会师后，这个问题一直还在研究和讨论中。在此期间，考虑到刘少奇的意见，彭雪枫曾提出建议，留黄部新二旅于豫皖苏边区，以第三四四旅与苏鲁豫支队一同出皖东北地区。黄克诚则担心，津浦路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陇海以南地区狭小，不利于大兵团行动。他觉得，根据华北经验，平原游击战争要有山地作为依靠，从长期坚持华中斗争的需要看，主要应向西发展打通联络。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我部行动问题，彭（德怀）与胡（刘少奇）意见尚未一致，请军委速即决定。”
刘少奇电复彭雪枫、黄克诚，认为黄克诚的建议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他认为，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向苏北，再次提出应由黄克诚率2至3个团及苏鲁豫支队进至皖东北，创立根据地。
对刘少奇的意见，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致电彭雪枫等，指出日军第二步计划可能打通平汉线，进占南阳、洛阳，华中还有更大更严重战争之可能。为今后乘机向豫南、鄂北地区发展，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磨擦，提议要认真巩固根据地。彭德怀强调说“彭雪枫以一个纵队整军是发展华中的根本大计”。
一开始，毛泽东倾向于彭德怀的意见。6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由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明确规定“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b任务。”同时，毛泽东也照顾了刘少奇的意见：中央军委要苏鲁豫支队迅速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还要求八路军第四纵队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彭雪枫、黄克诚立即开始整编部队，组成了4个旅的架构并下达了各旅干部的任命，明确了防区和任务，并与八路军总部建立了电台联系。
毛澤东曾经指出，黄克诚部“应遵朱、彭令开人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所以，“部署兵力布置工作”要听刘少奇意见。
6月29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报党中央，要求彭、黄两部合编后，“准备在20天后派3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其余部队除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分向怀远及淮阳以北两个方向活动”。
接电后，彭雪枫与黄克诚商量，认为豫皖苏边区的日伪军时出“扫荡”，南面又有国民党重兵，正积极部署向我进攻。彭、黄会师后，虽然敌伪顽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所改善，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特别注意巩固这一战略根据地。他们考虑，在继续扩大时，可先完成西面打通睢杞太地区的任务，使这两块老区联结起来;而津浦路东已经有张爱萍部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等，敌情也没有路西那么严重和紧迫，所以第四纵队处于中原地区机动位置上，若日军打通平汉路把豫西南变成敌后，第四纵队则可乘机向伏牛山或大别山发展。显然，这对于完成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战时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八路军南下主力东开
1940年7月1日，基于上述考虑，彭雪枫向党中央并中原局发电，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华中整个发展形势，在解决目前之物资困难、磨擦问题上说，则以向东为有利。但在与日伪顽长期斗争上打算，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据华北经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必有山地为依托。建议在今后的平原游击战争中，要更加密切注意山地之发展。他还建议，黄克诚部应留下，以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战争形势有变，即可西人伏牛山，南进大别山。而目前，则可向宿县、怀远、蒙城、寿县、凤台发展，又可向柘城、淮阳、太康发展，与睢杞太地区打通联系等。同时，他还提出了将华中分为4个战略区及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移来豫皖苏边等建议。黄克诚也在这份电报上署了名，“我因刚刚到达，情况不甚了解，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挥。于是，我同意了彭雪枫同志的意见，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 建议电发出后没几天，他们就收到了刘少奇的復电，要他们先派3个团东援，完成任务后再归还原建制。7月中旬，刘少奇又连续发电催黄克诚率部东进。当时，彭雪枫、黄克诚均有顾虑：因第四纵队虽隶属八路军总部建制，归中央军委、总部指挥，但中央军委、总部也曾电示他们，要受中原局、刘少奇的指挥。在上级意见并未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黄克诚便报告、请示了毛泽东，得到批准后，他于7月27日率第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与新二旅越过津浦路，进抵皖东北地区。
黄克诚部刚到皖东北，中原局即决定，将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东西之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并重申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部署，区分了战略任务：以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合编，仍称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下辖3个旅，活动在豫皖苏（包括睢杞太）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以八路军新二旅、第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部大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
后来，黄克诚在其《黄克诚自述》中说：“一个月来，经过反复商量，几度变化，我们坚决执行了中原局、少奇同志确定的方针部署，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下，两次整编了部队，以积极的姿态，准备迎击顽军的进攻。”但是，经过这次整编后，第四纵队4个旅的架构不复存在，调整为第四、第五、第六3个旅的架构，“三四四旅部队则改番号为第四旅。该旅领导多次反映，要求六八七团归建。从我们的主观愿望说，也想要该团回来，因为中原局曾表示过，黄克诚所率之三个团完成东进任务后仍归还原建制。因此，我们在部队建设上没有及时充实四旅，总想等六八七团回来，这样，该旅作为纵队主力旅的作用，便受到一定影响。”
对于这次八路军南下兵力使用的战略争论，《彭雪枫传》有过如是客观评价：“从3月至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与中原局及彭雪枫之间，对战略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华中情况的可能发展，经过反复磋商，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增加了华中的兵力，彭雪枫与黄克诚在这一战略调整和部队整编的过程中，既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又坚决执行中央、总部和中原局的决定，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他们克服困难，领导部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整编，以积极的态度为迎击日伪顽军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并付诸于行动。”
也就是说，彭雪枫与刘少奇的战略争论是党内正常的意见交流，根本不涉及路线斗争。
此后，彭雪枫坚决按照刘少奇指示行动，最后战死在反顽战场。